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哲学导论：宇宙论与伦理学范式

中国传统思想命脉，无疑在于究天人之际，论天人合一之道。谢著即依此中国传统思想固有范式，以宇宙论（“天”）与伦理学（“人”）及其相互关系作为中国哲学核心内容和主线，来贯穿和梳理整个中国哲学史。

谢著正文之始，于“邃古哲学之起原”一节，即表达了哲学之起源及哲学史之作，存乎探究天人及其相互关系：“天地恶从而生乎？万物恶从而生乎？人居其间，又恶从而生乎？知乎此者，是之谓哲；不知乎此而欲求所以知之，是哲学之所由起也。故哲学必起于宇宙之观察。人与万物并生，以吾心为主，以外物为客。见夫营营抟抟者之日接乎吾体，耀乎吾目，而不得其解，乃强名其有始无始，穷其有际无际。更以推之心量之范围，人事之法则，孰主持是？孰纲维是？前人说之，后人传之；前人传之，后人非之，其是且非，至今未有已也。就其是且非者并存而载之，是哲学史所为作也。” ^[79]

邃古哲学之发展史，确立了以宇宙论确立人事标准这一中国哲学之“元基”。谢氏曰：“邃古哲学思想，既起于宇宙之观察，尝先究何者为宇宙之本体，何者为宇宙发生之现象，是一切人事之根本也。”^[80]“伏羲作八卦者，在明此宇宙构成及发生之原理，即太易、太初、太始、太素之所以相嬗而通于人事者，盖自伏羲始立古今哲学之元基焉。” ^[81] “伏羲推宇宙之大法而得人事之标准……盖八卦既立，可以贯天地人之道，用之哲学焉，用之伦理焉，用之政治焉，无不统摄于此。”^[82]“神农制《本草》，不惟遍究物理，且亦准诸天道，以哲学之原理，而施于实用，故足尚也。于是始由渔猎而进为耕稼，为人生定同一必勉之义务，立伦理之大本焉。” ^[83]“黄帝之后，少昊、颛顼、帝喾，大抵皆承黄帝之道。盖由天地之道，通之于人事，而伦理上善恶之标准渐明。”^[84]“夏商时代之哲学，莫大于《洪范》之垂训。洪大也，范法也，由天地之大法，立人道之经纬。”^[85]“八卦、九章，并援天道以正人事，故谓天以此道锡吾人耳。上古哲学思想，咸始于宇宙之观察，《洪范》先明五行，爱及彝伦是也。”^[86]“诸家分配五行多不同，莫不援天行以证人事也。”^[87]可见，先周上古哲学发展史，无不以“援天道以正人事”作为哲学之原则、思维框架和具体内容。

“六经”原理、教义，亦不外“明天道以正人伦”。谢著“六艺哲学”一章，援引《汉书·儒林传》之论，总论“六经”之旨，曰：“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学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88]又总结“《五经》之原”、《易》之道要，曰：“盖《易》因天地自然之道，以明人之道所以与天地同者。故即以天地关系之大体，而移之为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之道，诚一以贯之者也。”^[89]宇宙论与伦理学之密切关联，也是经学这一中国核心思想文献之真髓所在。

谢著又略论先秦诸子之宇宙论，曰：“吾国哲学，《易》教始创宇宙论，至老庄论之，乃极精密。《易大传》虽孔子作，至言宇宙，或本当日《易》教之成说，其《传》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此《易》之宇宙论也，顾其言简质。而孔子平时教人，则罕言天道，故子贡以为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子思始以诚概天，曰：‘诚者，天之道也’，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故其生物不测。’要之，子思是藉此明人道，非亟亟宇宙之辨也。孟荀嗣兴，亦以铺扬世教为义，而略于形上之论。墨家主天，则不过专以天为兼爱之本。宇宙论终以老庄最为昭晰也。如名法杂家，所言或偶涉宇宙，案之实，不出老庄之绪也。”^[90]先秦诸子，以儒家、道家为首。儒家哲学，“本承六艺之学”，“六经”推天道以正人伦，以宇宙论确立伦理学大纲之意，上已略述。儒家之外，先秦诸子形上学详略不同，而谢著以为，老庄宇宙论，最为精密详备。

谢著特别强调老子宇宙论实为其伦理说之根柢：“欲明老子之宇宙论，当知宇宙本体，即吾心之本体，宇宙现象，即吾心之现象，此真老子之妙，若以宇宙论漠然在天地之上，则失老子之旨矣。凡老子人生道德之意见，殆无不以宇宙观为根柢者。^[91] “老子之学，无不自天道推之”^[92]，实为君人南面之术。基于其天道宇宙论、老子修养论，在于达到无我无心，清虚无为，而得自然之状态；其实践道德论，重虚无而尚退默；其人生观以隐退为志；其政治论在归真返朴，小国寡民，无为而治，等等。

“道家之学，以一‘道’字为宇宙之根柢。老子言道之周遍宇宙者，详矣，庄子益说得此事精微。”^[93]要言之，庄子主张道为天地万物之本体，无所不在；道， 自然也，“我即自然， 自然即我也。我之自然，即宇宙之自然；我禀受自然，则真理已具”^[94]。“庄子之宇宙论，以万有悉由道生，道即消长变化于吾人之前之大势力是也。道外无万有，万有以外无道。道之发现为万物，故曰万物由道生，万物由道而显，由道而隐，故凡生灭成毁皆道也。”^[95]庄生齐生死、得丧之人生观，即由此宇宙观而推衍所得。

此外，谢著论汉代《白虎通》之“三纲六纪”，曰：“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六纪之中，颇兼及社会之义务，莫非自孔子遗说而推阐之者也。”^[96]又论董仲舒天人感应哲学，曰：“董子之学，以天为之本，以《春秋》为之证，其言天极详密。《贤良对策》有曰：‘道之大原出于天。’此语虽简，而与《中庸》首章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者同意。故董子以一切政治道德，无不本于天者，天为吉凶赏罚之主，凡人之行动云为，咸当循天之法则，故天为人之祖父。”^[97]“盖以仲舒真能纯乎孔氏之学者也。其推天道阴阳五行之变，虽不必尽验，然本形而上学之根据，以立政治伦理之大经，系统组织，至为精密。”^[98]汉代“学者犹侈言天人感应之符，以灾变为人事之应。人君信之，至常以日蚀等变，罢免宰相大臣，亦一种神秘哲学之影响矣”^[99]。可见，汉代哲学传承、发展上古哲学及儒先之论，虽有神秘主义倾向，但其根本思路和研究架构，依然是本天道而立人极，以宇宙论确立伦理学之思考路径。

魏晋玄学，好黄老刑名，宗法老庄，其才性论、虚无论、崇有论、神仙论、无君论等五论，皆道家之绪，“道家之学，至晋世大备”^[100]。五论中，才性论“推阴阳形神立论，亦可由以致于穷理尽性之极功，而哲人之所有事也”^[101]；虚无论以无为天地万物之本，士风耽尚虚无，以任放为达，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崇有论“谓老子以无为辞，而旨在全有。又谓至无者无以能生，其言至辨，而归于刑政，盖刑名家言”^[102]；无君论，本黄老虚无之意，以无为为主，流为无君之说，有类近世所谓无政府主义者。以上数论，皆以黄老之理，推之于人伦，亦合以宇宙论定伦理说。谢著云，有唐一代，哲学独不振。能宗儒者之义，本性命之本者，数百年间，唯韩愈“性三品说”，以及李翱《复性书》“止情复性”之说而已。

宋儒最为充分地继承并发明了中国哲学“推天道以明人事”这一根本范式，因此，谢著推宋代为中国哲学之极盛期：“中国哲学，当以宋代为极盛。盖古之儒者，讲修齐治平之道，或详于人事，而略于宇宙之本原；宋儒始明人性与宇宙之关系。立理气心性之说，不仅教人以实践，且进而推求其原理，故有以立其大本，而教义益密。至是乃有性理之学，然亦时势有以致之。 ^[103]宋代哲学因受佛教教义影响，详究心性之源、性命之说；又反汉唐牵于章句之训诂，务求经学大义；虽有朱陆门户之争，然皆深入探讨并发展了宇宙本原、人之性情、修养工夫等中国核心命题，要为哲学进步及成熟时期。(www.chuimin.cn)

宋儒先有周敦颐《太极图说》，“前半是纯正哲学，后半是实践哲学；前半形而上，后半形而下。然形上形下，一以贯之，非分为二截也。若就人生之本论之，则《太极图说》所以示教者有三：一、人类万物，其始同一本原。二、人类所以为万物中最灵秀者，以其独禀仁义礼智信五性，故能异于他动物，此亦性善存于先天之说。三、圣人又为众人之灵秀者，故当以仁义中正教导众人，使各复其善”^[104]。周子道德论，以“诚”为宇宙原则、伦理大本，统天道人道；以诚之所发皆中节，为仁义礼智信之“五常”；又以“仁义中正”立人极，区分君子小人；以“诚神几”三德，合乎纯粹至善者为圣人。周子修养工夫，主张始乎思而终乎静；政治论，本其形而上学以推之，要以人君“正心诚意”为治道之要。总之，周子哲学，详明天道而立人极也。

周敦颐而外，邵雍因先天学明宇宙原理，以建立仁义礼智，乃善性所固有之说。张载以气一元之宇宙本体论，建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及区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程颢以乾元一气为宇宙根本，人物禀气而生故有性，性之善恶，在乎人力澄治之功。程颐宇宙观为理气二元论，形而下者为阴阳二气，是道之载体，形而上者为理，不离阴阳二气。性即理，圣贤愚不肖无别；气禀有差，故有清浊善不善之分。以知行合一、致知格物、主敬为工夫。

朱熹综合、融贯北宋五子之说，其宇宙论取周敦颐、程颐之说，推理一分殊之旨论理气关系：“理虽同而气无不异。盖同是一理，而禀受者有多有少，有偏有全也。”^[105]又以理气二元论，精密阐发万物发生说，曰：“理则无终，而气则有终。惟理无终，故生生无穷，生生无穷者，即是太极也。而所生之物，既受形气， 自然有衰灭之时。物之衰灭，非太极生生之理，有所衰灭，生生之理，直是相续不断，故一方受形气有终之衰灭，一方又起太极不息之生长。”^[106]本张载、程颐性说，论述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关系，曰：“有天地之性，有气质之性。天地之性，则太极本然之妙，万殊之一本也；气质之性，则二气交运而生，一本而万殊者也。”^[107]天地之性专指理之大全而言，气质之性则理气相杂而言之，难免有偏。朱子之修养论，则以格物致知、穷理居敬为主，重道问学而以读书为穷理之本。

要言之，朱熹哲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全体大用，兼综条贯，表里精粗，交底于极”^[108]。谢著讲北宋五子及朱子之学，用太极及理气二元论、性说、修养之工夫等三部分论说“纯正哲学”，彰显了中国哲学宇宙论、伦理学、工夫论密不可分之范式大要。

谢著概述明代哲学，云：“理学实至宋而备，明儒更即其绪而紬绎发明之，使其条理粲然可睹。阳明之于陆学，厥功尤伟，殆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 ^[109]可见，明代哲学发扬光大宋儒之说，尤其是王守仁绍续陆九渊学说而独标心学，成为明代哲学之翘楚。陆九渊学说根本，在于提起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之说。后又推阐此义，谓心即理也，理者，充满宇宙，万物之所以序，彝伦之所以立，莫非此理。

作为明代哲学的代表，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心即理说，以为心外无理，物理不外于心，无须徇外以求；又云知行不相离，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完成；其良知说以为，良知为人心固有，亘万古，塞宇宙，而圣愚无不同，良知可以判断善恶，依良知而行即合于天理。谢著总结道：“心即理说、知行合一说、良知说，为阳明学之三纲领，三者相待而成。又揭‘去人欲存天理’六字，以为三者一贯之正鹄。阳明生平讲学之要，不出乎此矣。”^[110]

谢著评价“有清一代，哲学最为不振”，并分析其缘由，曰：“清世考证之学所以独盛，而哲学反衰者，盖由宋明性理学之反动。且宋明学者，关于宇宙伦理之说，发挥已无余蕴。其所以辟佛老排异端者，亦已尽摧陷廓清之能事，而佛老之势，又久已销歇，不足复论。故士人但汲汲声音训诂之间，以求古人本意之所在，其弊虽流于繁碎，固时势使之不得不然也。况于以经义八股取士，性理但为空谈，真能读书穷理，身体力行者少，所谓言愈多而道愈晦，语愈精而行愈伪。宜有志之士，宁敝精于章句文字之末，而不屑为此肤廓无实之谈也。” ^[111]于谢著评语可见，能否发挥宇宙伦理之说，读书穷理，身体力行，实为判定哲学品格之标准。清儒中，唯戴震《原善》《孟子字义疏证》，是言伦理之专书，为仅见之作。总体而言，以谢著之见，清儒固能求古人本意，然汲汲于训诂之间，尚不足以达到哲学之高度。

反观胡著，其“导言”详论处理中国哲学史料之方法；而其十二篇内容，实则以“名学”“别墨”为中心，重点讲述“先秦名学史”。再看冯著，其篇分子学与经学二时代，旨在说明中国只有上古与中古哲学，中国近古哲学之兴及新时代中国哲学史之创造，必待西学撑破“经学之瓶”方可。胡、冯述论虽异，但皆以西学为标准、为依归，且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取疑古之态度，是故均未以宇宙论与伦理学为主线，讲述中国固有之哲学史。梁启超曾评判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我想我们中国哲学上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样能够令我的思想行为和我的生命融合为一，怎么样能够令我的生命和宇宙融合为一？’这个问题是儒家道家所同的。后来佛教输入，我们还是拿研究这个问题的态度去欢迎他，所以演成中国色彩的佛教。”^[112]胡、冯之作，皆背离宇宙论与伦理学这一中国哲学之根本立论，梁氏之针砭，可谓切中肯綮。

纵观谢著全书，始终将推究宇宙原理以定人事之准则，确立为中国哲学“整体传统” （a whole tradition）和哲学“模范”（model）、范式。谢著以宇宙论（形而上学^[113] ）、伦理说（人生论）及其相互关系为哲学要义，并以此要义为范式，贯穿于其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史写作之中^[114]。宇宙论（亦称宇宙观、太极说、先天说、气一元论、理气二元论、心即理说等）讲天道，伦理说（亦称人性论、善恶论、道德论、政治论、良知说等）讲人道，工夫论（知行合一、致知格物、居敬主敬等）讲天人贯通之道。《汉书·儒林传》认为儒学（谢著所谓“哲学”）是“明天道正人伦”之学；《四库全书总目》总结传统经学根本，亦不过“推天道以明人事”（《易类叙》）。谢著立足于中国传统哲学这一根本范式及其固有的“一系列问题” （constellation of questions），紧跟当时西方哲学史研究潮流，比照西方哲学一般分类，用宇宙论、伦理学及其相互关系作为中国哲学根本内容，并循此主流论断，来梳理整个中国哲学史核心内容。如此“以中化西”，谢著确立了真正意义上既“中国”又“哲学”的中国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