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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29
城市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现状及优化评价
【摘要】：20世纪80年代，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得到了世界旅游组织的关注[12]。部分学者指出，用自然资源和人类可接受的影响代替“数值”计算[27-29]，把旅游影响研究纳入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体系。
环境承载力的概念始于人口论[6]。20世纪30年代，美国就出现了针对国家公园承载力的相关研究[7]。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学者激发了对游憩环境承载力（Recreation Carrying Capacity）相关概念的探讨，提出游憩环境承载能力随游憩目的地选择的差异而不同[8]。Lime等在考虑旅游环境与游客感受的基础上，对旅游环境利用强度进行了分析[9]。Wall等、世界旅游组织推动旅游环境承载力问题得到国际研究领域的关注[10，11]。20世纪80年代，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得到了世界旅游组织的关注[12]。此阶段研究的重要特征在于“数值型”研究地位的确立，以Mathieson等为代表的学者从“最大游客量”角度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内涵进行了界定[13]，推动了旅游环境承载力相关问题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数值型”的测定。
20世纪90年代，对以“地”为中心理念和以“人与地”为中心理念的不同侧重，影响着学者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相关问题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以“地”为中心的理念在此阶段占主流，突出“数值型”研究，学者从自然环境出发，分析旅游目的地的水体、大气、土壤、植被、生物、旅游资源等的承载状况，并促成了实证研究的发展。以“人与地”为中心的理念，在满意度、影响水平、使用水平的框架下[14]，学者除考虑自然环境外，把居民、基础设施、旅游服务设施、管理者的管理水平纳入概念探讨的范畴[15-24]。有些学者从“人与地”为中心的理念出发，探讨旅游环境承载力关注旅游者感受、融入旅游活动对旅游目的地发展的价值判断，对旅游环境承载力内涵的认识逐步深入；但在探究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衡量标准时，仍将旅游者的使用水平作为唯一衡量标准，通过旅游目的地旅游者的密度或旅游者的数量的容纳数值对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衡量。
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认为旅游环境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25]，希望通过限制旅游者数量的增长，达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两种理念交织发展，促使其概念集中在资源完整性的生物物理组成（Biophysical Component）和行为组成（Behavioural Component）。
进入21世纪，随着“人与地”关系统治地位的确立，学者逐步达成共识，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既要关注旅游者行为与旅游感受，又要关注生物物理与资源的门槛[26]。部分学者指出，用自然资源和人类可接受的影响代替“数值”计算[27-29]，把旅游影响研究纳入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体系。
总之，概念的研究经历了“使用水平/满意水平/利用强度”→“极限数值”→“旅游影响”阶段，研究成果颇丰，如表1-1所示。从国外概念发展看，早期的概念关注承载最大旅游者数量的计算，概念核心内容是建立反映当地管理者和规划者愿望的旅游者活动的门槛[30]，集中在这种限制是旅游环境系统固有的特征还是受管理目标、政治目标驱动[31]。
表1-1 国外学者提出的旅游环境承载力代表性概念
Table 1-1 Representative concept of foreign scholars on the tourism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1.2.1.2 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标的研究
早期，美国林业服务部门研究小组对指标体系进行了尝试性的建立，有助于推动指标体系的科学化、合理性进程，为计量模型的构建奠定了基础[32]。Lime等提出了生物物理、社会文化、心理和管理的分类[33]。Get从自然、经济、生态、社会/文化、政治/政府、旅游者六个方面进行了分析[34]。Kousis从自然、经济和社会角度进行了分析[14]。Inskeep从旅游业的接待能力和环境的承受能力进行了分析[35]。20世纪90年代，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指标扩展到生态、经济、社会、感知方面[36，37]。Eric等从环境、社会-文化、社会-经济角度建立了指标体系[38]。Butler基于社会、经济和自然角度建立了指标体系[25]。Perić等提倡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以社会责任为导向，考虑当地社区的利益，该研究视角为旅游目的地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39]。Wozniak等对旅游活动产生的社区压力进行了分析[40]。社会承载力方面，旅游者的利用水平可能超过了旅游者的经历和满意度可接受的范围，学者呼吁公共政策的介入，以确保旅游业发展的可持续性，指出从社区角度界定文化因素比从旅游者角度界定文化因素更合理[41]，多主体在旅游活动中的积极参与有助于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提升[42]。
部分学者指出旅游承载力指标体系中的“弹性”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系统的柔性，如水的供应、废弃物的处理、电的供应、交通状况、社会适应性等方面[43，44]。大多数研究集中在指标体系构成的探讨[45]，但指标构成中社会和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社会环境的提升、多主体对旅游环境需求的满足等问题的研究尚属空白[46，47]。对其子系统进行分析有助于对旅游环境承载力内部系统的深入分析[48]。
1.2.1.3 旅游环境承载力量化模型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主要围绕“魔法数字（Magic Number）”展开量化方法的探讨，受“数值型”概念的影响，人们误以为找到了解决旅游目的地发展和解决旅游环境使用量问题的“钥匙”。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数值型”的计量标准遭到争议。根据“木桶原理”，如果仅凭重要的限制因素来决定旅游环境承载力，旅游环境其他因素的发展和增长可能被遏制[49]。Get[34]尝试性地构建了旅游环境相关变量，改变了旅游环境承载力仅靠“短板”制约的囧困处境。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对多种计量模型探讨增多，如统计模型[50]、用数学方法重构的旅游环境承载力社会子系统模型[51]、旅游者使用状况与旅游影响的关系模型[31]等。不考虑多种效益的兼顾与决策者偏好，单纯地考虑旅游目的地对旅游者的容纳数量，是没有意义的[52]。学者针对合理范围出现了基于个体模型的计算机仿真和系统动力学模型的理论探讨[53]，并对承载级别从“弱载、适载和最大负荷”方面进行了界定[54]。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评估和优化需要结合旅游业发展过程进行深入思考。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要面对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矛盾，应分析居民与旅游者之间冲突发生的可能性[55]，并写入社区发展规划，鼓励社区相关主体的参与[56]。Salerno等基于相关主体需求进行研究，提出了“参与导向的系统边界（历史背景、环境问题和驱动力评估、环境状态预期）、定性模型、管理上的研究视角、量化模型与适宜性管理”循环研究框架[57]。
从对国外计量模型的梳理看，旅游环境承载力取决于影响的可测度和影响的极限是否能够确定。在稳态系统中，研究需要考虑旅游环境的特征与文化因素[42，54]。在时间尺度上人类行为和种群生态关系非突变的情况下，旅游环境承载力才能被测定[52]，学者倡导利用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论[48]，探讨旅游环境承载力与旅游活动阈值的关系[58]，其阈值随着外界条件的改变而调整[59]。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推进“数值型”研究与“使用水平、满意度等”研究的融合、定量化的计量模型在研究中的应用，拓展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内容与应用领域；考虑与多主体需求的结合，推动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的实质性进程。(www.chuimin.cn)
1.2.1.4 旅游环境承载力管理工具的研究
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注重对人地和谐关系的保护，而被保护区域的生物物理特点、社会因素、管理政策等比旅游者数量更重要[60]。Stankey等提出了LAC理论，即旅游目的地可容忍变化的限制（Limites of Acceptable Change）[61]，该理论通过9大步骤（如表1-2所示），衡量何种旅游环境或情况是旅游目的地“最合适”的或“可接受”的。LAC理论的最大特点是引入了较为完善的旅游目的地公众参与机制。Ahn等运用该理论研究了美国小镇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及能够接受的影响[62]。该理论的提出有助于对旅游影响研究进行较为深入的探究。
表1-2 LAC理论的框架
Table 1-2 The framework of LAC theory
旅游者感受和资源保护理论（VERP），通过对旅游目的地利益相关者的协调，对旅游环境系统限定性指标进行控制，以保障旅游环境的可持续发展[63，64]，其步骤如表1-3所示。
表1-3 旅游者感受和资源保护理论（VERP）的整体框架
Table 1-3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visitor experience and resource protection theory
旅游目的地可容忍变化的限制（LAC）和旅游者感受和资源保护理论（VERP）相比较，优势在于：摆脱了“单纯的数量指标的极限”，分析其在怎样的变化范围是可行的[65，66]。LAC和VERP的逻辑是相同的，管理目标、指标和标准在框架中都占有重要地位[67，68]。此外，旅游者活动的管理过程（VAMP）[69]、对旅游者的影响管理（VIM）[70]、旅游者游憩机会图谱（ROS）、旅游最优化管理（TOMN）等，通过建立“最低可接受的标准”，实施满足标准采用的“监测技术”手段[64]。LAC理论侧重于对保护区的探讨，VIM理论侧重于对旅游景区的探讨，VERP理论和VAMP理论侧重于对国家公园的探讨，ROS理论和TOMM理论侧重于对自然景观的探讨，其特征如表1-4所示。Navarro等[65]以海滩为例进行了旅游目的地的管理响应模型的构建，如图1-1所示。
表1-4 国外管理工具的特征分析
Table 1-4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reign management tool
注：＊为正面效应；○为负面效应（数量不同通过个数表达）。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71、72、73修改。
图1-1 旅游目的地管理的响应模型
Fig.1-1 Response model of tourism destin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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