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名学观及其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影响

2023-10-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不同于胡适中国哲学史全以逻辑为根本内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仅在涉及名学问题的相关章节，讨论中国哲学的逻辑问题[243]。冯友兰认为，战国时惠施、公孙龙等辩者［或谓“刑（形）名之家”］之学为当时显学，其学说之大体倾向“专决于名”即全在名理上立根据，故汉人称之为名家。

不同于胡适中国哲学史全以逻辑为根本内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仅在涉及名学问题的相关章节，讨论中国哲学的逻辑问题^[243]。

儒家正名述评。孔子认为当时社会因名不正而乱，欲“拨乱世而反之正”，当以正名救时之弊，因此，“正名主义”对孔子而言极为重要。而正名之道，即在于使君臣父子之定义（“名”）皆如其实、尽其义，终致“天下有道”。冯以为，《春秋》之“耸善抑恶”诛乱臣贼子，不过是古代史官纪事之史笔成法。孔子不过是赞成并沿“取”（而非“作”）其义而已，“正名主义即孔子自《春秋》及其他古史官之书法中所归纳而得之理论”^[244]。冯进而总评先秦儒家正名观，曰：“孔孟之正名，仅从道德着想，故其正名主义，仅有伦理的兴趣，而无逻辑的兴趣。犹之苏格拉底之‘以归纳法求定义’，亦原只有伦理的兴趣也。柏拉图讲概念，其伦理的兴趣，亦较其逻辑的兴趣为大。至亚力士多德始有纯讲逻辑之著作。荀子生当‘辩者’正盛时代，故其所讲正名，逻辑的兴趣亦甚大。” ^[245]冯论孔子及儒家正名主义，接续胡适所起论题而深入讨论之，与胡适论点颇多异同。

冯友兰认为，战国时惠施、公孙龙等辩者［或谓“刑（形）名之家”］之学为当时显学，其学说之大体倾向“专决于名”即全在名理上立根据，故汉人称之为名家。辩者可分为惠施之“合同异”及公孙龙之“离坚白”二派。“惠施之观点注意于个体的物，故曰：‘万物毕同毕异’，而归结于‘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公孙龙之观点，则注重于共相，故‘离坚白’而归结于‘天下皆独而正’。二派之观点异，故其学说亦完全不同。战国时论及辩者之学，皆总而言之曰：‘合同异，离坚白’。或总指其学为‘坚白同异之辩’。此乃笼统言之。其实辩者之中，当分二派：一派为‘合同异’；一派为‘离坚白’。前者以惠施为首领；后者以公孙龙为首领。 ^[246]冯又说：“惠施之观点，注重于个体。个体常变；故惠施之哲学，亦可谓为变之哲学。公孙龙之观点，注重于共相。共相不变；故公孙龙之哲学亦可谓为不变之哲学。二人之学说虽不同，然皆用理智观察世界所得之结果也。辩者所持之论，皆与吾人感觉所见不合。辩者盖用理智以观察世界，理智所见之世界，固可与感觉所见者不合也。”^[247]冯友兰后来自豪地说，分辩者为以惠施为首的“合同异”派及以公孙龙为首的“离坚白”派，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而后来也不能改变的”^[248]。

冯友兰反对胡适《墨辩》“别墨”立论基础。“晋人鲁胜，称《经》上下，《经说》上下，为‘墨辩’。胡适之先生因之，称《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为‘墨辩’；又以作‘墨辩’者为‘别墨’。按《墨经》中虽亦有‘坚白同异之辩’，‘觭偶不件之辞’，然其主要目的，在于阐明墨学，反对辩者。‘墨辩’之名，鲁胜以前无有也。墨家各派，‘倍谲不同’，‘相谓别墨’，即互相指为非墨学正统，非自谓‘别墨’也。然皆‘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则纷乱之中，仍有统一存焉。盖墨者之铁的组织，尚未崩溃也。”^[249]形式上，冯据汪中《墨子序》，认为胡适所谓《墨辩》六篇当谓之《墨经》；内容上，冯以为“别墨”只是墨子后学相互贬抑之辞，绝非胡适所谓包含惠施、公孙龙在内的墨学后学。胡适以《墨辩》、“别墨”立其中国哲学史之根基，冯之挑战，无疑动摇了胡的学理基础。(www.chuimin.cn)

于上可见，冯友兰名学观与胡适颇有出入，是对胡适名学观批判性回应。但二人的相同点在于，他们都是以西方逻辑学原理为据，反观并发掘中国传统名学之西方逻辑学（科学）意义^[250]。谢无量名学观则与二人截然两样：立足于中国传统名学之原意本意，述而不作地呈现名学“正名实以立治本”之哲学要旨。胡、冯论著与谢著全然殊途之名学观，也进一步说明了谢著是不同于胡、冯论著的另一种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

总而言之，谢无量中国哲学研究之“哲学”内容，不是“西方哲学在中国”为西方哲学作例证之所谓“中国哲学”，而是“以中化西”——借助西方哲学来“疏通发明”中国传统固有思想之“哲学”意义的“中国的哲学”及其发展历史。正如宋明理学虽借鉴佛法，但始终坚守儒家正统立场一样，谢无量“以中化西”之中国哲学研究范式，也始终持“疏通文献、理性研究”之“释古”学术态度，在坚守中国传统文化本位之基础与前提这一立场下，通过“借用” （borrow）西方哲学方法，以实现中国固有思想现代化。谢之西方哲学素养固不能与胡、冯相比，其具体论断也容有不当甚至错误的地方，但谢著的“释古”学术态度及“以中化西”研究立场，是其根本不同于胡、冯论著之所在，也是“谢无量范式”对当下开拓中国哲学新方向之价值和意义所在。

冯友兰名学观及其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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