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哲学导论》的范式与方法论

2023-10-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夏商二代“文献不足征”，亦无从深究。章氏深发“六经”不出于“周文”之意，可谓不刊之论。详究“六经”“周文”，实不出礼乐之学。“六经”“周文”及其注疏学史，无疑是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根本、命脉、核心之所在。诸子之说，亦不出“六经”“周文”之范围。

认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根源、基因，无疑只能基于“历史传承物”。就全体而言，“历史传承物”并非传世文献一种，遗迹、遗物、遗器等亦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但就思想文化发展进程之具体作用而言，传世文献，尤其是经典文本（eminent text）、权威文本（authoritative text ），无疑才是一以贯之型塑传统思想文化之主流和根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经典权威文本，无疑是“六经”及其所衍生出的整个经学体系（经学文本最后的集大成，可以“四库”系列丛书经部文献为代表）。雅斯贝斯及诸时贤论中国的“轴心时代”，要以孔、老、墨、庄等子学溯源立说。但述古而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根源，无疑只能是“六经”而非诸子。基于中国上古思想文化之实情，雅斯贝斯及诸学者以东周诸子哲学厘定中国“轴心时代”之论，应予以修正^[77]。

坟典杳渺，固不必论。夏商二代“文献不足征”，亦无从深究。唯“六经”承上古文献之遗，备载郁郁乎“周文”：《周易》乃周代之《易》，《仪礼》为周公制作（取郑玄说。又，贾公彦《仪礼疏序》云：“《周礼》《仪礼》，发源是一，理有终始，分为二部，并是周公摄政大平之书”）；《诗》以周之风、雅、颂为根本内容；《书》又名《周书》，讨论典谟归宗周之史观；《春秋》“据周经以正褒贬”（孔颖达），“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春秋左传·序》）。章学诚云，“《六艺》皆周公之政典，故立为经”（《文史通义·经解下》），“《六经》之文，皆周公之旧典”（《校雠通义·汉志六艺》）。氏又云，“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夫子自谓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师弟子之传业，于是判焉”（《校雠通义·原道》）。“《六经》皆周官掌故：《易》藏太卜，《书》、《春秋》掌于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四方之志），《诗》在太师，《礼》归宗伯，《乐》属司成。孔子删定，存先王之旧典，所谓述而不作。故六艺为经，群书为传”（《校雠通义·和州志艺文书辑略》）。章氏深发“六经”不出于“周文”之意，可谓不刊之论。至于《周礼》载周公治平之迹，《三传》《孝经》深发从周之志、礼教伦常之行，《礼记》《论语》《孟子》要为发明周礼礼义之作，《尔雅》释“六经”之言而已。要言之，“六经”而至“十三经”，壹是皆以“周文”为本；经学也者，“周文”之学也。

详究“六经”“周文”，实不出礼乐之学。《易》载天地阴阳之道，为礼义之本；《诗》乃乐教；《书》频见三代之礼；《周礼》《仪礼》《礼记》（《孝经》^[78]）完备呈现了礼仪礼义之全体大用；《乐》为礼乐之教；《春秋》及其“三传”，本之礼义以定是非褒贬。《论语》《孟子》随时随处不无礼义礼仪之辨说。源于经学之“四书”，其根本，也不过是“四子”在发明礼义而已。因此，就本质内容而言，“周文”经学亦为礼乐之学。

全体而观，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史，“六经”“十三经”之注疏学史也^[79]。纵观中国历代哲学家之思想创新，其最大的特点，便是不断回到“六经”“周文”以“返本开新”^[80]。衰周之际，面对礼崩乐坏之现实，孔子删述“六经”，阐发礼义，倡言忠信，表彰传统“文德”中之仁德^[81]。孟子根本《诗》《书》，辟杨墨而法王道、道性善、举仁义。至于荀卿整理“六经”深发礼义，董仲舒原本《公羊》发“大一统”之义，皆欲于礼乐崩坏之际，重整礼义。至于朱熹编订“四书”、整理礼经^[82]，《易》著《本义》《启蒙》，《诗》有《集传》，终命蔡沈作《书集传》，远绍儒家道统，近承北宋五子，严于判“二教”异端之说，深发“存天理，去人欲”之经义。深究可见，朱熹以经学注疏工作，奠定了其后儒教社会之思想根基和范式。数大儒而外，历代儒先贤达学术观念之表述，无不是以经学注疏的形式展开。经学注疏体例甚夥，要言之，不过疏通与发明二途。述而不作者“我注‘六经’”，激而为论者“‘六经’注我”，总不出“六经”而言说。职是之故，“周文轴心”确立了中国思想文化之“基因”（许倬云）、“基线”（余英时），自孔子之后，历来中国哲学思想史中之“突破”创新，其最为重要的特点，便是在礼乐崩坏之后，数大儒针对时代问题，基于当时学术资源，以经学注疏形式不断回到“六经”这一“周文轴心”，从而“返本开新”地给儒经以新的创造性的解释与运用。“六经”“周文”及其注疏学史，无疑是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根本、命脉、核心之所在。

诸子之说，亦不出“六经”“周文”之范围。东周以降，诸子之说蜂起，然深究其实，诸子共同的文化渊源，不离乎礼乐“周文”，同出于“六经”礼义。《庄子·天下篇》开宗明义地区分了“道术”不同于“方术”，曰：“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其梳理上古道术之传，又曰：“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83]

在庄子一派看来，上古道术之全，统天地万物，无所不在，化育人物，厥功至伟。“道术”载之于史传典籍，尤以“六经”备载道术运行之迹，合观之，可见此道术之全体大用。及乱世，诸子百家之学，偏得道术之遗风，各用一曲而不能会通，以其好欲自为“方术”，上古道术之全，于是郁暗不明而至分离。《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以“诸子出于王官”说绪论百家渊源。其论曰：诸子之说，其言虽势同水火，实相灭亦相生，相反而皆相成。百家推阐其说，各有长短，然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诸子之道，同归殊途，一致百虑。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诸子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于《天下》《汉志》述论可见，子学之本源，皆在于“六经”；相较于“道术”渊薮之“六经”，诸子“方术”实不过偏得支流而已。(www.chuimin.cn)

章学诚祖述并进一步发挥《天下》《汉志》之说，以为“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氏申论之曰：“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必衷于是也。老子说本阴阳，庄、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邹衍侈言天地，关尹推衍五行，《书》教也；管、商法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其他杨、墨、尹文之言，苏、张、孙、吴之术，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录》之所叙论，皆于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84]依章氏之见，诸子之学固非一定服膺“六经”礼乐“周文”之教，但就其学术渊源而言，舍“六经”周文所该载之道体，诸子之学将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可见，先秦诸子之学，会其旨归，确乎为“六经”之支裔流别而已。

孔子生于鲁国，此地“宝文王之书，遵周公之典”，“周礼尽在鲁矣”（《春秋左传·昭公二年》）。孔子幼陈俎豆，终生以克己复礼为念，遭困厄，“累累若丧家之狗”而不去周礼。矢志斯文，自信“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专精周道，竟言“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晚年归鲁，孔子知周道难行，于是删述“六经”，发明周文。丘固讨论坟典、追迹二代，然其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可见，其时夏商二代因文献不足，已难以为继，而周礼因损革益二代之礼，彼时虽衰而未坠于地。孔子生长于鲁国，周文备具，礼乐斯盛。孔子慨叹：“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又云：“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删述‘六经’，垂宪万世”，其所删、定、约、赞、述者，郁郁乎之“周文”也；“周文”者，备载于‘六经’之“斯文”也。可见，孔子所以为孔子者，“六经”也，“周文”也。

总而言之，根据经典权威文献所述，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核心是“六经”。“六经”实质内容“周文”礼乐，是整个传统之思想文化基因、内核，诸子思想脱胎于“六经”“周文”，孔子思想更是以“周文”为旨归。“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整个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史，要不过返“六经”“周文”之本以求其新命之史也。经典文献以外，传统金石学“佐经证史”，征实不诬地说明了传世文献中“周文”确乎存在，所言不虚。而近代以来中国考古发现，更以持续不断的地下“科学”新发现（尤其是青铜礼器的出土和研究）证明：在上古中国所谓西周“青铜时代”，千真万确有一个“郁郁乎”之“周文”存在^[85]。以“二重证据法”观之，礼乐“周文”不能为假、绝非虚文。所有的历史传承物皆证明：唯“六经”“周文”承载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基因、命脉与核心，不断地回到“周文轴心”“返本开新”，是中国文化一直保持其独特性和延续性最为重要之根本原因^[86]。

进言之，承载“周文”之经学礼乐，其发祥地故在西周，有其地域性。然深究其实，经学也者，实不过“天下之公理”“不刊之鸿教”^[87]，非一人一地所可得而私之。礼乐之教，外礼仪而内礼义，“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乐备载“经天纬地”之大文，即旨在成就人之所以为者而已。是故礼教也者，“固不限于为一姓一宗之私而已”（钱穆）。就此经学、礼乐实质内容及功用而论，“周文”实非“小邦周”地域性知识而已。郑玄解《周易》之“周”，云“《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承此旧说，并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史史实观之，“周文”之“周”，一则言其发祥于西周故地，再则申言“六经”经义、礼乐教化“周普完备”之普世大用。

许倬云已经认识到了“周文”作为文化的普世意义。他说：“西周时期常被视为中国文明之根源。这是这样一个时期：小而有力的一群周人取得了政权，他们发展出一套庞大的封建系统，并宣称自己是壮丽的文化及政治程式的合法管理者。他们上演的这出戏剧，通过不同渠道累积的证据记录在案。包括传统宗法制结构，以及诸如‘天命’这样的意识形态观念在内，中国许多意义重大的制度，皆被认为已产生于西周时期。然而，最显著的是，在公元前十一世纪，被周人称作‘中国’（中心王国），或曰‘华夏’的建立。‘中国’ （Chung-kuo）这个概念，同时将‘中国’ （ ‘China’ ）定义为一个城邦，一个国家，以及一种文明，从而使得‘中国’具备‘普世城邦’ （ ‘universal state’ ）之资格。公元前八世纪，周王室政治统治力衰落。然而，‘周文’ （the Chou culture）从政治衰败中存活了下来，依然是中国文明的基础。”^[88]杜维明则正确地指出了“周文”普世化的现实可能性：“在孔子的思想中，‘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里的‘周’既有很具体的历史内涵，但同时，它又有一种在哲学上能够普遍化、规律化的潜力。近年来我们常常把儒家的一些经典给讲死了，比如‘克己复礼’的观念，一般都被理解为复周礼。其实，这个观念较深层的涵义，就我的理解，也表达了这样的感受：人所创造的文化是有价值的。”^[89] “周道如砥”（《诗经·小雅·大东》），“大道甚夷”（《老子》）。鉴古知今，在告别蔑弃传统之“疑古”态度，纠正既往中国哲学研究“子学路径”的褊狭之后，未来中国哲学创新之大道，当以亟须解决的时代思想文化问题为导向，以融贯古今中西为视域，回到“六经”所载之“周文轴心”，创新以经学为核心内容之研究方法论，以期“返本开新”，涅槃重生，开创出中国哲学无限美好之未来。

《未来中国哲学导论》的范式与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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