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哲学导论：正统大道与经学脉络

2023-10-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要之，谢著中国哲学史所据文献，以儒家及儒术为正统，一本传统学术正脉，论述皆不出中国传统主流经典文献，始终在中国传统学术“大道”上论说。谢著上述论述，以正史《儒林传》《道学传》经术发展脉络为主线；又以《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为资，详尽辨析宋明理学之实情。谢著既立足于中国传统历代正史正论、经学主脉，又不避二教异端之论。中国传统学术史之原貌和全貌，因此得以呈现。当新见不极多极新时，仍可装于经学之旧瓶内。

通观谢著中国哲学史所据文献，论上古哲学，不出《周易》《尚书》《白虎通》等经书及“官书”；论先秦诸子，要本《汉志》《庄子·天下篇》等；叙述哲学家生平事迹，本以历代正史《儒林传》（《儒学传》《道学传》）；宋元明儒学术大要，则取自《宋元学案》及《明儒学案》；清儒则多本《国朝先正事略》，等等。要之，谢著中国哲学史所据文献，以儒家及儒术为正统，一本传统学术正脉，论述皆不出中国传统主流经典文献，始终在中国传统学术“大道”上论说。

论诸子，谢云：“有官斯有学，学具于官，官守其书”^[53]，“上古哲学相传之统凡三变：其始在君，其继在官，其卒在圣人。圣人者，人人可勉而至，则哲学即为人人所可治之学”^[54]。照此理路，谢著因仍《汉志》诸子出于王官说，以为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杂家兼儒、墨，合名、法。同时，以《庄子·天下篇》详论道家、墨家、惠施、慎子、尹文等诸子学术要旨。此外，又借《淮南子·要略》论儒墨异同等。谢无量讲述上古诸子哲学，以《汉志》为纲，参以《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淮南子·要略》等先秦学术史文献，提要钩玄，正本清源，学有根柢。

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1917年）批驳了“诸子出于王官”说。他认为，“古者学在王官是一事，诸子之学是否出于王官又是一事”，“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55]。因此，他断定“诸子出于王官”说不过是“汉儒附会揣测之辞”，不独言无依据，亦大悖于学术思想隆替兴衰之迹。胡适仍《淮南子·要略》之旨，以为诸子之学应时而兴，“皆起于救世之弊”，亦不无道理。学术之争，见仁见智，学者不妨各言其所见。然《汉志》是爬疏全体上古文献，沙里淘金的官学之作，为先秦学术集大成式总结。《汉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实为“学术之宗，明道之要”（章学诚），其在中国学术史、文化史上之影响和作用，远非《淮南子·要略》只言片语可比。谢无量“上古哲学相传之统凡三变”说，完全根据传统主流权威文献，又不弃《庄子·天下篇》《淮南子·要略》之说，传统学术全体大用于是得以呈现。胡适“得一察焉以自好”，偏仄之见尔。

中国传统学术之根基，皆在于上古、先秦。谢著“上古哲学史”编分上、下，上述邃古哲学、六艺哲学、儒家哲学；下论道、墨、法、名、杂家诸子之说。谢氏上古哲学所及，经学子学并说，儒家诸子兼论，既主次分明，又兼纳博采，其论述分量，几占全书一半。谢著崇古贵本，学有根柢，于斯可见。蔡元培曾评价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特长”，一曰“平等的眼光”：对诸子各论短长，还其“本来面目”；一曰“系统的研究”：排比诸子时代，比较论旨，表示演进脉络，“此真是古人所见不到的”^[56]。但是，如《汉志》“六艺略”“诸子略”所述，诸子历史上从来不是平行并列关系，还其“本来面目”，自应儒学高于诸子；向、歆父子早已彰显诸子学术源流，辨析其论旨，呈说其利弊，何以“所见不到”？蔡所褒扬者，胡适一家之见也；谢著所祖述者，中国传统之主脉也。胡适逞一己私见，蔽传统之大体，可乎？

谢著第二编为“中古哲学史”，分上下两部分，述两汉及魏晋六朝唐之哲学史；第三编为“近世哲学史”，亦分上下二部，述宋元及明清之哲学史。谢著分编总论道：汉代哲学经术大盛，儒术独尊，经今古文学传承有绪，亦相互论争、混同；魏晋经术有南北学之分，牵于训诂，汩于玄尚，好为臆解创说，明儒家之义者甚少；隋统一经学，北学几绝，唐陆德明、颜师古邃于小学，自孔颖达《五经正义》行，唯南学独行，经术凋敝；宋儒轻训诂而务求经义，陆九渊近于尊德性，朱熹近于道问学，理学门户自此殊途；元儒或朱或陆，或居朱陆之间调和；明儒继宋儒理学之绪而详论发明之，更有阳明发扬陆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清一代，朱陆之争变为汉宋之争，考证之学独盛，汉学汲汲训诂，以求古人之本意。谢著总结汉至清乾嘉学术发展之要曰：汉宋朱陆，“各有所长，是以汉唐之训诂，宋明之性理，清代之考证，终并行而不可偏废者也”^[57]。谢著上述论述，以正史《儒林传》《道学传》经术发展脉络为主线；又以《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为资，详尽辨析宋明理学之实情。此外，谢著又详述魏晋玄学，佛、道二教流行情况，及儒、释、道三教调和之论。谢著既立足于中国传统历代正史正论、经学主脉，又不避二教异端之论。中国传统学术史之原貌和全貌，因此得以呈现。(www.chuimin.cn)

与谢无量相反，胡适及冯友兰皆反对以经学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内容。胡适明言哲学与经学“合则两伤，分则两益”：“经学与哲学究竟不同：经学家只要寻出古经典的原来意义；哲学家却不应该限于这种历史的考据，应该独立地发挥自己的见解，建立自己的系统。经学与哲学的疆界不分明，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毛病。经学家来讲哲学，哲学便不能不费许多心思日力去讨论许多无用的死问题，并且不容易脱离传统思想的束缚。哲学家来治古经，也决不会完全破除主观的成见，所以往往容易把自己的见解读到古书里去。‘格物’两个字可以有七十几种说法。名为解经，实是各人说他自己的哲学见解。各人说他自己的哲学，却又都不肯老实说，都要挂上说经的大帽子。所以近古的哲学便都显出一种不老实的样子。所以经学与哲学，合之则两伤，分之则两受其益。”^[58]

冯友兰说，西方哲学史多分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他认为，西方中古哲学，不过是倚傍上古哲学系统，并在其中“打转身”。而西方近古哲学甚多甚新，为中古哲学旧瓶所难容，而终撑破旧瓶，成为“新瓶装新酒”。与之相类比，冯友兰以孔子至淮南王之上古哲学期为“子学时代”，把董仲舒至康有为时期称为“经学时代”。他认为在经学时代中，哲学家之见，须依傍经学之名，多以子学时代哲学术语以发布。当新见（氏所谓“新酒”）不极多极新时，仍可装于经学之旧瓶内。同时，“旧瓶”（经学）又富于弹力性，自能酌量扩充其范围。所以可以从“六经”增至“十三经”，乃至有“四书”，其权威且压倒“六经”。冯氏认为，传统中国未有撑破旧瓶之近古出现，经学时代始终处于中古。中国近古哲学之出现，“必至环境大变，旧思想不足以应时势之需要；应时势而起之新思想既极多极新，旧瓶不能容，于是旧瓶破而新瓶代兴。中国与西洋交通后，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各方面皆起根本的变化。然西洋学说之初东来，中国人如康有为之徒，仍以之附会于经学，仍欲以旧瓶装此绝新之酒。然旧瓶范围之扩张，已达极点，新酒又至多至新，故终为所撑破。经学之旧瓶破而哲学史上之经学时期亦终矣”^[59]。冯氏又断言：“经学在以后历史上中国思想中之地位，如君主立宪国之君主。君主固‘万世一系’，然其治国之政策，固常随其内阁改变也。迄今中国与西洋接触，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又有根本的变化，于是此二千年来为中国人思想之君主之经学，乃始被革命而退位；而中国人之思想，乃将有较新之局面焉。”^[60]冯之《中国哲学史》终篇，即宣告中国哲学史“经学时代之结束”。

据上所述可见，胡适以为经学会限制哲学的表述，而冯友兰则认定中国哲学要赶上西方，必须撑破经学旧瓶，经学必须退位不可。两人虽出发点不同，但同样都将经学剔除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内容之外。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思想文献主体，无疑是以经学为主、子学为辅。经学由“六经”而至“十三经”，整个中国哲学思想史，主体和本质就是经学范式（classics paradigm）。缺失经学内容，中国传统思想主体及根本显然就无从体现了。正因胡、冯范式大行，中国哲学之中国内容和灵魂，从此也就丧失掉了。

总之，谢著秉承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态度，完整讲述了五千年中国哲学发展史；专论“六经哲学”而又以“删述‘六经’”理解孔子，契合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魂；基于传统学术固有脉络，经学子学共论，正统异端同述，呈现了整个中国哲学史。相较于胡适、冯友兰之作，谢著坚守中国传统思想固有范式和内容，始终有一颗“中国心”、一个“中国魂”。

未来中国哲学导论：正统大道与经学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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