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二代“文献不足征”,亦无从深究。章氏深发“六经”不出于“周文”之意,可谓不刊之论。详究“六经”“周文”,实不出礼乐之学。“六经”“周文”及其注疏学史,无疑是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根本、命脉、核心之所在。诸子之说,亦不出“六经”“周文”之范围。......
2023-10-29
作为新文化运动“学术版”,支撑疑古态度的理论依据,是西方启蒙运动的观念。在启蒙理性看来,传统是愚昧、保守的代名词,而传统权威及其经典,则是束缚人们自由理性判断的枷锁。人类之进步,必须以个体自由理性为据,打倒权威、废弃经典、舍弃传统方可。启蒙运动这种传统与自由理性水火不容的观念,已遭遇到近代以来学者的反思和批判。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真理与方法》针对这种启蒙主义的偏见,以专题研究“为权威和传统正名”。伽氏以为,权威的过失,在于它试图以威望让人们盲目服从,而不是让人们基于自由理性进行自我判断,启蒙运动对权威专制主义过失的批判是合理的。但是,权威的本质,不是基于服从和抛弃理性的行动,而是基于个人理性知觉到自己的局限性,承认他人有超出自己的更好的判断和见解。权威与盲从无关,而与人基于理性的认可关联。因此,权威的真正基础也是一种基于“认可”的自由和理性的行动。当启蒙运动坚决诋毁一切权威时,无视了权威的本质和真正基础,没有认识到权威也是真理源泉的可能性。
作为“权威的形式”,传统也被启蒙思想视为理性和自由的对立面。而在伽氏看来,传统和理性并不绝对对立。“实际上,传统经常是自由和历史本身的一个要素。甚至最真实最坚固的传统也并不因为以前存在的东西的惰性就自然而然地实现自身,而是需要肯定、掌握和培养。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Bewahrung),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是积极活动的。但是,保存是一种理性活动,当然也是这样一种难以觉察的不显眼的理性活动。正是因为这一理由,新的东西、被计划的东西才表现为理性的唯一的活动和行为。但是,这是一种假象。即使在生活受到猛烈改变的地方,如在革命的时代,远比任何人所知道的多得多的古老东西在所谓改革一切的浪潮中仍保存了下来,并且与新的东西一起构成新的价值。无论如何,保存与破坏和更新的行为一样,是一种自由的行动。” [39]希尔斯(Edward Shils)也明确指出:“实际上,任何叫做传统的东西都不是一个整体,它的每一个成分都要经过接受、修改或抵制这样一个过程。对传统的反应带有选择性。即使那些自认为正在接受或抵制‘全部内容’的人,也是有选择地接受或进行抵制的;即使当他们看来在进行抵制时,他们仍然保留着相当一部分传统。显然,即使那些宣称要与自己社会的过去做彻底决裂的革命者,也难逃过去的掌心。”[40]
当代诠释学家泽伯姆(T.M.Seebohm)则格外强调态度对理解传统的重要意义:“诠释学意识是理解自身文化传统的态度意识。……在书写传统中,由于不同的态度,会有多种类型和与之调适的诠释学意识。而不同态度,决定了存在于其中的关于传统的经验。……诠释学意识发展史展现出了一种基础性的两种态度之间的对立。一种态度,承认传统的真理和权威并愿意加以运用;另一种态度,则或多或少激烈地拒斥传统的整体或部分。传统中有危机,是激烈拒斥传统的前提。可以在书写传统的早期发展阶段中,首先找到对传统真理的承认。危机将先导致对传统真理的局部拒绝。然而,在诠释学意识发展中的无论哪个阶段,都将会有对整个传统的拒绝。这种拒绝可以区分为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最激进的,整个传统都将被舍弃。如此危机带来的后果,可称之为文化革命。第二种模式则假定,整个传统的真理只是单方面地建立在传统初始时期的一些经典文本(eminent texts)的真理之上。在这种情况下,危机将导致拒绝对这些经典文本的整个解释传统,但并不拒绝经典文本本身的真理。”[41](www.chuimin.cn)
借助伽氏超越启蒙所提出的关于权威及传统之观念,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可以基于自由和理性认可权威;或隐或显,作为权威表现形式的传统,一直以一种理性的、自由的保存活动,在一切历史变迁中积极发挥作用。而伽达默尔和希尔斯共同的洞见,更让我们意识到,一方面,对传统的反对离不开传统,甚至以极端革命手段破坏传统也不能在传统外进行;另一方面,对传统的继承和“保存”,绝非泥古不化,而必须择取传统并加以因损革益。泽伯姆之见,说明态度问题是诠释传统时一以贯之的根本问题,也是区分不同诠释学意识之重要节点。与承认传统态度相对,拒绝传统之态度,可以细分为完全舍弃传统之文化革命,也有不弃传统经典本身真理而仅舍弃后世解释之拒斥。可见,理性自由地尊信传统权威,在传统基础上因损革益之“述古”态度,与西哲理性对待传统以及诠释学传统态度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就此而言,诠释学态度,也是一种“述古”态度。
有关未来中国哲学导论:范式与方法论的文章
夏商二代“文献不足征”,亦无从深究。章氏深发“六经”不出于“周文”之意,可谓不刊之论。详究“六经”“周文”,实不出礼乐之学。“六经”“周文”及其注疏学史,无疑是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根本、命脉、核心之所在。诸子之说,亦不出“六经”“周文”之范围。......
2023-10-29
[4]当我们从方法论层面反思百年中国哲学发展史时,会发现既往主流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共同底色,即此“选出而叙述之”范式。正本清源,从中国哲学史学科发端处比较谢无量与胡适、冯友兰之异同,就会发现: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山之作”,谢无量《中国哲学史》所呈现出的“谢无量范式”,是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选出而叙述之”范式完全“不可通约” 的另一种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
2023-10-29
1998年至2001年,汤一介先后发表数篇论文,表述创建“中国解释学”的设想[198]。今后中国哲学发展,应该自觉、系统地研究、利用丰厚的经典注释资源,并创建“中国的解释学”。汤一介还具体探索了先秦、汉代、魏晋及佛教经典解释学的一些问题。景海峰进一步讨论了诠释学与中国哲学、儒家哲学的关系问题。景氏的中国诠释学研究,大体可以看作是对上述问题的回答。......
2023-10-29
谢著以为,诸子百家皆有正名之术,诡辩为名家之失。[197]谢著立足《汉志》,参以庄子、陶潜之说,定墨子为名家之宗源,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谢又进一步评价墨子名学,是中国逻辑学之源头。“墨子之学,多属伦理政治之范围,而关于哲学上之讨究甚少。惟《墨经》四篇,及《大取》《小取》二篇,言正名之术,为吾国古代论理学[198]之源。”名家诸子,谢著格外详辨了《公孙龙子》中“辩士”公孙龙名学思想。......
2023-10-29
于此可见,经学毫无疑问是中国传统思想文本之主体、学术思想之主干;舍经学,中国传统思想将失掉根本和灵魂。顺应这种批判传统之历史潮流,作为新文化运动之“学术版”“文化版”,疑古派非常明确地把破坏传统,尤其是打倒孔家店、彻底废黜经学,作为其学术目标和旨归。顾颉刚明确表示,疑古派之工作,就是要痛批经学之恶,将其送入“博物院”。......
2023-10-29
黄俊杰以中国传统孟子学解释史为中心,考察、分析了历代释孟言论之诠释学含义,以“中国诠释学三个面相”之框架,试图建构起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诠释学类型。[187]黄俊杰又从“认知活动”和“实践活动”维度,辨析中国诠释学的性质。中国诠释学实以“经世”为本。系列丛书中,黄俊杰及相关学者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中国诠释学研究的视野和深度。还可关注林安梧“中国哲学解释学的五个层级”之说所欲达成的“造乎其道”的诠释学。......
2023-10-29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核心和灵魂,经学最具备“哲学”原初及根本意义人文及人本主义之“基因”。“述古”而论,经学是中国哲学文献主体,“六经”又为经学根本。通观近百年以“子学”为核心内容之中国哲学史研究,无论范式和进路如何差异,学者们殊途同归,皆承认“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最为重要的本质特征。......
2023-10-29
此处理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关系之研究路径和方法论取向,可名之曰“以西解中”。当下学者常以宋明理学借鉴佛道二教理论为例,来类比说明“中国哲学”借鉴西方哲学“援西入中”“以西解中”之合理正当性。与“以西解中”“先哲学,再中国”致思方向相反,“以中化西”取向于“先中国,再哲学”。所谓“再哲学”,即参照、借鉴西方哲学,以“创造性解释”“哲学化”有机还原后的真正的“中国传统思想”。......
2023-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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