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哲学导论：探究‘谢无量范式’消失之谜

2023-10-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百年前，历史为什么会选择胡、冯范式？如冯契所见，中国哲学产生之日，“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问题激发了中国思想领域“古今中西之争”，并始终制约着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252]。[254]显然，胡适不赞同采取“突然替换”导致中国传统文化消亡这一形式，而主张中西文化协调共生。近代以来强势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之冲击，也使得“西方先进中国落后”成为共识。谢独超拔于俗见，等量齐观中西思想文化之地位与价值。

百年前，历史为什么会选择胡、冯范式？百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选出而叙述之”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而谢著则被湮没在历史尘埃中，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何以如此？

如冯契所见，中国哲学产生之日，“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问题激发了中国思想领域“古今中西之争”，并始终制约着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252]。实际上，作为现代学科和近代知识，“中国哲学”原本就是“中国近代哲学”。回顾历次中国学术思想论辩，从清末至今，整个中国哲学史也始终在“古今中西之争”这个维度中存在和发展^[253]。

让我们重回中国哲学出发点找找原因。诚如胡适所言，中国哲学学科的出现，就是要解决如何协调中西文化矛盾这样一个“新中国必须正视的，更大的、更根本的问题”：“我们中国人如何能在这个骤看起来同我们的固有文化大不相同的新世界里感到泰然自若？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以及自己创造了灿烂文化的民族，在一个新的文化中决不会感到自在的。如果那新文化被看作是从外国输入的，并且因民族生存的外在需要而被强加于它的，那么这种不自在是完全自然的，也是合理的。如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的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而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损失。因此，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254]显然，胡适不赞同采取“突然替换”导致中国传统文化消亡这一形式，而主张中西文化协调共生。

中西文化如何协调共生，就要进一步思考一个“较为特殊的问题”：“我们在哪里能找到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使我们能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和的新的基础上建立我们自己的科学和哲学？”^[255]胡适确信中国哲学的未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将儒学恢复到仅仅是“许多敌对的学派中的一派”，“灿烂的哲学群星中的一颗明星”，而不是“精神的、道德的、哲学的权威的唯一源泉”。“换句话说，中国哲学的未来，似乎大有赖于那些伟大的哲学学派的恢复，这些学派在中国古代一度与儒家学派同时盛行。……我认为非儒学派的恢复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关于方法论问题，尤其是如此。如为反对独断主义和唯理主义而强调经验，在各方面的研究中充分地发展科学的方法，用历史的或者发展的观点看真理和道德，我认为这些都是西方现代哲学的最重要的贡献，都能在公元前五、四、三世纪中那些伟大的非儒学派中找到遥远而高度发展了的先驱。因此，新中国的责任是借鉴和借助于现代西方哲学去研究这些久已被忽略了的本国的学派。如果用现代哲学去重新解释中国古代哲学，又用中国固有的哲学去解释现代哲学，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哲学家和哲学研究在运用思考与研究的新方法与工具时感到心安理得。”^[256]可见，胡适找到的“能够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自己的文化精华联结起来的”方法，就是要通过表彰中国传统思想中与西方现代哲学类似学说，从而为引入西方哲学、科学找到合适的土壤。而这一工作的前提，便是要废黜儒学独尊地位^[257]。

如何解决中西文化矛盾冲突这个问题，更是冯友兰一生哲学工作的主题。“我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我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冲突的性质；如何适当地处理这种冲突，解决这种矛盾；又如何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使自己与之相适应。”^[258]冯友兰说，中西文化的矛盾，贯穿于中国近代及现代史。东西文化的不同，源于其哲学这一根本思想的不同。贯穿冯一生哲学活动始终的，都是要从哲学上对中西文化矛盾的问题，作一种广泛的解释与评论^[259]。冯友兰总结道：“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的思想发展有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我用地理区域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东方、西方的差别。在第二阶段，我用历史时代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古代、近代的差别。在第三阶段，我用社会发展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社会类型的差别。”^[260]如冯本人所述，《中国哲学史》即断言：“严格地说，在中国还未曾有过近代哲学，但是一旦中国实现了近代化，就会有近代中国哲学。这个论断含蓄地指明，所谓东西文化的差别，实际上就是中古和近代的差别。” ^[261]

胡、冯对中西文化矛盾的具体看法和解决方案或有不同，但追究二人共同底色，皆持西方哲学先进、中国传统思想落后，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在哲学思想上跟上西方哲学步伐才行这一根本立场。基于这一立场，胡适才格外重视有西方哲学及科学特征的别墨《墨辩》，冯友兰才会有“子学时代”（古代）、“经学时代”（中古）之尚有待发展到近代之《中国哲学史》。(www.chuimin.cn)

谢与胡、冯看法截然两样。谢著开宗明义地回答了如何看待中西文化矛盾这一问题。“今世学术之大别，曰哲学，曰科学。哲学之名，旧籍所无，盖西土之成名，东邦之译语，而近日承学之士所沿用者也。虽然，道一而已。庄周论道术裂而后有方术，道术无所不统，方术则各明其一方。道术即哲学也，方术即科学也。古之君子，尽力于道术，得其全者，是名曰儒。扬子云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儒即哲学也，伎即科学也，故‘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在古之世，道术恒为士君子之学，称学而道在其中。及官失学散，乃谓之曰儒学，谓之曰道学，谓之曰理学，佛氏则谓之义学，西方则谓之哲学，其实一也。地虽有中外之殊，时虽有古今之异，而所学之事，所究之理，故无不同者矣。”^[262]

在谢看来，哲学即研究道术之学。就中国哲学而言，儒通三才而得道术之全，故儒即哲学；而儒学、道学、理学，是道术的不同表现形式，也属于哲学。“道一而已”，佛法与西方哲学在道术总名下，与中国哲学别无二致。总之，学无古今中西，中西思想文化，皆是一道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如果说胡、冯论著强调哲学古今中西之异，谢著则以道观之，着意于哲学中西古今之同。中西文化之差异，人所共见。近代以来强势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之冲击，也使得“西方先进中国落后”成为共识。谢独超拔于俗见，等量齐观中西思想文化之地位与价值。这也就是为什么胡适依现代西方哲学，要废黜儒学，谢著因仍传统正见，一以儒学为中国哲学之主干；冯友兰认为西方哲学先进，落后的中国哲学需要近代化，而谢无量却说“中国哲学是大陆型哲学思想，西方哲学属海洋型哲学思想，各有特色”^[263]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根本处不同的中西文化观，才使得谢、胡、冯之中国哲学史，有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胡《中国哲学史大纲》难以为继，冯著“三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始终处于一种“踌躇摇摆”（冯友兰）状态。而如本书前所论述，谢著植根于中国传统学术精义，又吸收、借鉴西方学术之精华，完备地呈现了“既中国又哲学”之中国哲学史。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谢著“以中化西”，而胡、冯论著“以西解中”所致。谢著始终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立场，以真正历史学家的眼光，述而不作地发明了“中国的”东西，中国“固有的东西”；而胡、冯背离中国传统学术范式，站在西方“先进”文化立场，以一种西方哲学家的视角，创造性地解释出他们心目中“中国哲学”的样貌。

单从学术角度看胡、冯与谢的古今中西观，似乎两者皆有道理，最多不过见仁见智而已。但是，中国哲学学科是20世纪初中国具体历史环境的产物，有其特殊的时代问题，而此时代问题，最终决定了这个时代之学术走向。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屡败于西方列强，由天朝礼仪之邦沦为任人宰割、劫掠的贫弱之国。当时迫切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努力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以期变法自强、救亡图存。民族存亡现实问题逼迫，西方强势文化对传统文化之冲击，使得古今中西之争，成为思想界必须回答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当时，虽有全盘西化及国粹派两种极端看法，但占据思想界主流的，还是主张引入先进西方文化以改造落后的中国文化的论点。而改造之前提，就是要清理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近代对传统文化的清理，是毁灭性的。先是清廷1905年废止科举考试，办以西学为主的新式学堂，孔子地位越来越低，经书越来越少人读。谈及当时情形，皮锡瑞云：“自新学出，而薄视旧学，遂有烧经之说。”^[264]熊十力说：“时海内风气日变，少年皆骂孔子、毁六经，余亦如是。” ^[265]清廷灭亡，彻底颠覆了儒教社会及其思想之载体。对教育界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经学不再占据思想教育界主导地位并最终被废黜。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通令全国禁止读经。冯友兰回忆其1915年进北京大学时，“京师大学堂的经科已废，原来经科的课程，有些废止了，有些分配到文科各门中。文科有四个门，即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和英文四个学门”^[266]。袁世凯借尊孔读经的复辟失败，更加导致思想教育文化界视读经为大戒，痛斥礼教、猛烈批孔成为主流知识分子及热血青年的共识。

中国哲学初生之时，中国思想文化界最为迫切和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尽快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怎样才能使得中国传统思想跟上西方现代化的步伐？在西化思潮及痛批传统经学背景下，较之胡、冯强调西化，欲以西学现代化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张，谢著讲“六艺哲学”，尊重孔子的历史地位，因仍传统学术框架讲述中国哲学史等做法，自然会被认为是守旧的、不合时宜的、不够现代化的，谢著遭时人及学术共同体厌弃，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此后百年，虽古今中西问题形式多样，内容纠结不清，但“选出而叙述之”范式及“以西观中”眼光，一直主导着各派思维，中国哲学自然也就始终在胡、冯范式中“打转身”，谢著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中国哲学研究者的视野中了。

未来中国哲学导论：探究‘谢无量范式’消失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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