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哲学导论：本体诠释学与定向诠释学

2023-10-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本体诠释学之“本体”，是基于人对宇宙自我深切经验而有的一种真实存在。成中英说，完整地理解本体诠释学，还要掌握本体、原则、制度、运作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刘氏又深入辨析“纯文本定向”与“纯表现性定向”，提出了“顺向诠释”“逆向诠释”等观念。

1.成中英“本体诠释学”

成中英所倡“本体诠释学”（onto-hermeneutics ），其基本理论框架是本体、四个核心范畴和五个命题。成氏强调，此本体诠释学之本体，涵盖了中西本体的各个方面，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过程。成氏界定此“本体”，曰：“存在即存在发生物；存在发生物即存在发生的本到体的过程及其结果，故谓之本体。” ^[170]所谓“四个核心范畴”，是指人的理解与知识或信仰发展的四个基本“性向”：外在性、内在性、外在超越性、内在超越性。本体诠释学设定，内在（外在）超越是内在（外在）性的基础，本体性表现为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统一（知行合一），内在超越性外在超越性的统一（天人合一）。上述四个“性向”构成了人的本体性（人的心灵活动），建立了人的存在，是生命活力所在。

本体诠释学之“本体”，是基于人对宇宙自我深切经验而有的一种真实存在。本体诠释学因之有“五个基本命题”：①人是本体的存在；②人的本体的存在是一个开放的体系；③语言的出现是沟通的需要，也是理解与诠释的需要；④知识是可能的、客观的，但是知识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独立于存在或者本体之外的范畴，或者被看作是一个不加诠释的绝对信念或理型；⑤人的本体包含了人文（道德）和科技（知识）两个相面，也就是内在性与外在性两个相面，并在超越层面上导向终极价值中真理与智慧的统一。从本体及五个命题出发，本体诠释学试图把四个核心范畴“超融” （transcendental integration）为一个整体，创造性整合中西本体论观念，面对人自身的健全的本体的发展，从“对本体”与“自本体”的进路（approach），形成一个“本体诠释圆环”的理解。成氏意欲说明，“人的存在不只是一个科学理性的存在，也不是被抛的存在，也不是仅仅局限于内在根源性的存在，而是在超融的本体诠释的框架下多元地体现他创造性的自身”^[171]。

成中英说，完整地理解本体诠释学，还要掌握本体、原则、制度、运作等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掌握本体。“本体”就是整体，越完整、越能够发掘根源的东西，越是本体。本体有“大而广”“深而精”两个含义；易言之，本体“就是一，原始的一，一元的一。这个本体包含了个人、群体、社会、国家、历史、文化、自然、宇宙这个完整而又精深的本体，可以说就是宇宙造化的力量，宇宙间人所共有的基于宇宙发展出来的内在创造的力量”^[172]。掌握本体，必须通过沟通、参与、交换、反省、批评才能得到。第二个方面，原则（原理、法则）。就是把本体变成一套大家可以遵循的原则。第三个方面，制度。在本体、原则的基础上，把原理变成一套合乎历史条件的、具有合理性的、上下沟通左右兼顾的可行制度。第四个方面，运作（operating ）。以技术和技巧落实制度，即是运作。本体诠释学的方法有三个层次：“从本体到原则，从原则到制度，从制度到运作”^[173]。此法“讲反馈”，“要双管道，要造成对流”，每一方面的变化，都会造成其他方面的对应变化，“从整体到原则，从原则到制度，从制度到运作，再回到本体，这样一个过程，能够帮助我们弄清和解决很多问题”^[174]。成中英特别强调了此“本体哲学”中“本体”变化之观念：“我们不能把宇宙看成一成不变的，而应该看作是变化的。掌握本体的一个真理，就是本体的变，认为本体不变是错误的。假如我们从一个生命看，以不变应万变，不变中又包含了变，变里又有不变。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你要真正掌握一门生命哲学、整体哲学，就要把整体透过经验、透过原则、透过制度、透过运作，不断地发挥出来。”^[175]成氏自信，此本体诠释学之方法，“能够自我确证、自我改正、自我发展、自我实现”，是一个现代化、世界化的思考方法。

总体而言，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理论框架，是在中西本体与文化间扩展、深化的“循环”（氏或曰“圆环”）解释、理解视域下，探求人的生命的整体意义，发展了旨在创制“一种创造性的、诠释性的、本体性的人文主义”的学术方向^[176]。

2.刘笑敢“定向诠释学”(www.chuimin.cn)

以探究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为旨归，刘笑敢将诠释定向和诠释层次分析相结合，提出了经典诠释的两种定向、四个层次之分析框架，借以建立起一种“诠释定向理论框架”（或曰“定向诠释学理论”）。他首先指出，“中国的哲学诠释传统的典型形式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进行哲学体系的建构或重构，这一方式包含着‘客观’地诠释经典的‘原义’和建立诠释者自身的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和紧张”^[177]。氏以为，借经典诠释学创建新哲学体系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弼、郭象、朱熹、王夫之、牟宗三。他们“确是把注释经典与创建新体系这两项任务近乎完美地合为一体了。很少人发现和揭示其中的矛盾和紧张”^[178]。“诠释与定向”理论即是以上述人物尤其是以王弼、郭象的诠释活动为例展开论述的。

在刘笑敢看来，中国传统经典诠释活动，有两种诠释定向。第一种，乃是文本的、历史的、解释的定向，以趋向文本的历史和原义为主，可名曰“我注六经”［或曰“郭象注庄子”“注庄”“拟构（以模拟文本中所体现的‘可能的’思想体系为目的）”］；第二种，当下的、应用的、创新的（或曰“自我表达的”）定向，以构造和抒发自己的新见为主，可名曰“六经注我”［或曰“庄子注郭象”“论庄”“创构（以‘创建’ 自己的思想体系为依归的建构活动）”］。^[179]氏以为：“这两种取向是相反的，作为自觉的取向是无法合一的，但是却可能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以不同偏重的混融、发生在同一个诠释过程之中，因而一部诠释作品就处在两种定向之间的某一个位置。”^[180]深究可见，两种诠释定向，实际上“是同一诠释过程中同时存在的两种定向（orientation）或进路（approach）。从形式上看，两种方向是不同的、相反的，甚至是相冲突的；但是从中国哲学的诠释传统的历史来看，这二者却常常是统一在同一部诠释著作和诠释过程中的。简单地说，这就是一个过程，两种定向”^[181]。

刘氏又深入辨析“纯文本定向”与“纯表现性定向”，提出了“顺向诠释”“逆向诠释”等观念。进入简明的“实验室条件”，刘氏在经典诠释的“纯文本性定向”（返回历史与文本，以王弼《老子注》为代表）与“纯表现性定向”（面向当下和未来，以郭象《庄子注》为代表）这两种“理念型定向”之间，辨析了经典诠释的两种定向——“文义引申式诠释”（简称“顺向诠释”，如王弼《老子注》：“在不违背原作基本方向的前提下，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哲学体系，拉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帷幕”）和“自我表现式诠释”（简称“逆向诠释”，如郭象《庄子注》：“在‘庄生之旨’的外衣下变幻出一个与庄子基本基调、风格、方向完全不同的哲学奇葩，将新时代的哲学推到一个新的高峰”）。氏云：“一切现实的理解、诠释过程和实现了的诠释作品都是这两种定向的不同偏重的混融的结果，或者说是处于理念型的两个定向之间的某个位置。”^[182]

以老子文本诠释为例，参照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五层次理论，刘氏又提出了经典诠释的四层次之说。第一个层次是忠实于文本的阅读。它体现了传统诠释学从局部到整体，再从整体到局部的“诠释学循环”，在训诂、考据基础上理解文本的基本意思、意含和意义，即历史条件、语言条件和文本内容所允许的最可靠的文本内容。此为“实谓”层次必要的工具和学术基础，而不是诠释工作的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忠实于文本的诠释，即对文本意义的解说和引申、开掘和发展，遵照文本之历时背景和文字内容所允许的范围追求可能的最可靠的解释和最深刻的理解。此为经典诠释工作的主体部分，约略相当于“蕴谓”层次。第三个层次是个人的创造性诠释，是诠释者根据现实的需要和个人的特殊立场，对经典的意义做出修正、补充、引申、发展甚至改造。此层次约略相当于“当谓”部分。第四个层次是个人的思想体系创构。诠释者通过拟构、创构（包括顺向创构、逆向创构）方式解释经典，从而建构起自己新的思想体系，类似于“创谓（必谓）”。刘氏分析道，第一、二层次都是文本性定向的诠释工作，也可称为客观的、历史的取向；第三、四层次属于个人表现性定向，或曰现实性取向。第三、四层次都体现了诠释者的创造性，前者只是一般的新思想、新观念的提出，后者则特指“思想体系的创构”。刘氏以为，两者的区分很重要。“因为借经典注释和诠释提出新思想、新观念是常见的现象，而借助注释和诠释建立新的思想体系则是少见而难以成功的，在现代学术体系下，这样做更容易受到质疑。”^[183]刘笑敢认为，现代人借用经典诠释来建构新的思想体系并非没有可能性，古代传统亦可进行现代尝试。“定向诠释学理论”虽以“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为名，实则更多关注“哲学家”之诠释活动，并未以经学解释为核心展开论述。

未来中国哲学导论：本体诠释学与定向诠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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