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选出而叙述之”范式一秉“疑古”态度,在此态度之下,传统思想文化经学主体被蔑弃,中国思想之“经义”“礼义”根本被肢解、抹杀。恢复和弘扬中国固有传统思想文化,转换中国哲学之研究范式,首先必须改弦更张,彻底舍弃“疑古”态度。“疑古”思潮,导源于胡适。事实上,“信古”“疑古”“释古”态度之最终落实,是为古书辨伪问题。......
2023-10-29
中国近代以来之“疑古”思潮,为民主、科学思想进入古老中国开辟了道路,对引入西方先进文明曾发挥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对之“同情了解”并予以历史的具体的评价,应该肯定其此一层面之历史作用和功绩。但就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而言,“疑古”思潮将传统与理性自由完全对立,一概抹杀,彻底否弃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现代价值和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慧命因之遭受致命破坏。“疑古”思潮百年流弊所及,造成了传统和现代关系之断裂,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价值体系彻底崩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有家难回”“无家可归”之现状。因此,在当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更生和复兴现实要求之下,学术创新首要之务,必须清除此蔑弃传统之“疑古”态度。
任继愈一再说,“文化有继承性,不能白手起家,传统文化是抛不掉、打不烂的”[42]。他又明确指出:“现在虽不能预知中国哲学的新体系是什么样子,但可以从过去的经历推测,中国哲学的新体系,是中华民族优秀遗产的继承,不能脱离旧的传统构建一套与旧哲学完全脱节的体系。” [43]传统是我们无法回避之存在基础。如孔子对待礼乐传统那样,我们只能对传统采取“重新诠释而不是全面拒斥的态度”(余英时)。杜维明特别强调,要理解孔子及儒家传统的深层含义,就必须首先理解其对待传统“斯文”之“悲情”和“忧患意识”。“儒学的兴起,是对于‘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文化传统的没落所作的自觉的、全面的反省。这一反省,同墨家、道家、法家的反省不同,基本上是肯定人类文明、文化的价值,因而对于周代文化传统的崩溃,有一种不忍之情,想恢复过去的礼乐制度。但是这不是一般我们所认为的复古,而是对中华民族从殷商以来所建构的文明作了一个内在的肯定,希望这一文明能够延续下去。”[44]要理解以儒家为主流之中国文化传统,“首先要对人类所创造的文化采取一种敬重其存在,欣赏其发展,不忍其沦亡的态度。这是一个大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忧患意识的出现。相反地,一种比较极端的态度是,即使‘斯文’坠于地,完全毁弃掉,文化的传承整个了结也无所谓。其实,在其他轴心时代的传统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这种态度的理论根据。比如在基督教、佛教、兴都教、道教,甚至早期希腊文明的传统中。儒家‘存亡继绝’的观念,有其独特的价值取向,确是塑造中国文化特色的重要因素,它强烈地要求延续,要求继承 ,[45]。敬重传统、存亡在念、“忧患意识”,确乎是“述古”者首要之务,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慧命赖以不绝之根本原因。陈来对“述古”态度也知之颇深,其相关论述亦发人深省。“中国哲学对传统的一般态度是把传统看做一种积极的力量,一种保持文化认同的价值稳定的力量。”“中国哲学认为尊重传统本质上是尊重历史、尊重权威、尊重理性、尊重价值、尊重文化的连续性,这种取向为中国哲学与文化带来了一些重要的特点,即文化的连续、价值的稳定、经典学与古典解释学的发达、历史记述学的完备等”,“传统史家认为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这样看来古典儒家都给予了整理古典(序)、传述传统(述)以特别注意。从孔子对前‘轴心时代’思想的发展和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来看,‘述’不表示思想的停滞,不排斥思想的发展,只是表示思想的发展不能割裂传统”。[46](www.chuimin.cn)
纵观先圣时贤之见,所谓“述古”态度,就是要借鉴自孔子以至王国维以来理性尊信传统、斯文存亡在念之理念,就是要发挥传统“疑古”“疑经”去伪存真、羽翼经典之“去蔽”传统,就是要汲取伽达默尔、希尔斯、泽伯姆等西哲反思启蒙、正名传统、诠释态度之时论,就是继承孔子删述“六经”事业,不以空言论道,遵修经典、原始创新之文献学态度。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态度之“范式转换”,今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实当以上述学有根柢、返本开新之“述古”态度,完全涤荡断裂传统、荒蔑古经、违离道本、虚谈名理之“疑古”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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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29
所谓“史评”,系指评论史事或史书的著作。史评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重在批评史事,一类重在批评史书。批评史事,是指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加以评论。批评史书,则主要是指人们对史家、史书或某一种史学现象、史学思想的评论,它在中国传统史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古代史学成就辉煌,诸般史书,应有尽有,逐步完善,各有源流,自成系统,互相补充,彼此印证,在中国史学史上,犹如簇簇盛开的鲜花,争奇斗艳,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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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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