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哲学导论：借古开新，走出疑古时代

2023-10-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继承并发扬谢著之“释古”态度，未来中国哲学返本开新首要之务，在于进一步宗法孔子，表彰并践行其“述古”之态度和精神，以期“走出疑古时代”。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可见其“述古”之旨归，不外折中、发明古圣先王之道而已。究其根源，孔子所持“述古”态度及做法，也是历来古圣先哲遵循之道。“述古”之“信而好古”态度，不是对传统之盲目信从。

继承并发扬谢著之“释古”态度，未来中国哲学返本开新首要之务，在于进一步宗法孔子，表彰并践行其“述古”之态度和精神，以期“走出疑古时代”。本书所倡之“述古”态度，系概括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一句内涵而成。朱熹训释此句，以为“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5]《正义》曰：“老彭于时，但述修先王之道而不自制作，笃信而好古事。” ^[6]可见，“述古”“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中之所谓“作”“述”“信”“好”，其核心内涵皆围绕“先王之道”而论。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可见其“述古”之旨归，不外折中、发明古圣先王之道而已。

究其根源，孔子所持“述古”态度及做法，也是历来古圣先哲遵循之道。《尚书·尧典》云：“曰若稽古，帝尧”；《大禹谟》曰：“无稽之言，勿听”；《说命下》曰：“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康诰》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又民”，“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召诰》曰：“其稽我古人之德”；《周官》曰：“唐禹稽古，建官惟百”，“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诗经·大雅·烝民》云：“古训是式”；《老子·第十四章》^[7]载：“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等等。于兹可见，古圣先哲皆信从而不敢背离先圣之道，都以稽考师法古训、古德，为其求道、修德、施政之要务。孔子之“述古”，即集此圣哲之大成而折中之，继承并发扬了这一“稽古右文”传统^[8]。

“述古”之“信而好古”态度，不是对传统之盲目信从。相反，笃信好古，完全是理性择取的结果。章学诚云，“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魄，可以为今之精华，非贵糟魄而直以为精华也，因糟魄之存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9]。氏又曰：“凡能与古为化者，必先于古人绳度尺寸不敢逾越者也。盖非信之专而守之笃，则入古不深，不深则不能化”；“学古而不敢曲泥乎古，乃服古而谨严之至，非轻古也”。^[10]元代陈栎曰：“信而好古乃述而不作之本。夫子尝自谓‘好古，敏以求之’，又谓‘不如某之好学’。常人之所以不知好古，不能好学，皆信道不笃故尔。惟能笃于信道，所以深好古道；惟笃信好古，所以惟述古而不敢自我作古焉。”^[11]清代李光地云，先王之道所以可好，在于“凡其存于今者，皆其事之确然而可以取验于万世；理之同然而可以兴起乎人心者也。吾也生圣明之后，从诵法之余，有见于此心此理之合也，则默而成之，不言焉而信，信而后益专于述也。有见于可爱可传之精也，则学而不厌，好焉而敏求，好而后益笃于信也”^[12]。孔子曰：“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论语·卫灵公》），“唐虞之隆，殷周之盛”，是先王之道“已试之效者也”（《汉志》）。因此，“述古”之“信”“好”先王之道，全因其“可爱可传”，完全源于其能“取验万世”，兴起古今人心同然之理。可见，笃好信守传统，述古而不自我作古，绝非盲目泥古，实乃深察自得、因损革益，折中以成万世不易之“心理”而已，成就先王之道而已。

“信而好古”之前提，还有赖于“述古”者能“得古人之心”，见先王创作之精神命脉。明沈无回曰：“人惟不得古人之心，故觉有自己聪明意见可用。已得古人之心，自然信得古人过，古人的精神，便是我的精神。古人的说话，便是我的说话。何须更赘一词！”元石鹏（字云卿）《四书家训》曰：“真见古先王创作，皆精神之阐发，真命脉之流注，直可以垂万世而不朽。任他聪明智巧，不能加毫末，信得深至，自与古人之精神命脉相为契合。虽欲于述之外别立意见，更设规模，不可得耳。”^[13]《日讲论语解义》云，“天下之理，不出古人论说之中。我深信不疑而笃好不厌，是以惟知其当述而无容复作也”^[14]。相反，不好古者，“则聋于前言，昧于往行，师心而已”，“信不及，故行不尽，此今人所以远逊于古人也”^[15]。孔子一再说“信而好古”“好古敏求”，其所好者，亦不过“得古人之心”，真见并深契于古先王创作精神命脉，故能深信笃好此确然有验之道。而古道既人心所同、万世不朽，笃好“古人之心”并述而不作，也就是必然的选择了。

“述古”者，必不自以为是，必全然唯先王之道是从，“母我”无我。孔子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又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畜·大象》）何晏解“子绝四”之“毋我”，曰孔子“述古而不自作，处群萃而不自异，唯道是从，故不有其身”^[16]。北宋司马光云： “孔子之道，非取诸已也，盖述三皇五帝三王之道也。三皇五帝三王，亦非取诸己也，钩探天地之道以教人也。故学者苟志于道，则莫若本之于天地，考之于先王，质之于孔子，验之于当今。四者皆冥合无间，然后勉而进之，则其智之所及，力之所胜，虽或近或远、或小或大，要为不失其正焉。舍是而求之，有害无益矣。” ^[17]南宋杨简云：“有道者无思无虑，一无所以为，故其居世不得已而后动，故多述而不作。古人有道，我与之同，故深信深好之。不知道者，不足以与此”，“其作聪明乱旧章者，皆昏愚自取凶祸之徒也”。^[18]章学诚云：“一世之士，不知度德量力，咸嚣嚣以作者自命，不肯为是筌蹄嚆矢之功程，刘歆所谓‘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者也。术业如何得当，而著作之道何由得正乎？”^[19]于孔子自述及数儒先之论可见，真能“述古”者，必能考验古之正道而行之，绝不乖异古道自以为是，此非得道、有道之人，不足以至此。相反，不能“述古”之所谓“作者”，不知道而妄作，违离典则、变乱旧章而徒以私见臆说自以为是，昏愚而自作聪明，最终无益己身“自取凶祸”而已。(www.chuimin.cn)

述古者还有阙疑一说。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论语·卫灵公》）《正义》曰：“古之良史，于书字有疑则阙之，以待能者，不敢穿凿”， “孔子自谓及见其人如此，阙疑至今，则无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凿”。 ^[20]孔子又道：“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子路》）“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论语·为政》）包咸注曰：“尤，过也。疑则阙之，其余不疑，犹慎言之，则少过。”^[21]刘宝楠注曰：“《左》昭二十年《传》《注》：‘阙，空也。’其义有未明、未安于心者，阙空之也。”^[22]于此阙疑仍旧可见，述古者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绝不穿凿而论、自我作古；亦可见述古者尊重传统、敬慎其道的态度。

孔子不以空言说道，其“述古”事业之最终落实，便是遵修旧文、“删述‘六经’”。朱熹云，“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23]。北宋吕陶曰：“《六经》者，圣人述道而传之者也。是故叙《书》以述政，则可以知号令之兴作；删《诗》以述风，则可以酌淳漓之代变；定《礼》以述辨，则可以程事物之分义；正《乐》以述和，则可以通德教之端本；赞《易》以述神，则可以尽化育之理；修《春秋》以述法，则可以适经变之务。保民济世之具，其详如此。”^[24]李光地云：“述而后知无所事于作，信而后不能自已于好。‘述’与‘信’最难，万一非所述而述，非所信而信，则其弊有不胜言者。故夫子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而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删古诗三千而为三百，四代礼乐具折其中，识其正伪，所以能善述也，阙其疑，殆所以能存信也。夫子之为万世师者，于此两言见之矣。”^[25]段玉裁道，“夫圣人之道在《六经》，不于《六经》求之，则无以得圣人所求之义理，以行于家国天下”^[26]。可见，“六经”备载先王之道，“斯文在兹”。欲“述古”明道者，不能舍是而求。古圣先贤之所谓“作者”，因时而为，各有所长；其道散见于坟典者，不可遽为所用。孔安国云，孔子“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27]。孔子删述“六经”，工夫颇为细密：“修而不改曰‘定’，就而减削曰‘删’，准依其事曰‘约’，因而佐成曰‘赞’，显而明之曰‘述’，各从义理而言。独《礼》、《乐》不改者，以《礼》、《乐》圣人制作，己无贵位，故因而定之。” ^[28]史迁认为，孔子删、定、赞、修“六经”之旨为：追述三代之礼；序《书》传；取可施于礼义者皆弦歌之，删《诗》三千为三百；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以说《易》；据鲁、亲周、故殷，以礼义为准，笔削褒贬而作《春秋》。（略据《史记·孔子世家》）

章学诚云：“有璞而后施雕，有质而后运斤；先后轻重之间，其数易明也。夫子未删之《诗》、《书》，未定之《易》、《礼》、《春秋》，皆先王之旧典也。然非夫子之论定，则不可以传之学者矣。”^[29]朱熹推尊孔子删述“六经”之功，曰：“当是时，作者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30]南宋辅广发挥乃师朱熹之说，道：“作者略备，观诸经可见；集大成而折衷之，亦于诸经见之。然群圣所作，因时制宜，以成一代之制。夫子折衷，参互订正，以垂万世之法，夫子贤于尧舜者，在是。”^[31]春秋之际，礼废乐坏，王道衰微。孔子晚年知道之不行，故退而以“删定赞修”之体例删述“六经”，使斯文不坠于地。孔子以此“述古”工夫，订正折中诸经，“善述”“六经”大旨，洵能传述先王之道，深阐古圣先贤微言大义。后世治国者，循“六经”之道则治，违之则乱。传统关于孔子的共识，有所谓“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之成说。于此可见，孔子能以“素王”之身而超越古圣先贤，所以能垂宪万世为至圣先师者，良由其尊信传统、删述“六经”之“述古”事业使然^[32]。

未来中国哲学导论：借古开新，走出疑古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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