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与优化

2023-10-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2.2.3旅游环境承载力量化模型的研究在评价方法上出现了静态计量模型与动态计量模型交叉融合的趋势，如表1-5所示。

1.2.2.1　旅游环境承载力内涵的研究

在国内，赵红红最早进行旅游环境容量/承载力相关问题的探讨[74]，将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引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学者考虑旅游目的地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参数约束[75]，将旅游环境承载力作为旅游目的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判据[76，77]。此时，学者多在考虑满足旅游者最低游览需求的条件下[78]，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阈值进行分析，对该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79]，对其进行边界的界定[80]。随后，该问题的探讨出现了以管理目标为强制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旅游者游览要求的前提下，考虑当地居民从中受益[81]。伴随着张广海对旅游环境相对承载力的提出[82]以及郑娜莎在LAC和VERP框架下界定了旅游环境承载力[83]，以城市为代表的旅游目的地的承载力问题得到重视[84]。帕累托最优组合等理论被用来进行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85]。对居民心理承载力的探讨逐步受到重视[86]。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87]，翁钢民等对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的优化路径进行了定性分析[88]。杨秀平等对城市旅游环境可持续承载的管理创新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构建了其生成机制，探讨了内外部“种子”基于“问题探索式”的管理创新[89]。王亚如等基于旅游效用最大化视角，构建了旅游目的地景观环境的承载力框架并对承载力阈值进行了分析[90]。

国内学者对旅游环境承载力概念集中在“强度”或“人数”的探讨，把旅游目的地所能接待的旅游者人数看成阈值或强度的判断标准，使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概念陷入“最大”（游客人数或使用水平）的“盲谷”，导致学者过分追逐于旅游者极限数值计量方法的研究。

1.2.2.2　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标的研究

楚义芳从基本承载力和非基本承载力角度对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了分析[91]。崔凤军基于游人密度、旅游收益强度、旅游用地强度进行了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探讨[76，77]。胡炳清提出了旅游服务设施承载力的五个限制性因子[78]。刘玲从旅游六要素角度进行了指标体系的构建[79]。明庆忠等从自然、人工、社会三个角度进行了分析[92]。戴学军等从目前可利用的、选择性的和存在性的环境容量进行了指标体系的划分[93]。张广海等构建了相对承载力指标体系[83]。郑娜莎从旅游环境理想状态和旅游影响可接受的极限两个层面构建了指标体系[84]。刘佳等以滨海旅游目的地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指标体系[94]。张博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社会角度构建了旅游目的地居民心理承载力指标[86]。胡强盛等从生态系统、能源消耗、环境保护角度构建了旅游目的地生态环境系统的指标体系[95]。

国内学者对指标体系内涵的理解逐步丰富，尤其以崔凤军、张广海、刘佳等学者对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构建的贡献较为突出。

1.2.2.3　旅游环境承载力量化模型的研究

在评价方法上出现了静态计量模型与动态计量模型交叉融合的趋势，如表1-5所示。静态计量模型方面，20世纪80年代，保继刚[96]、赵红红[74]对其进行了面积法的测算。胡炳清运用周转率测算了设施承载力[78]。崔凤军利用最小值法与层次分析法结合提出了测算模型[76]。刘玲利用全线容量法、路线周转法、景点线路结合法等对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了基于“游道”的测算[79]。翁瑾采用问卷调查法测算了旅游者心理容量[97]。刘益把测算模型中景点日周转率修正为景区日周转率[98]，提升了测算模型构建的合理性。在以旅游景区为代表的旅游目的地，学者多用面积法、设施法和游道法，结合周转率对指标进行测算，“最小值法（木桶原理）”[98-100]成为此时旅游目的地综合承载力测算公认的方法。

近些年，相关学科的量化模型用于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探讨逐步增多，如：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权重[87，101，102]的模糊综合评价法；单目标线性规划法寻求资源限制条件下，经济目标与生态环境目标的最优化[75，103]。有学者呼吁结合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论，采用多目标决策方法对其进行分析——这是未来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值得关注的领域之一[104]。在空间分析方面，崔凤军等以泰山为例进行了研究[105]；Zhang Renjun利用旅游者空间行为模拟（TSB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管理空间数据[106]，通过Multi-agent系统模拟个体行为，建立了旅游环境承载力测算模型；王友明利用状态空间法进行了旅游环境承载力测度[84]。生态足迹方法用于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为学者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学者利用该理论对旅游环境承载能力进行了测算[107]，并结合省域特征进行了研究[108，109]。此外，戴学军等通过现实环境指数、累计效应系数、风险系数的校正，得出旅游规划的环境容量[93]。王辉等利用边际效应理论，建立了量化评测的状态模型[110]。郑娜莎通过对比指标现状值和指标标准值来确定旅游环境理想状态是否满足或者旅游影响是否可接受[84]。王亚如等借助实验问卷，基于Logit模型进行了参数估计[90]。(www.chuimin.cn)

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动态计量模型分为两种趋势：一种与旅游目的地的季节性结合，结合旅游淡季、平季和旺季进行分析[102，111]；另一种强调分析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建立可持续承载的动态仿真模型[81]。灰色预测模型[95]、耦合模型[95，112]、结构方程[113]、Logit模型[90]等多种量化方法运用到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动态研究[114]，拓展了研究视野，丰富了量化方法。

表1-5　旅游环境承载力计量模型
Table 1-5　The econometric model of typical tourism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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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测算模型已经从单纯的静态测量发展到动态研究，学者对量化模型的探讨以旅游者人数的测算为最终目标。刘佳、褚英敏等学者的研究改变了分量指标面积法、游道法、设施法量测主观因素干扰过多的弊端，为量化分析提升客观性进行了勇敢的尝试。但从实践经验来看，旅游者数量的控制缺乏行之有效的管理举措，导致陷入了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未与管理工具结合，研究中单纯测算的“旅游者数量的数字泥潭”的现状仍在持续。

1.2.2.4　旅游环境承载力管理工具的研究

自1999年起，以清华大学为代表，学者对LAC理论及其派生工具进行了研究[115]。部分学者从经济学、管理学等角度对“超载”问题提出了解决举措，如：王虎等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超载问题，提出运用直接管制、大众传媒、门票价格杠杆等调控举措[116]；田勇构建了旅游环境调控体系[117]；董杰等提出了热点旅游目的地的分流、价格杠杆的应用、景区协调的举措[118]；卢松指出，延长时间、“削峰填谷”、新区建设、加强管理、宣传和引导等举措[111]，可以解决“超载”问题。郑娜莎结合旅游目的地的生命周期特征，提出了具体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管理举措[84]。宋珂等分情景进行了对策探讨[119]。张满生等基于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变化，进行了相关对策的探讨[120]。

将预警理论与旅游环境承载力结合的研究，对国内管理工具的发展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翁钢民等在国内率先提出旅游环境承载力预警系统的理论研究框架[121]，随后，杨春宇[122]、石云霞[123]、刘佳等[124]、马守春等[125]结合具体旅游目的地对旅游环境承载力预警进行了量化研究并提出了预控举措。

从国内管理工具的发展看，清华大学对国外LAC管理工具的引入，为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融合起到了桥梁作用。但在相关文献中多为“固定模型”的定性举措[126]，旅游环境承载力测算出的数字孤立存在于旅游规划文本中，配套策略的制定[127]、务实性的引导工作较为缺乏[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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