八音齐鸣：曾侯乙墓音乐宝库重大发现

2023-10-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演奏宫廷雅乐的时候，每一种都不能少，叫做“八音齐鸣”。汇报省里、请示中央，就这样，发现了“曾侯乙墓”，一个巨大的音乐宝库被打开了。在这套编钟出土之前，学术界一直对文献中有关中国古代曾有双音钟的记载，持怀疑态度。因为在这之前，一些中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还没有七声音阶，音乐作品中也不可能转调。因此音乐界有一个习惯做法，在表现中国特色时，愿意用五声音阶的曲调作为象征。

Music Box最初可能是18、19世纪洋人们送给清宫皇室成员享玩的，不知是哪位高人将其译成了“八音盒”。为什么说这个名称是高人所译呢，如果直译为“音乐盒”的话也没有错，但显然是浅白、直露了，传达不出文雅气息。那个时候人们对翻译提出的三条标准是：信、达、雅，“八音”这个词可实在是够雅的了。下面就来说说这个词的来历。早在将近三千年前的周朝，中国的礼乐制度便建立起来了。当时将所用的乐器，根据制作材料的不同分为八个种类：金、石、丝、竹、匏、土、革、木，每一类里包含若干种乐器。钟、铙、镛属金类；磬属石类；琴、瑟属丝类；管、龠、箫、篪属竹类；笙、竽属匏类；埙、缶属土类；鼓属革类；柷、敔属木类。演奏宫廷雅乐的时候，每一种都不能少，叫做“八音齐鸣”。我们今天在北京的故宫、天坛，山东曲阜的孔庙以及全国各地文庙的大殿里，还能够见到这样的陈设。慢慢地“八音”这个词，在汉语里就成了音乐或乐器的代称。

图1-1 曾侯乙编钟

1978年5月的一天，在湖北省随县一个名为擂鼓墩的建筑工地上，解放军战士正在建设营房，在推土机、挖掘机的轰鸣声中，人们感觉出了一种异样，——不能再挖了，下面可能是墓葬。汇报省里、请示中央，就这样，发现了“曾侯乙墓”，一个巨大的音乐宝库被打开了。将包裹着棺木的全部盖板揭开后，约220平方米大的“游泳池”呈现在人们面前。待水逐渐抽尽，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一套连架子在内的共2.73米高的编钟吸引住了（图1-1）。这个钟架是铜木结构，悬挂着大小65件、共两千五百多公斤重的青铜钟（水退尽后发现，有几个钟已坠地），居然屹立了两千四百多年，不腐朽，不垮塌，也可能是音乐的神奇力量使然吧。这个墓主人是春秋战国之际、“曾国”一个名字叫做“乙”的君侯。同时被埋葬的还有21位青年女性，不知是墓主人的姬妾，还是乐舞的表演者。墓中出土的青铜器总重量达10吨。除了乐器，还有酒器、祭器、兵器。从这些器物的精美造型到巧夺天工的技艺，我们不难感受到当时的社会在各个方面发展水平之高。

乐器的总数是124件，计有钟、磬、琴、瑟、鼓、笙、箫、篪等多个品种。乐器之多，是历次出土音乐文物无法比拟的。众多的乐器被整齐地摆放在大墓的中室和东室里，俨然就是一座“地下音乐厅”。沿南墙放有青铜温酒器和其他礼器，显然是为模仿墓主人生前宴乐场面而精心安排的，可以想见奏乐时的排场和盛况。更令人称奇的是，这套编钟不但配件齐全，居然还能完好如初地演奏。不仅青铜乐器是这样，墓中同时出土的竹木乐器，在两千多年后重见天日时，其保存的完好程度也令人咋舌。下面我们就通过这些乐器，看一看当时音乐艺术发展的情况。

从周代到战国，中国不仅思想理论活跃、流派纷呈，在很多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我们今天也难以望其项背的。当时的“乐”，是与“礼”互为彰显、互为补充的。为了更好地配合“礼”所包含着的等级因素，此时的“乐”，尤其在钟、磬等的制作和演奏方面，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和完善。早在西周中晚期，编钟已由三枚或五枚发展为八枚一组，如陕西扶风齐家村出土的编钟。至春秋中晚期，每套编钟又增为九枚一组或十三枚一组，如山西侯马出土的晋国十三号墓编钟。曾侯乙墓中的这六十多件钟被分为三层悬挂在架子上，每个钟上都刻有铭文，加在一起有两千八百多个字。通过古文字学家的解读，我们震惊了，原来这是一部当时的音乐基础理论“书”。说的是春秋战国之际，楚、齐、晋、周、申等地和曾国本地各种音律名、音阶名、变化音名之间的对照情况。这套编钟的入土时间是战国之初，因此，这部“书”真实地反映了此前的音乐实践活动，还反映了各诸侯国之间音乐交流的频繁。因为各国的音律名称和术语系统不同，没有明确的比较、提示，就无法演奏别国的乐曲，钟上的铭文就是起这个作用的。

这套编钟另一处令我们惊诧的地方，是它本身的发音。每一个钟敲击不同的位置，都能够得到高低不同的两个音，这是双音钟！在这套编钟出土之前，学术界一直对文献中有关中国古代曾有双音钟的记载，持怀疑态度。认为那不过是古人的一种美好愿望或是努力目标，而从未实现过。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使我们解除了怀疑，同时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古代的铸造工艺水平之高，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这套编钟的总音域跨越了五个八度，音阶结构在基本音列上和现代的C大调七声音阶一致，中间的三个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转调演奏，且音乐性能良好，音色优美悦耳。根据磬体上的铭文和编号看，墓中的编磬共41枚（实存32枚，其余已毁损），分上下两层悬挂。钟磬合鸣时的美妙乐声，我们可以从《淮南子》的记述中感受一些：“近之则钟声亮，远之则磬音彰。”再加上其他27件乐器，这个庞大的、具备高、中、低几个声部又能转调演奏的管弦乐队，说明当时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是居世界前列的。(www.chuimin.cn)

曾侯乙墓文物的出土，为我们了解先秦乐器制作的工艺水平和乐器音响学的发展水平，提供了生动的实例，世界音乐文化界也由此而重新认识古代的中国音乐。因为在这之前，一些中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还没有七声音阶，音乐作品中也不可能转调。对于调高、音阶、调式结构、自然音、变化音、八度关系、音程等问题，更不可能有科学而精确的论述，而面对这个“地下音乐厅”，人们不再怀疑了。

曲例一：曾侯乙编钟演奏《楚商》

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音阶的概念，它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逻辑上讲，七声音阶应该晚于五声音阶。如果用现代的音乐观念来置换的话，五声音阶相当于Do、Re、Mi、Sol、La，对此，中国在远古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的称呼，叫做“宫、商、角、徵、羽”，简称“五声”或“五音”。如果细讲起来，它又与中国的传统观念有关，相对应的是五行、五更、五味、五毒、五色、五常、五脏等，为什么用这几个字，有可能与中国古代的天文观念有关，也有可能与家禽、牲畜的鸣叫声有关。如果注意观察的话会发现，今天仍然流传着的许多汉族民歌和器乐曲（也包括戏曲、曲艺）多是五声音阶的。因此音乐界有一个习惯做法，在表现中国特色时，愿意用五声音阶的曲调作为象征。当然这只能是某些音乐家愿意选择的一种“做法”而已，并不能说明中国音乐仅仅是五声音阶的。七声音阶多出来的两个音，一个位于角、徵之间，称“清角”或“变徵”；另一个位于羽、宫之间，称“清羽”或“变宫”。为什么这样称呼？其意义也不难理解，“清”相对应的是“浊”，既然从“水”，其本意无疑是说水的。被借用到音乐里来，“清”就是形容音的高，“浊”就是形容音的低。

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半音，是当今世界范围内音乐实践的最普遍的规律。而曾侯乙墓出土的这套编钟，向我们证实了早在两千四百多年前，中国人已经认识、实践着“十二律”，并且很早就有了自己的名称，它们是：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简称“律吕”或“六律”、“六吕”。这12个名称初见于《国语》一书，讲的是公元前522年周景王命伶州鸠铸钟的故事。把一套编钟的音律铸造准确是不容易的，它需要相当的技术条件，还要有精确的计算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这说明在当时，中国的冶金铸造、音律计算和音乐艺术实践，都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律”字的本义就是“标准”，说的就是音乐的事情，“音律”就是为了构成一定调高的音阶序列而定的尺度。围绕着这个字，后来出现的规律、纪律、法律、戒律、律诗、律尺、律令等，都有这一层意思。其实，“度、量、衡”的起源，“分、寸、尺”的标准，也可以追溯到音律的计算，而月份、时辰、甲子等，恐怕也与此有关。我们说中国音乐的博大精深，这应是一个方面。有关中国古代律学的发展情况，我们还将在后面的叙述中提到。

八音齐鸣：曾侯乙墓音乐宝库重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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