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未来中国哲学导论

作为中国哲学诠释学的开创者，傅伟勋于1972年便开始构想“创造的诠释学”（creative hermeneutics）之“哲学方法论”^[141]。此说立论“极其宝贵的思想资粮”，最早从海德格尔“谓” （the actual words）与“意谓” （ intended to say）之“现实诠释的基本旨趣”，“诠释必须是具有灵感生气，具有启明观念的力量做为引导才行”，以及“没有一个独创的思想家真正了解他自己的思想”等诸说获取灵感。随着思考不断深入，傅氏又将西方现象学、辩证法、“实存分析” （ existential analysis ）、 日常语言分析、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的“新派诠释学”等理论，与中国传统考据之学、义理之学，乃至大乘佛学方法论融会贯通，最终创造了“做为一般方法论的创造的诠释学”，为建立起“中国本位的新解释学传统”做出了深具启发意义的尝试。

在其1976年发表的《创造的诠释学：道家的形而上学与海德格尔》一文中，傅氏概要地表述了作为“创造的诠释学”形式的“五个辩证的步骤”（five dialectical steps ），并运用此法辨析了老子形上思想的深层含义。其同期及之后的一系列论著中，“创造的诠释学”已成为傅氏哲学思想研究的根本方法。1989年，傅伟勋撰成论文《创造的诠释学及其运用——中国哲学方法论建构试论之一》。该文以《道德经》《六祖坛经》为例，集中总结了“创造的诠释学”作为一般方法论的“五个辩证的层次”。在此后数篇论文中，傅氏又反复强调、论证，并补充、完善了此方法论的若干内容。

作为一般方法论，“创造的诠释学”共分五个“不得随意越等跳级”的“辩证的”层次（氏或曰步骤、阶段）。

第一，“实谓”层次：“原思想家（或原典）实际上说了什么？”（ “What exactly did the original thinker or text say？” ）

此第一层次亦是五层次中的“最底层”，关涉原典校勘、版本考证和比较等最起码的“文字考证的问题”。“通过版本考证，原典校勘、作者传记以及有关作者与原典的历史文献的考查，尽量忠实客观地还出作者以及原典的本来面貌，尤其是作者在原典实际表达的话语。”^[142]此层呈现“纯粹客观而不可推翻的原始资料”，因此，“只有此层算是具有所谓‘客观性’。它是创造的诠释学必须经过的起点，但非重点所在，更不可能是终点。‘实谓’层次所获致的任何崭新而证成（justified）的结论，立即多少影响上面四层的原有结论”^[143]。

第二，“意谓”层次：“原思想家想要表达什么？”或“他所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 （ “What did the original thinker intend or mean to say ？” ）

作为第二层次，“意谓”主要是指在“‘实谓’的话语或语言表达之中，通过脉络分析（澄清字句在不同脉络的意义）、逻辑分析（解消只停留在表面的原典字句内容之间呈现的逻辑矛盾或混淆）、层面分析（就原典内容析出不同层面的种种义理线索）等等分析功夫，对于原典进行尽求忠实客观的‘意谓’（作者‘实谓’的语义了解）整理”^[144]。借鉴英美哲学界日常语言分析法，此一层次，涉及了语言使用的脉络分析（contextual analysis）、逻辑分析（logical analysis）及层面（或次元）分析（dimensional analysis）方法，着意于原典的澄清语意、去除表面矛盾、考察思想家时代背景、初探哲理等等诠释工夫，旨在“尽量‘客观忠实地’了解并诠释原典或原思想家的意思或意向”^[145]。

第三，“蕴谓”层次：“原思想家可能要说什么？”或“原思想家所说的可能蕴涵是什么？ ” （ “What could the original thinker have said？Or what could the original thinker's sayings have implied ？” ）

第三层次“蕴谓”，关涉种种哲学思想史的理路线索，原思想家与后代继承者之间的前后思维连贯性的多面探讨，以及历史上已经存在的（较为重要的）种种原典诠释，等等。在前二层次之上，“蕴谓”意在从诠释的广度（hermeneutic comprehensiveness）上，通过思想史的关联考察，以及归纳历代有“诠释学分量” （hermeneutic weight）的重要注疏、诠释，并对其综合比较研究，来进一步探寻原典可能藏有的种种诠释进路或丰富的深层义理蕴涵。

“蕴谓”层次追问“‘原典可能蕴含什么’，这个可能（could）带有一种诠释学的开放性与无限发展性，即是说通过每一个不同的时代，我们在解读经典时针对着新的问题而有一种新的、情境上的理解。所以我们去解释、分析原典的时候，就想去找对我们更有意义的一种蕴含，在这个层次里我们是open up all possibilities” ^[146]。 “过此类研究方式，了解原典或原思想家学说（已成一种伽达玛所云‘历史传统’）的种种可能的思想蕴涵，如此超克‘意谓’层次上可能产生的诠释片面性或诠释者个人的主观臆断。”^[147]

傅氏强调，“蕴谓”可以扩充诠释学视野，使我们理解“原典诠释的绝对客观性乃不过是诠释学的神话，可望而不可求”^[148]；“了解到相互主体性意义的诠释强度（而不是所谓‘诠释客观性’）才是最起码的诠释学审定规准；以此规准为基点，再上一层去探索最有强度或说服力的原典诠释，才能避免无谓武断，才能讲活或救活原思想家所表达的哲学（或宗教）思想。总之，我们在‘蕴谓’层次所能学到的是，原典或原思想家的语言表达历经思想史上种种创造的诠释发展而积淀下来的历史的深度，已成伽达玛所云‘历史传统’的原典或原思想家的历史意义，以及诠释学这门学科所不可或缺的历史性层面的深刻体会”^[149]

第四，“当谓”层次：“原思想家（本来）应当说出什么？”或“创造的诠释学者应当为原思想家说出什么？ ”（ “What should the original thinker have said？ Or what should the creative hermeneutician say on behalf of the original thinker ？” ）(www.chuimin.cn)

到了较高的第四层次“当谓”，诠释者当“讲活原思想家的思想表达”，“救活原思想家的思想义理”，在种种可能的哲理蕴涵之中发现他认为最有理据或最有诠释强度（hermeneutic overridingness）的蕴涵。为此，诠释者不得不建立一种具有独创性的诠释学洞见与判断（a unique hermeneutic insight and judgment）， “据此批判地考察在‘蕴谓’层次所找到的种种可能义蕴（meanings）或蕴涵（implications ），从中发现最有诠释理据或强度的深层义蕴或根本义理”^[150]，发掘出原思想体系表面结构（the surface structure）底下的深层结构（the deep structure ）。而“一旦掘出深层结构，当可超越诸般诠释进路，判定原思想家的义理根基以及整个义理架构的本质，依此重新安排脉络意义、层面义蕴等等的轻重高低，而为原思想家说出他应当（should）说出的话”^[151]。

傅氏认为，“意谓”层次的表层分析及“蕴谓”层次的思想史上种种诠释的“平排”，是纯学术性诠释家“尽求客观”的诠释。“当谓”已非“意谓”层次的“表层分析或平板而无深度的诠释可比”；“当谓”层次之诠释洞见，固须基于“蕴谓”层次有关哲学思想史（史的传统）的渊博知识，以避免变成凭空而来的“纯主观的个人成见”。但在“当谓”层次，纯学术的诠释家不得不开始转成一个“创造的诠释家”，“跳过‘蕴谓’层次所得到的各种重要的诠释理路，依自己苦心积学及探索所获取的新的诠释学洞见（a new hermeneutic insight），掘发埋在原典表面上的多层义理底下的深层义理或根本义谛，如此为原作者表达他本来应当（should）表达出来的话语或文字”^[152]。

第五，“必谓”层次：“原思想家现在必须说出什么？”或“为了解决原思想家未能完成的思想课题，创造的诠释学者现在必须践行什么？ ” （ “What must the original thinker say now ？” ， or “What must the creative hermeneutician do now，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unfinished philosophical task of the original thinker ？”）

“创造的诠释学”的“最高层”和“终极课题”，落实于第五层次——“必谓”。傅伟勋说：“到了第五层次，创造的诠释学家不但为了讲活原思想家的教义，还要批判地超克原思想家的教义局限性或内在难题，为后者解决后者所留下而未能完成的思想课题。创造的诠释学之所以与普通意义的诠释学训练不同，而有其独特的性格，亦即哲理创造性（philosophical creativity），即在于此。” ^[153] “到了最高一层，我们以创造的诠释学者姿态，为了原作者或原典可能具有著的思维局限，予以创造的诠释突破，敢于提议原作者或原典必须（must）更进一步推广、深化或修正原有的教义或思想。也就是说，创造的诠释学者必须践行一种‘批判的超越’，完成原作者或原典所未（能）完成的课题解决。”^[154]傅伟勋始终认为，中国哲学思想史，实际上就是一部顺着“诠释再诠释，建构再建构”的思维理路发展的“创造的诠释学史”。

傅氏特别强调，欲实现“批判的超克”，“创造的诠释学家”必须完成一次诠释层次、学问人格的自我转化和蜕变。在“必谓”层次，诠释者“不得不批判地超越原思想家，摇身一变而为创造的诠释学者，亦即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新思想家”^[155]，“成为足以建立一家之言的创造性思想家”^[156]。傅氏深阐其意，指出“创造的诠释学之所以具有诠释学的创造性（hermeneutic creativity），端在创造的诠释学家自‘当谓’层次上进‘必谓’层次的思维历程之中必然形成的自我转化（selftransformation），他的学问人格即从批判的继承者（a critical inheritor）转变成为创造的发展者（a creative developer）创造的诠释学家从‘当谓’层次上进‘必谓’层次，必须带有海德格所云一种‘启明观念的力量’，不但能为原思想家彻底解消原有思想的任何内在难题或实质性矛盾，如此‘救活’原有思想，同时又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克就哲学思维的突破与创新一点特为原思想家完成他所未能完成的思想课题。为了完成此一诠释学的终极课题，创造的诠释学家必须从事于中外各大思想及其传统的相互对谈与交流，经此创造性思维的时代考验与自我磨炼，应可培养出能为原有思想及其历史传统‘继往开来’的创新力量。在中外哲学（及宗教）思想史上第一流的独创性思想家，实可以说，多半曾以创造的诠释学家身份经历过严格的思维磨炼的”^[157]。

傅伟勋说，广义而言，“创造的诠释学”包括“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等五个层次。而就狭义来说，“创造的诠释学”特指“必谓”这一“继往开来”“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层次。可见，“必谓”实为“创造的诠释学”之核心和最高追求。就此“创造的诠释学”最终旨归而言，唯“必谓”层次才是其核心。依此狭义理解，傅氏重新界定了“创造的诠释学”五个层次的各别功能：“‘实谓’层次属于前诠释学（pre-hermeneutic）的原典考证；‘意谓’属于依文解义的一种析文诠释学（linguistic-analytic hermeneutics）；‘蕴谓’层次乃属历史诠释学（historical hermeneutics）； ‘当谓’层次则属批判诠释学（critical hermeneutics ）；至于‘必谓’层次才真正算是狭义的创造的诠释学，但此层次的创造性思维（creative thinking），无法从其他四层任意游离或抽离出来。”^[158]

傅氏还从“依文解意”和“依意解文”的向度，说明“创造的诠释学”五层次的相互关系。依傅伟勋看法，“实谓”“意谓”两层次属于“依文解意”：尽量“客观地”迁就原典来解释，是相当被动、受限的，亦无法谈及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此二层“依文解意”实际不能达成“客观了解”的目的，而“只能透过一种比较的方式尽量去寻找一个在解释上具有多面性、开放性与融纳性的注释系统”^[159]。到了“蕴谓”层次，由于解释、分析经典的“开放性与无限发展性”，使得该层次的解释“便有一种‘依意解文’的倾向，就是不迁就原文，企图找出真意来解原文”^[160]。第四层次“当谓”“批判的继承”，是要通过批判选择历史上的各种解释，来为原思想家厘清他应该讲的意思，并且发现解释的理路。第五个层次“必谓”“创造的发展”，为解决经典及思想家的内在难题，“不可能只是为了原典或原作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加上了很多时代的理念，而这样便无形中变成一种创造的思想发展”^[161]，如此通过批判的继承而有创造的发展。总而言之，“从‘实谓’层次到‘意谓’层次，如用传统的佛教用语说明，即是‘依文解义’的工夫。‘蕴谓’层次则是‘依文解义’的终结，又是‘依义解文’的开端。‘当谓’层次与‘必谓’层次乃是纯属‘依义解文’的工夫，且带有超越的批判与思维的创造双重性格。以上五个层次不得随意躐等越级，但熟练之后亦可同时进行”^[162]。

傅伟勋还强调了“创造的诠释学”五层次可以“一时并了”，而高层次解释，不能离开低层次解释而独立存在。从创造的诠释学观点来看，事实上没有“施诸四海而皆准”的诠释存在。那么，“创造的诠释学”最为关注的，实际上就是“蕴谓”“当谓”“必谓”三个层次，尤其是批判的继承而有创造的发展的“必谓”层次。但重视高层次，并非意味着忽视低层次诠释。氏云，创造的诠释学“五个层次熟练之后，不必再死板地依次探讨原典诠释的问题。就是说，一旦驾轻就熟，五个层次当可一时并了，同时进行每一层次的考察探索。不过，五个层次的一时并了，并不等于说，下层的诠释学课题的新的解决不必影响上层课题的解决。创造的诠释学既具永远辩证开放的学问性格，任何下层的解决方式的改变，当然辩证地催生上层的解决方式的再检讨”^[163]。傅伟勋举《六祖坛经》版本校勘为例，说明“‘实谓’层次的新发现， 自然引起‘意谓’层次的脉络分析等等诠释工作的新发展，而此层次的任何新发展，亦必影响‘蕴谓’、‘当谓’以及‘必谓’层次的原有结论，而引起新的诠释学探讨。总之，创造的诠释学虽然重视诠释的创造性，但绝不作主观任意的层次跳跃；虽不承认有所谓诠释的绝对客观性，却十分强调相互主体性的诠释强度或强制性”^[164]。

“创造的诠释学”对中国哲学方法论创新，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傅伟勋认为，“哲学思想之所以具有哲学性，并不是在哲学结论的直接提示，而是在乎哲学思维的程序展现”^[165]。因此，要提高中国哲学的哲学性，必须秉持“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基本态度和精神，“以便开拓具有严密哲学性的中国哲学之路”^[166]。“创造的诠释学”便是旨在尝试一项“批判地继承并创造地发展中国传统思想”的哲学思维工作，“是传统思想经由辩证的扬弃而获创造性发展的前奏”^[167]。“创造的诠释学”属一般方法论，“当可扩延其适用功能到一个思想传统（如儒家思想传统或佛教思想传统）的延续（continuation）、继承（inheritance ）、重建（reconstruction）、转化（transformation）或现代化（modernization）等等广义的诠释学课题。创造的诠释学坚决反对任何彻底破坏传统的‘暴力’方式，也不承认不经过这些课题的认真探讨而兀自开创全新的思想传统的可能性。创造的诠释学站在传统主义的保守立场与反传统主义的冒进立场之间采取中道，主张思想文化传统的继往开来。创造的诠释学当有助于现代学者培养正确处理‘传统’的治学态度”^[168]

作为意在“专为缺乏高层次的方法论反思的中国思想传统，设法建构有高度适用性的一种方法论尝试”^[169]，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方法论及其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相关讨论，为我们思考中国哲学诠释学建构问题，开辟未来中国哲学创新理路，做了可贵的探索，留下了可资借鉴的重要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