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哲学导论：谢无量范式及方法论

2023-10-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谢著以为，诸子百家皆有正名之术，诡辩为名家之失。[197]谢著立足《汉志》，参以庄子、陶潜之说，定墨子为名家之宗源，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谢又进一步评价墨子名学，是中国逻辑学之源头。“墨子之学，多属伦理政治之范围，而关于哲学上之讨究甚少。惟《墨经》四篇，及《大取》《小取》二篇，言正名之术，为吾国古代论理学[198]之源。”名家诸子，谢著格外详辨了《公孙龙子》中“辩士”公孙龙名学思想。

谢著以为，诸子百家皆有正名之术，诡辩为名家之失。“孔子犹言正名，春秋以来，如宰我、子贡、苏秦、张仪、驺衍、驺奭、淳于髡、田骈、惠施、公孙龙之徒，皆以辩说显名。其余百家议论之言，无不以有伦有要为归，则正名之术，孰得无之？如邓析、惠施，往往骛于诡辩，是名家之失也。当时诸子莫不务正名，其近诡辩者，则徒以胜人之口，离理自骋为术。然名家多与法家相关，如《韩非》书多称惠施，《尹文》书每言法治，名家所以明法治之理，法家所以讲法治之用，故名法二家，亦不可相离也。”^[196]依谢著之见，名学核心为正名之术，此术东周诸子皆有。名家所以名家者，反是因其正名之术流于诡辩、离理为术使然。谢又论名家与法家刑名之术不离，展现了名家的另一面。

总论名家渊源，谢著以为名家当出于墨子。“《汉志》叙名七家，三十六篇。今所传惟邓析、尹文、公孙龙之书，而《邓析》书又殆非其本也。”“《墨子》书有《辩经》，晋鲁胜《注序》，谓墨子‘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一作刑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荀卿、庄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据此，则名家当出墨子。《汉志》独录《邓析》为首，次以《尹文》，叙述源流，亦不及墨氏之徒。盖《墨经》当时自与其书连第，故不复分系名家也。《庄子·天下篇》，谓‘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件之辞相应。’则名家所谓坚白异同者，信出于墨氏之学矣。陶潜《圣贤群辅录》记三墨与韩非不同，而首宋钘、尹文之墨。然则尹文亦承墨学，虽他论不与墨同，而正名之术，固本诸墨子也。故名家之源，远肇于礼官，至邓析操两可之说，而不免钩釽析乱之弊。及墨子作《经》，条理始粲然可寻，不惟尹文惠施以下宗之，即诸家旨归与墨异者，亦用之以为辩论之法也。”^[197]谢著立足《汉志》，参以庄子、陶潜之说，定墨子为名家之宗源，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谢又进一步评价墨子名学，是中国逻辑学之源头。“墨子之学，多属伦理政治之范围，而关于哲学上之讨究甚少。惟《墨经》四篇，及《大取》《小取》二篇，言正名之术，为吾国古代论理学^[198]之源。”^[199]于此评论可见，谢氏亦认为逻辑学是中国哲学研究之内容。

谢著论述名家诸子之说。于邓析之说，谢著云，《汉志》列《邓析》为名家之首，考先秦诸家所记，邓析操两可之说，诡辩之极，不免于钩釽析乱之弊，殆名家之譥者也。而考今传《无厚》《转辞》二篇，其中亦有名实之论，近于法家人君御下之术。“《邓析》书不具，其词浅而不深，故疑非其本。以相传既久，要是名家之源也。”^[200]评价尹文“皇皇以救世为志，而非仅骋口辩者比也”^[201]。论惠施，则引述《庄子·天下篇》论惠施之说而已。以为惠施为辩之目三十有二，其辞不可猝知。

名家诸子，谢著格外详辨了《公孙龙子》中“辩士”公孙龙名学思想。其辨《迹府》，虽疑为后人所集录，但已揭示了公孙龙辩言之大意；述“白马论”，曰：“马形者，喻万物之形皆有材用；马色者，况万物种类各有亲疏。离色求马，众马斯应；守白求马，唯得白马。故将统众材于一适，贯亲疏而洞照，是谓白马非马也。^[202]谢氏以为，公孙龙白马论，殆本《墨子·小取篇》之意而发明之。评价“指物论”，则曰：“盖自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则彼指于我指独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还喻我指，则我指于彼指复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 ^[203]“指物之义，实与齐物同归，惟深妙不及耳。”^[204]述“通变论”，曰：“论百物材类之异同，必审类以合名，乃为正举，否则为乱名，为狂举。非正举者，谓之两明，两明者，昏不明也。名实无当，道丧而无有以正焉。”^[205]正举方能得道，狂举为丧道之途。“坚白论”以坚白石三，喻名实不存，唯离见然后神。“离也者，谓之因是，谓之正。物物斯离，不相杂也。圣人即物而冥，即事而静。即事而静，故天下安存；即物而冥，故物皆得性。物皆得性，则彼我同亲。天下安存，则名实不存也。” ^[206]斯论意在去名实之分殊，方能得物之性，得性而治，天下安存。终述“名实论”之本意，在使为治者审名实。要之，公孙龙疾当世名实散乱，因资己之辩材立论，欲以正名实而化天下。

名家之辩，历来有正统、异端之殊。谢著所述邹衍之说，道出了其中端倪：“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抒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及至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声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207]可见，辩者正途，在于辨名析理，无害大道。至于名家之邪僻者，诚如谢著所引庄子评价惠施之言：“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弱于德，强于物，其涂隩矣。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几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宁，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208]悖大道而逞诡辩，邓析、惠施之流不走辩者正途，故为学者所轻。

谢著强调，名家、辩者之正途与旨归，实为正名实以立政治之本。“名家诸子之说，虽各有不同，然其归无不在于使名实符合，万事万物，咸得其正，以立政治之大本，而社会常治不乱也。”^[209]“名家之辩，不过于名实，其谓形名者，形即实也。《尹文》书首数语已括之，如曰：‘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则名不可差。’此即名家之根本原理也。然正名之尤亟者，莫先于政治之名。”^[210] “《尹文》之书，先述大道与形器之关系，次言大道为名法儒之渊源。因正名分以定万事，而归于理法之治。其言多精审而不为诡辩，当推为名家之正宗也。”^[211]推尊尹文之说为“名家之正宗”，即因其所论，完全体现了“正名实以立治本”之正统名学观^[212]。如上所述，通过梳理传统文献论说，谢著贞定名学本旨、论析辩者异同，让我们历史地了解了名家思想在中国固有学术脉络中之原貌和全貌。(www.chuimin.cn)

值得关注的是，谢著没有在名家而是在论庄子部分，讨论了庄子“辩证法”与西方逻辑学（当时所谓“论理学”）关系问题。谢著以为，庄子在游谈、辩论的世风盛行之下，提出了自己的“辩证法”，以“钳杨墨之口”、破公孙龙等名家之妄见。

庄子辩证法之一，是“显正旨”。“宇宙之内，品物万殊，能各安其性分，则无不逍遥自得，虽大小不同，而逍遥则一。《逍遥游篇》以相对之差别相，而由同一律（Law of Identity）以示其绝对无差别。如甲与甲同；一切甲与一切甲同；鸟兽之逍遥自得，与万物之逍遥自得同；万物之逍遥自得，与人之逍遥自得同。如是乃为一切无障碍之逍遥自得，此为庄子积极辩证所务显之正旨。”^[213]“树之大而无用者，树之无何有之乡；至人之大而无用者，亦甘冥于无何有之乡。无何有之乡，乃可以容是无用之用。知乎无用之用，乃可以享逍遥游之至乐，是庄子积极辩证之旨也。” ^[214]

庄子辩证法之二，是破妄见。“世人所怀不过是非、然否、死生、有无、成毁、利害种种妄见，故作《齐物论》以破之。不惟睥睨儒墨名法之徒，当时诸子，并不免此惑。盖世之争论，皆由束于相对之差别相，而不能到达绝对无差别之理故也。”^[215]“当时争论是非最烈者，儒墨百家之徒皆然。庄子以百家所以相非，坐各执其成心之妄见，无成心，则是非之争息矣，是谓‘以明’。” ^[216]“必先息此是非、彼我、然否、死生、可不可之争论，而后乃达于大道之妙致，此庄子辩证之目的也。” ^[217]

谢著总结庄子之“辩证法”道：“凡辩论之作用有二：一以显正旨，一以破妄见是也。显正旨者，谓之积极之辩证法；破妄见者，谓之消极之辩证法。”^[218]“《逍遥游篇》为庄子积极之辩证，正显虚无恬澹、逍遥自得之本旨；《齐物论》篇，为庄子消极之辩证，在先摧伏世间嚣嚣之论，而后其本旨自见。”^[219]“庄子积极之辩证，由显正旨以破妄见；消极之辩证，由破妄见以显正旨。二门不相离，以破儒墨百家，而自建立逍遥玄同之道论者也。” ^[220]依谢氏之见，所谓庄子“辩证法”，是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辩论之法，其目的是要达到“逍遥玄同”之境地。

显然，谢著上述名家之论，虽谈及墨家开中国古代论理学（逻辑学）之源，职此之故，也可以将其名学论述，理解为中国上古逻辑学发展史。但是，除论庄子“辩证法”外，谢著绝少直接以中国传统正名论辩之术与西方逻辑学相比较^[221]。谢著论名家之学，更多还是以《汉志》《庄子·天下篇》等传统文献为据，述而不作地辨析了名家“正名实而化天下”的要旨而已。

未来中国哲学导论：谢无量范式及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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