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哲学导论：范式与方法论》：从子学路径到经学路径

中国哲学学科宗旨，在于致力于中国固有思想之现代化；“中国效度”是中国哲学成立之基础和前提。没有“中国”内容之所谓中国哲学，不成其为“中国的”哲学。

中国哲学之“中国”内容，无疑只能在中国固有传统思想之中去寻找。依中国哲学新学识，中国哲学是中国思想史近代百年思潮，是现代学科、学术、知识。中国哲学是“现代化了的”中国传统思想，而非中国传统思想本身。加之既往中国哲学研究“选出而叙述之”范式，不过是“西方哲学在中国”，中国哲学因之缺失了“中国”内容。因此，欲求传统中国思想之“中国”内容，在现代学术体系中，无疑只能在学理上“没有问题”的“中国思想”“中国历史”（德里达）中去找寻。因此，解决中国哲学之“中国效度”问题，应采取中国思想史研究与中国哲学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还原性诠释法”这一基于历史学向度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新方法，即致力于从学理上解决中国哲学、中国思想研究缺失“中国效度”问题^[90]。

“还原性诠释法” （ restoring interpretation）是一种纯粹历史学研究方法。该法旨在通过“还原”，展现中国思想之“中国”内容。所谓“还原”，主要是指舍弃一切哲学前见，回到历史现场和思想所赖以产生的生态环境（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等），以尊重传统的、持平的、同情了解的态度，全面还原中国传统思想固有的脉络、问题、方法及内容。“还原”本质是“述而不作”的“诠释”：以中国传统思想文献为根基，在厘清思想文献固有脉络、问题、方法、关系之后，让文献本身（而非解释者主观意愿、方法、前见等）“解释”出思想原原本本的形式及内容。因此，“还原”本身即是“解释”，“解释”的过程亦是“还原”的过程。

“还原性诠释法”以叙事而非议论作为思想表述的主要方式。《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孔子的话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91]《史通》曰：“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 ^[92]还原性诠释之“叙事”，兼具两方面内容。其一，作为思想类解释，要有作者的观点。文献非简单的堆砌，而是被组织起来，为说明观点服务。其二，还原性诠释不是为了某种既成观点找材料，恰恰相反，所有观点皆从文献中得出。作为历史类思想史研究方法，其观点的展开不是以概念的、抽象的方式，而是将观点寓于叙事之中，深切阐明抽象理论具体的、历史的意义。

“还原性诠释法”强调归根复命，在具体思想生态环境之有机整体（organic whole）中理解传统思想文本（text ）。每一片树叶，只有置于其所在的枝条、树木、森林中，才是真实的、鲜活的。脱离思想具体的历史环境，主观任意、以偏概全地处理文本，正如摘取树叶，制成干枯标本，然后指称其为树木、为整个森林一样荒谬与有害。与“选出而叙述之”寻章摘句式处理传统文本模式相反，“还原性诠释法”特别强调以传统思想文本为主体，从文本全体深入理解其本旨，坚决反对不能通全书，悉旨趣，仅拾取一章一句而解说的“拾取之说”^[93]；又特别强调通过知人论世、“横通”和“纵通”等方式深刻解读文本^[94]，从而使思想回到具体的思想生态环境，恢复并“重生” （ rebirth ）中国传统思想固有生命力。

归根方可复命，返本才能开新。中国哲学“创造性解释”只有建立在中国传统思想主体文本和学术固有脉络之上，庶几才能保证其“中国效度”。以“还原性诠释”的视角看，在中国传统学术成熟时期，经、史、子、集类文献构成了传统学术全部文本内容。而在中国传统学术脉络中，四部并非平行并列关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诚如《汉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中国传统目录学著作所述，四部之中，经学载天下之公理，垂型万世。史学功用，在于以经学为依据，观始末，正是非，定褒贬。经史之外立说，皆为子学。诸子之言，虽势同水火，但相灭相生，相反相成。子学不过是经学之“支与流裔”，然其明道立言之处，可与经史旁参。经史学借鉴子学之道，在于博收而慎取^[95]。于此可见，经学毫无疑问是中国传统思想文本之主体、学术思想之主干；舍经学，中国传统思想将失掉根本和灵魂。马一浮说，国学即六艺之学，“六艺该摄一切学术”^[96]；熊十力云，“中国人之作人与立国精神毕竟在孔子六经”^[97]。确乎此言。显而易见，欲求中国思想之中国内容，确立中国思想之主体地位，舍经学这一根本，难以自立，亦无以为继。

但是，中国由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传统思想文化现代化之切入点，恰恰是以批判经学、舍弃经学为其首要之务与核心内容。近代以来，清廷废科举读经，使得传统思想失掉了体制载体。民国初期，康有为倡孔教会，请愿定孔教为国教，尊孔社团一时蜂起；袁世凯、张勋等军阀复辟，又把尊孔读经推行到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随着袁、张等军阀政治上的失败，孔教运动亦告式微。^[98]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科学”，其批判矛头所指，即为此尊孔读经，保存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之社会现实。顺应这种批判传统之历史潮流，作为新文化运动之“学术版”“文化版”，疑古派非常明确地把破坏传统，尤其是打倒孔家店、彻底废黜经学，作为其学术目标和旨归。

顾颉刚明确表示，疑古派之工作，就是要痛批经学之恶，将其送入“博物院”。他说，经学所载“道统”像“一朵黑云遮住了头顶”，“经学里面不知道包含了多少违背人性和事实的说话，只是大家不敢去疑它”^[99]。而“我们已不把经书当作万世的常道”^[100]。疑古就是“对封建主义的彻底破坏”，就是“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了封建博物院，剥除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101]。顾氏宣告：疑古就是要通过文献辨伪，使中国人明白“民族的光荣不在过去而在将来”。“我们要使古人只成为古人而不成为现代的领导者；要使古史只成为古史而不成为现代的伦理教条；要使古书只成为古书而不成为现代的煌煌法典。这固是一个大破坏，但非有此破坏，我们的民族不能得到一条生路。”^[102]钱玄同也说：“‘六经’在古书中不过九牛一毛，但它作怪了二千多年，受害的人真是不少了”^[103]。吴虞作《经疑》，认为“圣人之经，其存者既苦于真伪杂糅，依托丛残；而解经纠纷，传授讹谬，是非得失，弥复难定。而以为皆出圣人之本意，欲据以为裁量万世之标准，不亦误乎！”^[104]为引进德赛二先生、打倒孔家店、批倒经学，近代疑古派对经学的批判，可谓不遗余力^[105]。

如上可见，中国哲学学科产生之日，从政治到学术，当时先进分子皆以反对尊孔读经为努力方向。在此社会思想风潮之下，虽有谢无量以“释古”态度尊孔而不废经学之《中国哲学史》在前，但真正发挥巨大社会及学术影响的，则是“疑古”派宗师胡适及其在中国哲学界旗手冯友兰二人中国哲学史著作。胡言经学与哲学“合则两伤，分则两益”，研究哲学不应阑入经学内容；冯曰中国唯有“经学时代之结束”，方能开辟出传统社会步入近代之路。二人皆将经学从中国哲学研究中剔除出去。任继愈说：“‘经’是圣贤垂训的典籍，封建社会的一切成员，只能宣传它，解释它，信奉它，不能怀疑它，不准议论它，更不能批判它。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都是圣人，只能膜拜，不能非议，这是封建社会的总规矩（西方中世纪对《圣经》也是如此）。”任继愈认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书的确有胜过以前封建学者的地方”。胡著之所以令人耳目一新，即在于它打破了封建学者不敢触及的“经学”禁区。“它不同于封建时代哲学史书的代圣贤立言，为经传作注解，而敢于打破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不准议论古代圣贤的禁例”，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则是“沿着胡适开辟的道路继续向前走的书”。^[106]任氏也曾明确指出，中国哲学史研究重要工作之一，便是用科学的方法，转化分解中国传统经学。“如何把混然一体的‘经学’，科学地分解开来，明确地指出古代哲学家在自然观、认识论、伦理观、历史观等等方面是怎样经过它的胚胎、萌芽、发展的阶段而到了现在的样子，乃是我们目前的重要工作。在打散‘经学’体系的过程中，在执行时发生了一些偏差。有人以为我们是用几个‘框子’（如自然观、认识论……等）把古人的哲学生硬地加以割裂，以致失去了古人本来面目。使得中国哲学史失去了古人的本来面目当然是不对的，但把古人的‘经学’‘和盘托出’也是不对的；因为这样，就等于否认‘哲学’这一独特科学的对象，模糊了中国哲学史的范围的界限，成为‘经学’史的继续，就不是哲学史了。”^[107]范文澜断定“‘五四’运动以前二千多年里面，所谓学问，几乎专指经学而言”，“不论统治阶级怎样尊圣尊经，经到底还是压迫人民的工具”^[108]。冯契则明确指出，中国哲学的近代化就是“对经学的否定”^[109]。(www.chuimin.cn)

综上可见，具体地、历史地看，中国哲学学科显然是通过否弃传统经学而确立的。百年以来至今，由于胡、冯“选出而叙述之”范式之笼罩性影响，传统经学主体内容再也没有进入中国哲学研究者之视域。自胡、冯开始至今，比照西方哲学以哲学家及其问题为主体内容之哲学史写作体例，“选出而叙述之”范式建立起了以“子学”为主体内容之“中国哲学”。现在看来，中国哲学研究之“子学路径” （philosophers line），无视并刻意背离了经学这一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之主体、根本。中国哲学之所以缺失“中国效度”，丧失其主体地位，即由此百年不变之“子学路径”所致^[110]。

经学的核心“六经”以至“十三经”及其历代注疏，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之根本经典。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本原典，经学影响所及，关涉传统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对建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11]。百年后，当今有识之士在反思新文化运动彻底反传统、蔑弃经学之历史流弊后，开始重新评价经学之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饶宗颐说，“经书是我们的文化精华的宝库，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涵蕴的基础；亦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重新认识经书的价值，在当前是有重要意义的”。“‘经’的重要性，由于讲的是常道，树立起真理标准，去衡量行事的正确与否，取古典的精华，用笃实的科学理解，使人的文化生活与自然相协调，人与人间的联系取得和谐的境界。”“经学的重建，是我们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作之一”，“我们现在生活在充满进步、生机蓬勃的盛世，可以考虑重新塑造我们的新的经学”。^[112]李学勤接着周予同、饶宗颐讲道：“经学在中国学术文化中占据中心位置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清代已有学者提出‘六经皆史’，可是经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大影响作用是永远不可抹杀的，完全‘夷经为史’，也非正确。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必须历史地看待经和经学。” ^[113]氏又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事实判断（逻辑推论）”是：“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儒学是主流，它所占的比重和影响都特别大，而经学又是儒学的核心。不研究经学，不了解经学，应该说就没有把握住我们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的部分。”^[114]张立文主张，经学“不是陈放在博物馆里供人参观的古董，也不是摆放在庙堂里无生命的木主，而是活生生的、生气勃勃的生命体”。张氏云经学的现代价值在于：经学是“中华文化之根、之魂”，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故乡”，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之所。^[115]张岂之特别强调：“在中国历史上，《十三经》所包括的经典，曾成为民族凝聚、文化认同的强大动力”，汉代以后，“经学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干，对于民族凝聚和文化认同，始终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主导作用”。^[116]又说，“十三经”“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影响至深至远的重要文献之一”，“不了解《十三经》，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中国。特别是上世纪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之后，客观上的确起到了振聋发聩、除旧迎新的作用，经学的地位开始一落千丈。然而正如在倒掉脏水的同时也倒掉了婴儿一样，《十三经》中的精华也同糟粕一道被弃置，殊为可惜。更为可怕的是，其中的许多糟粕并未得到真正的清理，又往往借尸还魂，死灰复燃，为害社会”^[117]。“五四”新文化废黜经学、打倒孔家店，试图断绝传统文化之命脉。但历史史实验证了伽达默尔及希尔斯之洞见：革命并未能彻底断裂传统，相反，革命文化以反传统之传统反传统，却始终未能逃离传统之掌心。由于受“‘五四’的思想境界”（余英时）中西文化两头不入的问题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以简单粗暴的态度破坏了传统主流正统思想及其经学载体，其流弊所及，致使中国传统文化之根脉、魂魄丧失，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此不再出现在主流思想之中。当下向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文化之回归，说到底，就是要走出“‘五四’的思想境界”，重新深刻认识并回归传统经学，发掘其在现时代思想文化建设中的价值及意义。

值得关注的是，当代西方学者反思启蒙思想偏见，开始重新评估传统及经典之现代价值和地位。这些思想家的理论，适可以成为我们回归传统，重思经学现代出路之重要依据。伽达默尔在论及经典（the classical^[118]）时明确指出：“经典并非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日新又新、不断给我们赢得最新的当代的东西。”^[119]“经典乃是对某种持续存在东西的意识，是对某种不可消失意义的意识。经典之意义，独立于所有时间条件之外，它是一种无时间性的当下存在，对每一个时代都具有同时代性。”^[120]“经典浓缩了历史存在的一个普遍特征：时间废墟中之遗存。传统的一般特性是，只有没有成为过去的那部分过去事物，才为历史认识提供可能。然而，正如黑格尔所言，经典‘是自身有意义的，因而可以自我解释。’此话最终意味着，正是因其自身有意义并能自我解释，经典才能够自我保存；也就是说，经典所言，不是如仍需解释的文献证据那样的对过去事物之陈述，而是似乎特别对当下事情之言说。我们所谓‘经典’，并不需要首先克服历史间距，因其自身不间断地弥合着过去和现在，克服了这种间距。因此，经典确信是‘无时间性的’，然而这种无时间性是历史存在的一种模式。”^[121]氏又言：“经典意涵正在于：一部作品对现实的直接言说力基本上是无限的。所以，无论经典概念多么展现其间距及不可企及性并属于文化意识的一部分，‘经典文化’这个短语依然暗示着经典的持续有效性。文化意识以源于经典著作所言说的世界，佐证着某种终极共同性和归属性。”^[122]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对传统及“传统的合理性” （the rationality of traditions）列专题深入研究。他认为，启蒙运动之普遍理性原则，并不完全适用于“传统”这一研究领域。合理性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因此，存在着不同传统的多种合理性、正义性，而非只有一种所谓中立的、超越所有传统的唯一合理性、正义性。他又说，信仰、经典和权威是传统最为核心的部分。当经典被赋予神圣性的权威之后，虽然可能因其不足和有限性而被重构、重新评价和解释，但这种神圣权威可以在此过程中免遭否定。既不同于信仰体系全面从容的渐变，亦有别于信仰的整体突变，“合理性的” （ rational）传统延续方式，在于忠实于该传统的某些共享信仰之核心内容，必须在每次传统的断裂中生存下来^[123]。准此二西哲之洞见，作为传统核心载体之经典，它不是脱离当下的古代文本，因之可以送进博物院而不在当下存在。恰恰相反，经典由于其意义之不可消失性，其发挥作用之“无时间性”，故其核心内容及意义，一直超越时间而永恒存在：经典非与现实无关的历史遗存物，而是当下的有意义的存在。

总结时贤重识经学之论，借鉴当代西哲关于传统及经典研究新理念，不难得出如下结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其代表经学，也可以是人类合理性的传统及经典之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现代化之要义，在于以“述古”之态度及方法回归经学，确立起真正意义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根本和灵魂。作为“合理性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延续方式，必须彻底舍弃近代“疑古”思潮蔑弃传统及经学之态度，超越学术研究中西两头皆不入之“‘五四’的思想境界”。

未来中国哲学创新，首应“返本”“回家”，回到“经学路径”（classics line）上来，唯有将“创造性解释”建立在以经学为主体内容之坚实思想文献基础之上，中国哲学才有希望“唤醒”“更生”（ rehabilitate ）经学中所包含的历久弥新之“经义”，才能学有根柢地阐发出中国传统思想之精髓，从而真正开创出中国哲学之未来。冯友兰一生学术经历，就是活生生的中国哲学史^[124]，其遗言曰：“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125]作为终身探索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现实出路的学者，冯氏遗言，为未来中国哲学指明了道路，应当引起后来者的重视。“侯外庐学派”开创者之一邱汉生，直到辞世前仍念念不忘要写一部中国经学思想史。^[126]张岂之更具体指出：“《十三经》虽阅历千古，凝结了前人的经验和智慧，但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能为解决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对于我们来说，它可以成为精神支柱，激发起民族精神；也可以成为智慧向导，启发我们解决现实问题的睿智。但这一切都需要我们结合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对传统经典重新作出解释。认真说来，传统经典对于现代社会有无价值，能否成为华夏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象征，关键不是在于经典本身，而在于现代人对经典的理解。最近二十年来，虽然儒家经学著作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尚不足以揭示经学演变的具体面貌。这需要我们这一代中国思想史研究工作者锲而不舍地作出努力。”^[127]这些都说明，回归经学，阐发其哲学思想史之现代价值和意义，已经成为老一辈学者对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未来走向的共识。

当下学者中，尤可关注姜广辉等人。他们编纂的《中国经学思想史》，试图“整合经学与子学”，呈现有经学价值和意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实验。在姜氏看来，经学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指导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基因”。而子学问题意识多从经学衍生出来，传统思想文化陈述都是以经学为纲统合子学的。氏以为，既往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多为“以子学为纲的思想家列传，所采用的结构方法基本上是以西方哲学的某种模式来裁剪中国思想史料”，中国哲学思想史因之缺少“根”^[128]。姜广辉说，传统经学史研究，如皮锡瑞《经学历史》、马宗霍《中国经学史》，由于其基本资料和问题意识来自正史《儒林传》、陆德明《经典释文》、孔颖达《五经正义》、朱彝尊《经义考》等，未对经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价值本原加以揭示和阐扬，因此，“这类经学史著作只可视为经学传承史，它的要害是缺少‘魂’”^[129]。姜广辉发挥徐复观“经学史空洞化”之说，特别强调“经之所以为经，就在于它所倡导的价值观。所以‘经学思想’即是关于经学的‘价值’和‘意义’的思想”^[130]。氏总结道：“以往的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缺少‘根’，即经学，而以往的中国经学史又缺少‘魂’，即价值和意义，因此要想写一部有‘根’的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须先写一部有‘魂’的中国经学思想史。我们应该丢掉‘东施效颦’式的思想方法，写出透着中国精神的思想史和哲学史，即以意义的信仰为本质特征的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131]按照姜氏设想，新中国思想史著作写作，可分三步走：第一步，先写能凸显经学价值和意义的中国经学思想史著作，氏所谓“安魂”；第二步，“安魂”之后，再写新的中国经学史著作，所谓“立根”；第三步，将新的中国经学史著作与已有的中国思想史成果整合成一部新的中国思想史著作。^[132]作为“安魂”之作，姜广辉与三十五位学者合作，完成了三百余万言、四卷六册本《中国经学思想史》。此书以传统经学之价值和意义为关注重点，梳理了自先秦至晚清经学思想通史，最终提出了“天人合一”“人性本善”“以义制利”“民本”“修身”“德治”“五伦”“孝道”“仁爱”“大一统”“协和万邦”“大同、太平”等十二大儒家经学的价值观念。姜最后总结道，人类最高价值是和谐，这一人类的伟大智慧，是由中国人贡献的。姜氏及其同道中国经学思想史研究的尝试，无疑为我们进一步探索以经学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先例。

总而言之，中国哲学研究之根脉和前提，在于其必须首先具备“中国效度”。述古而观，唯有回归经学此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根干及“基因”，中国哲学才有可能确立和实现其“中国效度”。适应时代要求，今后中国哲学研究者当立足于经学文本主体，从“子学路径”转向“经学路径”，致力于“创造性解释”中国传统经学，建构起真正具有主体地位、中国内容之“中国的哲学”，以最终实现“中国固有传统思想现代化”这一中国哲学学科宗旨，进而为人类文明贡献独特的中国哲学思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