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诠释学五层次理论论纲：未来导论

纵观以往创建中国诠释学的各种论说，学者们虽然也论及了诠释学之中国特点问题，但总体而观，大致还是顺着西方诠释学之中国应用这个“以西解中”的主体方向和中心论域展开的。学者们或坚守“诠释学”之西方原意，强调“哲学诠释学”与中国传统经典诠释之差异；或“误读”乃至不顾西方诠释学之特定含义，一味讲述中国传统经典解释经验，并名之曰“中国诠释学”。绝大多数中国哲学诠释学的研究，仍以朱熹、孟子、老子、庄子等子学文献为核心展开，还是未能深刻触及经学这一中国传统哲学主体文献；或者，即便论及《周易》等经学文本，其研究方法本质，依然是“选出而叙述之”——用西方哲学理论解释《周易》经义。因此，既往中国哲学诠释学研究，总体缺乏“中国效度”。少有学者意识到，就最终旨归而言，创建中国诠释学（Chinese Hermeneutics），不是要给西方诠释学开中国分店，不应成为简单的“（西方）诠释学在中国”，也不是要建构一种不同于西方的诠释学理论。说到底，创建中国诠释学，最终目的是为了创新中国哲学研究内容及方法。如前所论，就中国哲学必须兼具“双重效度”之学科本质而言，未来以诠释学为主体理论依据之中国哲学，必须首先立足于中国传统经学及其诠释传统，因而具足“中国效度”；同时，必须化用西方诠释学理论，借以彰显中国传统经学思想固有内容，因之不乏“哲学效度”。“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以经典诠释路径探索中国哲学之新生，首当凸显“中国效度”，明确地以“十三经”及其注疏作为中国哲学研究一以贯之的核心和主体内容，以之奠定中国哲学传统经典诠释之主体根干和精神支柱；同时，还必须历史地、全面地、完整地、深入地理解西方诠释学理论整体，融贯化用其足以有效阐发中国传统经学之相关理论，借之以实现中国哲学之“哲学效度”。基于此识，本人特创“中国哲学诠释学五层次理论”。此论试图借鉴并“接着”前贤建设“中国诠释学”诸说讲，走上以经学为主体内容、以诠释学为主要方法论之大道。“中国哲学诠释学五层次理论”，旨在创新中国哲学研究方法，开辟出一条深具“中国效度”与“哲学效度”的未来中国哲学发展新途。

未来中国哲学创新，以及中国哲学诠释学之建立，首先是要转变对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态度，以及从根本上历史地、具体地认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脉络。如前所论，就是要从“疑古”态度转向“述古”态度，强调回归“周文轴心”以返本开新，求旧邦之新命。此二要点前已详论，此不赘言。兹将“中国哲学诠释学五层次理论”，提要钩玄伦次如下：

1.“文献”与“中国哲学文献”新诠

中国哲学学科宗旨，在于致力于中国固有传统思想现代化，而非“现代化（实为‘西方化’）”中国传统思想。背离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哲学将丧失其成立之根本与前提。传统思想之载体，固然可以从广义的历史传承物（传世文献及传世遗物、遗器、遗址、遗迹，以及地下考古发现）加以全面理解和把握，但就其主体而言，浩如烟海之传世文献而非断简残篇之考古发现，毫无疑问才是传统思想最为重要的载体。舍弃传世文献，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无从谈及。

从诠释学意义上讲，诠释活动固然离不开作者（author）、解释者（ interpreter），但若无文本（text ），二者将无从谈及，诠释活动亦无从展开。无论对文本一词内涵的理解存在何种差异，实际情况是：没有文本，就没有诠释学；诠释学理论，实际就是关于文本的理论。就中国历史实际情况而言，传统思想诠释学意义上的文本，特指“文献”。张舜徽强调：“‘文献’既是一个旧名词， 自有它原来的含义和范围。我们今天既要借用这一名词，便不应抛弃它的含义而填入别的内容。”^[227]“文献”一词最早出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可见，孔子所云“文献”，其具体内容即指以礼乐为主体的夏商二代“传统文化”。而纵观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之文献，以及《文献通考》等文献类研究著作，其实质内容毫无疑问不出“中国传统文化”之范围。因此，述古而论，“文献”内容皆为中国传统文化而非其他。又，依《论语》郑注，“文献”即“文章贤才”。通观古今，虽然中国传统文献之载体形式多样（甲骨、金石、简帛、纸张、电子等），但无论是文章典籍（“文”）所载，还是贤良才俊（“献”）所述，流传至今的文献，皆为文字书写史料。裘锡圭说“文字是语言的符号”^[228]，孙钦善定义“文献”为“专指由文字记录的书面材料”^[229]。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定义“文本”，曰“文本由书写而确定了的话语（discourse ）”，此定义恰可彰显上述中国传统“文献”之载体、形式和内容的诸种内涵。

综上所论，所谓“文献”，特指记载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本。基于经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干这一认识，顺着上述“文献”新解，所谓“中国哲学文献”，即指以经学（尤其是《周易》）为主要内容，讲述天道、人事及其相互关系的文献。具体来讲：①“四部”文献中，中国哲学文献以经部为主，其他三部为辅（述据《汉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中国传统目录学著作）；②传统经学著作中，《易》为根本（述据《汉志》《四库全书》）；③中国哲学文献研究的根本内容为“推天道以明人事”：中国原创哲学，即“中国系的一般哲学”（张岱年），以《易》为总纲，《易》的本质内容决定了中国哲学研究之根本内容。从载体形式而言，地下考古发现，如甲骨刻辞、青铜铭文、碑刻，以及传世石经等等，亦是文献及哲学文献。未来中国哲学研究之核心内容，即为此有特定内涵之中国哲学文献。

2.“中国哲学诠释学五层次理论”纲要

当我们深入考察文本的理解和解释问题时，分析文本层级，探究不同层级之方法论及其相互关系，几乎成为学者必须讨论的问题。纵观西方诠释学史，对文本的层次性理解和解释构成了诠释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如沃尔夫（Friedrich Augst Wolf）语法的、历史的、哲学的“三层次解释理论”，阿斯特（Georg Anton Friedrich Ast）历史的、语法的、精神的“三层次理解理论”，等等。西方以文本为核心之诠释学研究，实际已经涉及了文本之整理（textual criticism）、解读（explanation）、理解（understanding）、解释（interpretation）、实践（action）等渐次升高、交互作用的五个层次内容。而反观傅伟勋等学者“中国诠释学”层次理论及实践，亦可见诠释学文本层次理论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本研究之高度适应性和有效性。“文以载道”，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舍传统哲学文献便无从探究。而当我们进入中国传统哲学文献研究领域时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注疏学的各种体例，以及“汉学”与“宋学”、“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等经学研究路径及方法，完全体现出了一种层次性特点，可与西方诠释学层次理论对观。

中国传统哲学文献研究的全体内容和方法论，完全可以整理、解读、理解、解释、实践等“文献学诠释五层次理论”加以系统化的概括。中国哲学文献诠释，包括整理、解读、理解、解释、实践等五个层次之内容。“五层次理论”既是分别考察上述五方面内容的方法论，又是一个通过五层次文献诠释渐次上升又不断循环，最终实现中国哲学由方法论上升到本体论，又由本体论最终落实于实践的中国哲学研究理论。

第一层次：整理

哲学文献整理，始于考辨文献载体、版本，主体工作为文献校勘、编纂、辑佚、索引等，最终提供可资诠释的“善本”（不伪不讹，精校精刊之哲学文献），及堪为入道之门的“目录”。中国哲学文献重点研究六个方面。第一，哲学家与文献整理。孔子“述而不作”“删述‘六经’”，朱子编纂《仪礼经传通解》等，说明中国传统集大成的哲学家，皆从事哲学文献整理工作；哲学创新，离不开文献整理这一基础工作。第二，经学文献载体。①“二重证据法”（王国维）使得甲骨、金石、简帛等“文物文献”，如“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等，对中国哲学创新有着格外重要的文献价值。②“石经”（《熹平石经》《开成石经》《清石经》等）为官方标准文献、意识形态载体，有不同于其他文献之教育、教化之用。③西方古典学重视通过碑铭学研究传统思想文化，而中国传统金石学较之更为发达，其涉及经学文献部分，当着力讨论之。④电子文献、网络技术使中国哲学文献学发生了全面的革命性变化，索引、辑佚等传统上繁难的文献整理工作，现已变得轻而易举。第三，经学版本学。经学“善本”是中国哲学文献学学术研究的起点和品质保证。经学官刻本（《四书五经大全》《十三经注疏》等）是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载体，攸关教育、教化等。第四，经籍校勘。经书校勘分民间与官方两类。民间经书勘刻主要为商业或学术行为，而传统官方校勘，如刘向、四库馆臣等校刊经籍，校书郎等官员专职校理典籍、订正讹误，说明官方经书校勘，事关教育风化，唯当谨慎从事。第五，经学编纂。传统经籍编纂义例，高度体现了经学文献之哲学含义。孔子整理“六经”的“删述之旨”、朱子整理礼书之体例、《四库全书》凡例等等，说明编纂义例所揭示之原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正统学术思想的准则，代表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价值观。第六， 目录学。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实为“学术之宗，明道之要”（章学诚）。朱彝尊《经义考》等经学目录类著作，堪为未来中国哲学“入道之门”。

第二层次：解读

中国哲学文献解读，主要涉及文字、音韵、训诂、考据、辨伪等诸门类“小学”内容。传统“小学”专解经书文字之音、形、义，厘定文献基本事实，实为经学之根基。小学诸科内容，大致属于施莱尔马赫所谓“语法解释” （grammatical interpretation）层面，是对文献客观意义（objective meaning）的掌握。就中国哲学文献研究而言，主要涉及以下内容。第一，文字。文字解读是经学之基。《说文解字》等字书，实为“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本立而道生”（许慎）；“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230]。第二，音韵。《广韵》《集韵》等以音（声）训解读经文。第三，训诂。《尔雅》《经典释文》《经籍纂诂》《经传释词》等训诂学著作，疏通古今、异地之差异，成为“传注之滥觞”“经籍之枢要”（邢昺）。第四，考据。除传统书证、理证方法之外，现代中国哲学文献考据尤关注物证（金石文献为主）考据、 “E考据”（运用电子文献考据）（黄一农）对经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第五，辨伪。①全面掌握、辨析“辨伪八法”（胡应麟）、“辨伪十二公例”（梁启超）等传统辨伪方法之实质、利弊。②深刻理解并回应“古史辨”派“疑经蔑古”，借传统文献辨伪方法彻底破坏传统之学术努力。③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伽达默尔诠释学，皆持尊重与捍卫传统的原则与宗旨。超越“古史辨”派，建立以经学为核心之中国哲学文献学，应始终坚守王国维、伽达默尔尊重与捍卫传统之立场。

第三层次：理解(www.chuimin.cn)

文本理解的实质，在于尽可能把握文本原意与本义（Hirsch）。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综合文献学诸学科方法，浑然一体（Wilamowitz ）地研究整个传统文化。第一，态度转换。对传统之态度，从根本上决定了理解文献的路径和内容。未来中国哲学研究，格外强调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之“述古”态度。诠释学态度（hermeneutical attitude）的实质内容，即为“述古”。近代以来“疑古派”遗弃传统之态度，已不能适应当下回归传统、返本开新之时代要求。今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学术研究，必须“走出疑古时代”（李学勤），取理解传统、客观持平之“述古”学术研究态度。第二，回归权威与传统（return to authority and tradition）。①权威和传统（authority and tradition）并非与理性和自由（reason and freedom）敌对，而是构成理解活动的前提和条件（伽达默尔）。②《十通》《十三经注疏》《四书五经大全》《四库全书》等官方权威文献（authoritative text）、意识形态文献（ideological text ）、大文献（great text ），塑造了传统思想文化主体，是我们理解传统之根本前提。③既往中国哲学研究背离了上述文献，使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体内容无从体现。今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必须回到权威正统文献。第三，还原性诠释法（restoring interpretation ）。①致力于还原思想文献所在的历史生态环境（学术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等），以客观持平、同情了解的态度，深入理解和把握思想文献的固有脉络、问题、方法及价值。②强调以“述而不作”，让思想文献本身“说话”。厘清文献实质内容和彼此内部联系之后，以文献间的固有关系次序叙述，让文献本身展现出思想原原本本的形式和内容。第四，古今间距（distanciation）造成了理解的障碍。现代标点、今注今译皆有助于消除障碍，亦属于文献理解方法。①给文献注以现代标点，实质上是理解的过程，有助于克服古今间距所造成的文字、名物、制度等障碍。②今注今译旨在让今人理解传统，核心内容是今人对哲学文献的理解、翻译。

第四层次：解释

中国哲学文献解释，是建立在整理、解读、理解基础之上的对经籍“微言大义”的创造性解释。第一，经学注疏学。经学基本表现形式为经籍注疏。中国哲学文献解释方法的核心内容，是研究传统注疏体例及现代经学注疏方法。第二，经学注疏体例。经籍注疏涵盖了文献解读、理解、解释等三个层次的内容。①解读层面注疏有“音（义）”“故”“训”“证”“考”“校”“章句”等，一般来讲，多为文字注释、名物训诂、校勘考证。②理解层面注疏有“传”“注”“解”“述”“说”“笺”等，多为疏通经文大意。③解释层面注疏有“记”“义”“微”“（索）隐”“订”“疏”“正义”等，多为探求经义，阐发义理。第三，经学注疏路径。①汉学与宋学。汉学秉承经古文学“师法”，立足经典，长于“小学”，具有“根柢”；宋学发挥经今文学“家法”，依人解经，长于义理，具有“精微”。宋人所谓“我注‘六经’”类汉学，“‘六经’注我”似宋学。②“疏通”与“发明”。宋学强调解释者视域（interpreter horizon），取“疏通”与“发明”两条注疏路径，意在阐发经书微言大义，是今后中国哲学文献解释之核心。第四，解释原则。①秉持“述古”态度，“尊信”古注（张舜徽），珍重古圣先贤毕生精力所萃之经注。②《十三经注疏》《四书章句集注》等经学注疏要籍，展现出传统经学解经正途是由汉学根柢而至宋学精微。③中国哲学文献现代解释，应该将“六经注我”（对文献的创造性解释）建立在“我注六经”（文献整理、解读、理解）的基础上，要返本才能开新，必须力戒寻章摘句、无根游谈。第五，解释内容与任务。①中国哲学文献解释的本质是创造性解释（creative interpretation ），即以解决时代思想问题为动机与核心，以效果历史（effective history）为视野，通过传统哲学文献和时代问题的对话（dialogue）与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实现中国传统思想现代化。②经典（the classical ）“是无时间性的（timeless ）” （伽达默尔），它能克服历史间距，与不同时代、地点的人对话，最能显示传统历史文化的恒久价值。③《周易》是群经之首，《易》学解释在经典解释中具有核心地位及价值。④中国哲学文献解释的任务，即在于以新的经学理论形态“更生” （ rehabilitate，伽达默尔）传统经学历久弥新之价值，以此来消除传统经典与现实生活信念之间的紧张，为人们寻求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第五层次：实践

中国哲学的根本内容是“推天道以明人事”，唯将“天道”之本体论思考落实于“人事”之实践，方可实现经学“以文化人”之终极目的；中国哲学文献的最终价值，在于“极高明而道中庸”（冯友兰），通经致用，将经学所载之经义落实于修齐治平之实践当中去。第一，“文以载道”。①“《六经》之文以载道也”（夏良胜），“通经明道”方为知本、善学。②“下学上达”。以“小学”工夫（“下学”）为根基，通过解读、理解、解释诸层次，上达文献思想内容（“道”）。第二，教化。①伽达默尔将教化（Bildung）列为“人文主义主导概念”之首，认为唯有通过教化，特殊的个别人才能成就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遍特性。“作为向普遍性的提升，教化乃人类之责任。” （Joel C.Weinsheimer）②中国传统经学也认为，“人之异于禽兽者”是其内在的、普遍的“天地之性”；实现人性，在于以教化手段，使人能超拔于个体特殊的“气质之性”，实现其内在普遍的“天地之性”——人性。（朱熹）③经学的根本功用在于教化。“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第三，“以文化人”。①经典解释不仅仅是一种学术研究，也是一种以检验（test ）、证明（prove）方式，参与（participate）到经典真理中的过程（Joel C.Weinsheimer ）。②由于解释者与经典的“视域融合”，经典解释“不能仅被认为是一种主体性行为，而应当看做是置身于传统中的实践”（Joel C.Weinsheimer ）。 ③“明经致用”。经学文献教育、教化之用，当遵循《大学》“三纲领八条目”，在“经明行修”基础上，推己及人、及物，将“自我扩展到家庭、邻里、社区、国家、世界和宇宙”（杜维明），最终成就经学实践功能。第四，结论。①自然科学日新月异，过去的东西很快失去价值和意义；人文传统经典则历久弥新，不断地通过时代的解释，而对当下发挥作用。（张隆溪）②伽达默尔认为，人文科学之所以不同于自然科学，即在于其教化作用。创新中国哲学研究方法，其出发点和基础，就是重建以经学为主体内容的中国哲学文献学，借此以“唤醒”经学文献，“更生”经学教育、教化功能，最终实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当代价值。

总而言之，未来基于诠释学根基之中国哲学创新，始终基于“中国哲学文献”；其方法论及本体论核心，即是上述中国哲学文献之整理、解读、理解、解释、实践等五层次内容。概要而论，此五层次关系为：

第一，以道的解释为核心，沿着整理、解读、理解、解释、实践方向，渐次升高，循环往复，每一层次变化都会影响到其他层次内容之变化。

第二，“文以载道，道不离文”。①“文”即通过整理、解读、理解等三层次工作，确立“文献”（“文本”）本身，而诠释学意义上的“道”之原意（所谓作者及作者原意）得以存在和呈现。②“文”之语文学（整理、解读）、历史学（理解：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效验）的进阶研究，表明了文献及其所载之“道”的客观性、历史真实性。③“文”之整理、解读、理解等三层面研究，必须始终贯彻理性尊信传统之“述古态度”。非如此，不足以进入真实客观的传统，不足以确立传统解释之根基；持“疑古”态度者，枉顾“文”及其所载之“道”的客观真实性，以古为非， 自我作古，丧失了解释之“文”之根本，其结果是灾难性的。

第三，“由文及道”。上升至“解释”层面，即已进入“解释者”（解释者只在解释层面出现）哲学创造性解释层面。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相关论说，皆在此一层次，亦在此一层次实现其理论之有效性。

第四，凡解释，类皆属于“文”之创造性解释，所以中国哲学文献解释，不可离“文”释“道”。①“文”之整理、解读、理解等三层所确立的客观性、真实性，是所有解释必须面对的前提和根基。②“由文及道”的解释（由“汉学”根柢至“宋学”高明，由“我注‘六经’”升华到“‘六经’注我”），理性尊重人类文明、 自身文化传统，认真对待道之解释传统、历史运用及其经验教训的解释，是基于“文”之客观真实性的“返本开新”“释有根柢”之真解释、好解释。“由文及道”是解释有效性正途。③与“由文及道”相反，“由道而文”解释路径，不顾“文”之客观真实性，导致“文”之作者和原意缺失。不基于“文”之解释，类皆属于自我作古、师心自用之无根游谈。回顾历史教训，“由道而文”的解释（舍“汉学”根柢求“宋学”高明，无“我注‘六经’”工夫妄言“‘六经’注我”）常常表现为过度解释、强解释、虚假解释、歪曲解释等等形式，造成礼崩乐坏（如清儒所论，阳明心学是导致明亡之学术原因）、断灭传统、“以理杀人”等非常严重的后果。总体而观，“由道而文”之解释是假解释、坏解释。

第五，“道以成人”。中国哲学文献的核心为经学，经学义理之本是经义，经义落实下来，即为礼义。《礼记·冠义》载：“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通经致用”“经世致用”之本质，即是基于校勘、解读、理解等三层次，深切把握“文”中之“道”。在此基础上，以时代问题、文化危机为诠释动力，通过“返本开新”方向之创造性解释，探索经学礼义之现代价值，从而实现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现代化这一中国哲学学科宗旨。“中国哲学诠释学五层次理论”图示如下：

“中国哲学诠释学五层次理论”图示

综上所论，中国哲学文献之整理、解读、理解、解释、实践等五层次内容，可总称为中国哲学文献之“诠释”。作为方法论、本体论及其实践的所有上述五层次研究内容，亦可名之曰“中国哲学诠释学”。五层次“诠释”之核心，是中国哲学文献之“解释”——整理为解释准备善本，解读保证了解释的客观性，理解是解释真实性的前提，解释是对传统文献的现代化、创造性阐发，实践则是解释的应用。以解释层次为核心的“中国哲学文献诠释学五层次理论”，基于中国哲学文献经学根本，由方法论上升至本体论，又将本体论落实于“通经致用”之理论实践，通过“以中化西”路径，深刻而全面地实现了中国哲学“创造性解释”这一根本学理（“法”）。如此，从学理上深具“中国效度”（立足以经学为主中国哲学文献）与“哲学效度”（化用以诠释学为主之西方哲学理论，以疏通发明中国传统经学礼义）的“中国哲学诠释学”，代表着未来中国哲学发展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