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俊杰以中国传统孟子学解释史为中心，考察、分析了历代释孟言论之诠释学含义，以“中国诠释学三个面相”之框架，试图建构起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诠释学类型。[187]黄俊杰又从“认知活动”和“实践活动”维度，辨析中国诠释学的性质。中国诠释学实以“经世”为本。系列丛书中，黄俊杰及相关学者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中国诠释学研究的视野和深度。还可关注林安梧“中国哲学解释学的五个层级”之说所欲达成的“造乎其道”的诠释学。......
2023-10-29
未来中国哲学导论书评
【摘要】：谢无量“哲学”“哲学史”正名，既立足于中国传统思想根本，又比较、借鉴西方哲学内容，“以中化西”地确立了中国“哲学”“哲学史”之内涵。谢著以传统学术史范式为据讲述中国哲学史，完全贯穿了上述哲学史之标准和体例，成为“谢无量范式”核心内容。胡适、冯友兰关于哲学、哲学史看法，与谢无量不同。胡适虽列举了哲学研究诸种内容，然而，就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主体内容来看，实不过以先秦诸子名学思想贯穿始终而已。
谢无量“哲学”“哲学史”正名，既立足于中国传统思想根本，又比较、借鉴西方哲学内容，“以中化西”地确立了中国“哲学”“哲学史”之内涵。
《中国哲学史》出版之前，谢无量曾编纂《新制哲学大要》《新制哲学大要参考书》（皆署名“谢蒙”， 1914年。二书结构内容类同，后者是前者的补充、完善版，以下简称“《大要》”）两本小册子，《大要》据德国开息孟（Kirchmann） 《哲学泛论》，兼采他书，发凡起例，介绍哲学学科大要。《大要》将哲学分为“知之哲学”与“实在体之哲学”两种。“知之哲学”二编八章，介绍“观念论”“认识论”；“实在体之哲学”三编十二章，介绍“物之实体哲学（自然科学）”“心之实体科学（心理学）”“人生哲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大要》又专论哲学与科学之关系，称“哲学为一切科学之总和”[61]，“特殊科学，待哲学而始得完全。盖科学之基础，皆依哲学以立。即其研究之法，亦得哲学之承认而后正确也。且有时科学之中，互相反对，亦惟哲学得以调和之。所谓哲学有总摄一切科学之能力，信不诬也”[62]。
关于哲学之定义，《大要》或曰“哲学之定义，发见真理是也”[63]，或曰“哲学之定义，不外穷理，而格一切之物以致其知而已”[64]。《大要》又以“爱智之学”论哲学语义：“拉丁语之Philosophia，实合希腊之菲罗士Philos及梭菲亚Sophia二语而成，菲罗士有爱之义，梭菲亚有智之义。”[65]谢著继承了《大要》哲学之正名：“哲学之名，实自拉丁文之Philosophia转译而来，本意为爱智之义。”[66]谢无量进一步说，“智”与“哲”义本相通，哲学之名，于古有征：“《尚书》‘知人则哲’，《史记》作‘知人则智’，《尔雅·释言》‘哲，智也’，《方言》‘哲，知也’。孔子为中国哲学之宗，尝自居好学，又曰：‘好学近乎知’，是即以爱智者自居矣”[67]。可见，谢以为中国传统思想中，亦有爱智之内容，中西皆以爱智为哲学之本质。
谢著又特别通过比较哲学、科学之异，来说明在中国传统学术中何谓哲学。谢著引申《庄子·天下篇》道术、方术之说，认为“道术无所不统，方术则各明其一方。道术即哲学也，方术即科学也”[68]。又引扬雄“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之说，认为儒即哲学，伎即科学。又说，智为致知之事，“知有大有小，有偏有全，见其全者为哲学，见其偏者为科学，故哲学备矣。……凡科学之原理，无不出于哲学，及其日趣精密，则离哲学而独立，别树一科以去。然则科学实自哲学而分，哲学实为科学之原矣”[69]。于上可见，谢无量所谓哲学者，中国传统之道术也、儒也、大全之知也。另外，虽对西方哲学分类知之已详，但谢著仅取近世学者之见，认为哲学“论其大别，率分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三种”[70]。依此哲学分类而言，谢以为中国传统经子之学，即所谓“六艺”“九流”，大抵皆属于哲学范围。
至于哲学史内容，谢著以为在述自来哲学变迁之大势，因其世以论其人，掇学说之要删，考思想之同异，以史传之体裁，兼流略之义旨”[71]。依此标准，中国传统学术史之作，如《论语·尧曰》《周易·系辞》《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论六家之要指》《淮南子·要略》《别录》《艺文志》《儒林传》《道学传》《伊洛渊源录》《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皆记述中国传统学术源流，“虽辞有详略，而谊贵通方，皆折群言以居要，综百氏以辨类。……其体例皆近于今之所谓哲学史者也” [72]。比较谢著同期西方哲学史经典著作，如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梯利《西方哲学史》，皆大体以知人论世、删要论学、辨析异同为哲学史叙述主要框架，就谢著以“创造性解释”求中西思想体例之同而言，所言大致不差。
纵观谢无量之《中国哲学史》，其体例为：每一编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概述一时代学术大要；分章次以史传为据，知人论世，讲述哲学家生平事迹；又依据传统学术要籍，删述哲学要籍及哲学家学说主要内容，并简述其影响。谢著以传统学术史范式为据讲述中国哲学史，完全贯穿了上述哲学史之标准和体例，成为“谢无量范式”核心内容。(www.chuimin.cn)
胡适、冯友兰关于哲学、哲学史看法，与谢无量不同。胡、冯皆以为哲学之定义，从来没有一定的。胡适暂下一定义，曰：“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 [73]所谓人生切要问题，其列举宇宙论、名学及知识论、人生哲学（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六种。胡适虽列举了哲学研究诸种内容，然而，就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主体内容来看，实不过以先秦诸子名学思想贯穿始终而已。
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中，并没有给哲学下定义，他认为“先述普通所认为哲学之内容。知其内容，即可知哲学之为何物，而哲学一名词之正式的定义，亦无需另举矣”[74]。冯所举哲学之内容，包含有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等“三大部”。其中，宇宙论又可分为本体论（Ontology）和狭义宇宙论（Cosmology）；人生论分为狭义伦理学、政治社会哲学等两部；知识论亦分两部，即狭义知识论（Episte mology）、狭义论理学。冯氏特别提到：“宇宙论与人生论，相即不离，有密切之关系。一哲学之人生论，皆根据于其宇宙论。……哲学家中有以知识论证成其宇宙论者；（如贝克莱Berkeley、康德Kant以及后来之知识论的惟心派Epistemological Idealism及佛教之相宗等）有因研究人之是什么而联带及知识问题者。（如洛克Locke、休谟Hume等）哲学中各部分皆有关系也。”[75]
梳理西方哲学之后，冯氏进而说明中国哲学研究内容：中国哲学“研究天道之部分，即约略相当于西洋哲学中之宇宙论。其研究性命之部分，即约略相当于西洋哲学中之人生论。惟西洋哲学方法论之部分，在中国思想史之子学时代，尚讨论及之；宋明而后，无研究之者。自另一方面言之，此后义理之学，亦有其方法论。即所讲‘为学之方’是也。不过此方法论所讲，非求知识之方法，乃修养之方法，非所以求真，乃所以求善之方法”[76]。
胡适、冯友兰关于西方哲学研究对象和内容，言之已详，也类比说明了中国哲学与之相当的内容。其所论，与谢无量所述西方哲学及类比说明中国哲学之内容，大同小异。但落实到具体《中国哲学史》写作却大相径庭：谢著按照中国哲学固有特点，以宇宙论（天道）与伦理学（人事）为根干和主线讲述了中国哲学史，而胡著为西方哲学找中国土壤，只讲述了先秦诸子逻辑思想，冯著则背离中国哲学固有特点，“选出而叙述之”地讲述了他的“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由于谢与胡、冯研究中国哲学史之态度根本不同[77]，谢著以“释古”态度写作了经子并重之中国哲学史，其内容丰满充实、左右逢源，而胡、冯则以“疑古”态度，摒弃中国传统思想之经学内容，故而无根犹疑，所述内容显得杂乱不定[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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