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哲学导论：范式与方法论-从以西解中到以中化西

2023-10-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此处理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关系之研究路径和方法论取向，可名之曰“以西解中”。当下学者常以宋明理学借鉴佛道二教理论为例，来类比说明“中国哲学”借鉴西方哲学“援西入中”“以西解中”之合理正当性。与“以西解中”“先哲学，再中国”致思方向相反，“以中化西”取向于“先中国，再哲学”。所谓“再哲学”，即参照、借鉴西方哲学，以“创造性解释”“哲学化”有机还原后的真正的“中国传统思想”。

辨名析理，凡以“中国哲学”为名目者，内在地包含着“中国”和“哲学”两极内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中国哲学学理之根本，在于其必须兼具“中国效度”与“哲学效度”。中国哲学固然需要“中国”一极为其学科成立之前提，但若缺失“哲学”一极，中国哲学将无以落实其“创造性解释”之学理，亦无从实现其中国传统思想现代化之宗旨。哲学乃西方文化之产物，中国哲学之所以名之曰中国“哲学”，而并非称之为中国经学、中国子学、中国道术学、中国义理学等名目，即说明“中国哲学”确乎为“现代中国学者”基于（西方）“哲学”学理而创立的“现代学科”和“现代知识”。若无（西方）“哲学”，所谓中国的“哲学”既无建立的可能，亦无建立的必要。“合法”的中国哲学，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固有的思想内容，同时还类属于（西方）哲学？将此问题具体而论，即未来中国哲学之“哲学效度”必须回答：经学何以是“哲学”？

回答此问题，必须首先明确：“经学何以是哲学”之内涵，完全不同于以往中国哲学创始者思考“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问题时的致思方向。胡适致力于从“非儒学派”，尤其是从以六篇《墨经》为其代表作的“别墨学派”中，“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借鉴和借助于现代西方哲学去研究这些久已被忽略了的本国的学派。如果用现代哲学去重新解释中国古代哲学，又用中国固有的哲学去解释现代哲学，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哲学家和哲学研究在运用思考与研究的新方法与工具时感到心安理得。”^[133]冯友兰在论及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学术关系时，则说“西洋所谓哲学，与中国魏晋人所谓玄学，宋明人所谓道学，及清人所谓义理之学，其所研究之对象，颇可约略相当”，“吾人本亦可以中国所谓义理之学为主体，而作中国义理之学史。并可就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义理之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以成一西洋义理之学史。就原则上言，此本无不可之处。不过就事实言，则近代学问，起于西洋，科学其尤著者。若指中国或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之某部分，而谓为义理之学，则其在近代学问中之地位，与其与各种近代学问之关系，未易知也。若指而谓为哲学，则无此困难。此所以近来只有中国哲学史之作，而无西洋义理之学史之作也”^[134]。胡之表彰“别墨学派”与冯之选出玄学、道学、义理之学，看似都在通过讲中国的学术思想来确立中国哲学之内容。但二人表彰及选择之标准，并非基于中国学术固有范式，而实以西方哲学为去取依据。深究其实，胡、冯之中国哲学研究方法，全以西方哲学标准为前提和标准，来衡量择取中国传统思想史料之内容。此处理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关系之研究路径和方法论取向，可名之曰“以西解中”。从冯氏论“西洋义理学史”不可作之言说心情，可见通过西方人之哲学眼光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思想之“以西解中”“视角”，也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得不尔之无奈选择，并未能完全使人“心安理得” ^[135]。

不难发现，胡、冯在思考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关系时，其主要关注点在西方哲学，他们要探寻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中，哪些东西够得上西方哲学的标准。今天，当我们提出“经学何以是哲学”这个问题时，则是要反思：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及命脉，如何通过哲学化而使之获得新生？胡、冯站在西方看中国，今天要立足中国观西方——这是两种截然相反之思考路径。由于立足点和视角（way of seeing）之差异，未来中国哲学借鉴西方哲学之道，必须在“以西解中”路径外另觅新途。

当下学者常以宋明理学借鉴佛道二教理论为例，来类比说明“中国哲学”借鉴西方哲学“援西入中”“以西解中”之合理正当性。如彭国翔认为，宋明儒学援引“二教”理论入儒，“不仅没有使儒学的精义丧失，反而有时使其发挥得更加透彻”^[136]。此说法实乃似是而非的皮相之谈。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儒教为根本之意识形态中，佛道二教思想一向被视为异端。秉持正统思想观念的学者，从来是在坚守儒家思想主体地位前提下，“阴用”“化用”二教理论方法的。这就是为什么即便袭用佛教理论，朱熹、王阳明从不标榜之；相反，由于坚守儒学学理基础、礼教基本价值观，“二子”批判“二教”、严于判教之语，触目皆是。因此，宋明理学化用“二教”理论的历史经验启示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传统思想主体和根本，才有可能借鉴、化用西方哲学；反之，如丧失中国传统思想主体地位进而丧失根本立足点，西方哲学可资以“援”“化”之用，根本无从谈及。(www.chuimin.cn)

参照宋明理学“化”佛道二教之历史经验，今后中国哲学应当走“以中化西” （Chinese root and western method）之路。与“以西解中”“先哲学，再中国”致思方向相反，“以中化西”取向于“先中国，再哲学”。所谓“先中国”，就是走“经学路径”，回到以“经学为主体”（经部文献为主，其他史、子、集等“三部”内思想文献为辅）之中国思想文本大道上，在“有机整体”中“还原性诠释”中国传统思想，解决中国哲学“中国效度”问题^[137]。所谓“再哲学”，即参照、借鉴西方哲学，以“创造性解释”“哲学化”有机还原后的真正的“中国传统思想”。简言之，“以中化西”即先挺立中国固有传统思想之经学主体内容，再参照西方哲学，以“创造性解释法”使之“哲学化”，从而最终形成同时具有“中国效度”与“哲学效度”的“中国哲学”。

对中国哲学而言，中国传统思想之固有内容，是学科成立之根本，也是其生命力所在；西方哲学作为参照、借鉴，只是用来“发明”、成就，而非遮蔽、破坏中国传统思想之固有内容及现代价值的。事实上，西方哲学并非所有理论，在所有地方，都足以彰显出中国传统思想之固有问题、方法、内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吸纳外来思想文化之历史经验启发我们：判断西方哲学对于“哲学化”中国传统思想是否有价值，在于其能否与中国固有之思想文化相适应，能否有效说明、阐发中国传统思想的固有价值及其现代意义而已。^[138]因此，实现中国哲学“哲学效度”，当在固守中国传统思想主体内容的基础上，以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哲学的“可公度性” （commensurability）内容为“视域融合” （fusion of horizons）， “异中求同”地选择性“化用”足以“发明”中国固有思想之现代价值的西方哲学相关内容。落实于技术层面，解决中国哲学之“哲学效度”，就是如何立足于中国传统经学文献，“以中化西”式“哲学化”以经学为主之传统思想文本这个问题了。

未来中国哲学导论：范式与方法论-从以西解中到以中化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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