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篇中,针对鲁哀公之问,孔子论述性和命、生和死的关系,对于“命”的本原作了解读,故以“本命解”名篇。孔子的天命观,以天道为形上根据。他的“命者,性之始也”的思想,可与新出楚简《性自命出》所载之“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相互印证。......
2023-11-01
经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献之主体,孔子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代表。在如何认识经学、孔子,怎样评价孔子和经学关系问题上,谢著与胡著、冯著完全不同。总体而言,谢著是在中国传统学术范式中言说,肯定经学主体地位,盛赞孔子删述“六经”的历史作用;而胡著、冯著则否弃了经学在中国哲学史中的主导地位,弱化乃至一笔抹杀了孔子与经学关系及其“垂型万世”的历史定位。
谢著疏通、发明传统说法,在“第一编上古哲学史”中,专章讨论了“六艺哲学”;又设“孔子之述作”专题,详论孔子“删述‘六经’”之微旨,说明孔子如何以斯文自任,“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立古今儒教之宗。谢著“六艺哲学”一章,详考成周六艺之传及其为教之义。《汉志》辨析六艺关系,以为《易》载天地之道,为其他五经之原。谢著依此分节,先“《易》教”,次以“五学(《诗》《书》《礼》《乐》《春秋》)之教”。“《易》教”部分,总分“《易》之哲学”与“《易》之伦理学”两端。前者分宇宙论、阴阳论、三才论、数论等四部分立论;后者分论男女、仁义、善恶报应等三部分叙述。谢著述《易》,虽旁征博引、中西比较,但要不出《十翼》所述之义。述五学教义。《诗》教人“温柔敦厚”,可以兴观群怨;可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书》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可以教人“疏通知远”,可以观义、观仁、观诫、观度、观事、观治、观美。《礼》教人“恭俭庄敬”。礼教兴于远古,后世加详。礼之制作,承天之道,治人之情;得礼而治,丧之而亡。《乐》教人“广博易良”。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教用歌咏、舞蹈、器乐演奏,可以同民心出治道,使政教和通,易化人使从善。《春秋》教人“属辞比事”,可以耸善抑恶,诫劝人心。
总之,谢著以为,六艺为先王成法,皆周公周官之旧典,记载古来相传之道术。六艺之教始于西周,而集成于孔子。儒家之外,“百家固亦往往有取于六艺者”[37],六艺实为“儒家之秘要,哲学之统宗”[38]。
谢著特别表彰孔子毅然以斯文、斯道自任,与天地合德之志趣和境界,更重孔子集先圣大成,删定论述“六经”之事。孔子之世,周道已衰,礼乐、六艺陵夷。虽以盛德遭季世,“孔子始终以斯道自任,以为天之所以命己,故栖栖皇皇,席不暇暖,哀道之不行,天下之不治,不敢自宁,所谓自西自东, 自南自北,匍匐以救之者也。虽干七十二君无所遇,而自信益笃”[39]。 “子平日谦逊,不以圣自居,一旦临大患难,即毅然自任,以为天付我以斯文之重如此,天与我之德如此,必不足忧。其信心坚固,盖积之于平日,故事至不惑不撼也。孔子既受天之命,当此弘道救世之大任, 自信其力必足以济之,故不以世之毁誉忧患动其心。虽见所志不可施于今,而决然以为可以垂教万世,所谓信道笃而自知明者,盖古今一人而已。”[40]
谢著“孔子之述作”一节,详尽叙述了孔子删述“六经”之情况[41]。《易》则曰:孔子独赞《周易》,而《连山》《归藏》之学遂黜;孔子韦编三绝,作《十翼》以论《易》之总名及其分篇之义,毕述古来《易》教之义以教学者,《易》道于是大明;孔子论《易》之遗说,散在《易纬》。又概述孔子之后以迄清朝《易》学变迁之略于末。《尚书》则引成说,以为孔子为“鸿笔之人”,据旧史之文,不唯有所去取,即所取之篇,亦多所刊定。又叙论今古文《尚书》之传习,及梅鷟、阎若璩证古文之伪之往事。于《诗》则曰,孔子承其祖正考父之学,所据者三千余篇,删得三百五篇;“四始”(风、小雅、大雅、颂)之义, 自孔子始。“四始”为王道兴衰之所由,人君兴废之始,实诗义之最著者;“五际六情”,亦当是孔氏之遗说。末叙子夏传《诗》,及后世齐韩鲁毛四家诗传承概况。论《春秋》,谢著引述《史记》《汉志》之说,以为孔子因鲁史记作《春秋》,上自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拨乱反正,《春秋》实王道之大者。谢氏评曰:《春秋》褒贬义法,皆出自孔子,为人道之标准,伦理之极则。末述《春秋》三传及《春秋外传》:《国语》。说《礼》:《礼》即《仪礼》十七篇,虽周公之遗,然当时或不止此数,而孔子删定,或有所增补。《礼记》之中,亦或有“孔氏遗书”。谢云:“孔门之教,以《诗》《礼》并称,《礼》尤为伦理之专书,而《记》所载,则有兼明天地阴阳礼之本原者,欲详儒教之义,必求之于《礼》也。”[42]“六经”而外,谢著又列《论语》《孝经》,以为《论语》备载孔子之言行,借此可见孔子之言语文章,知圣人忧天下之深,“实儒家之秘要,道义之准的也”[43]。中国人向重孝道,《孝经》乃孔子所作,为言孝之专书。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www.chuimin.cn)
总之,谢著本《汉志》《史记》之论,详述孔子与“六经”之密切关系。谢著云:“六艺之教,始于西周,而集成于孔子。”[44]“孔子实集尧以来道术之大成,据旧有六艺,而删定论述之,以立古今儒教之宗者也。” [45]依谢著之述,不难看出,“六经”与孔子密切相关,孔子所以为孔子者,实因其以斯文自任、删述“六经”,中国上古思想文化因此得以不坠于地。
胡适早年对经学及孔子,并未否定太过。《先秦名学史》讲孔子之逻辑学,一以《易》之“象”“辞”,《春秋》之“正名”“正辞”为依据。其《中国哲学史大纲》说“六经”虽非孔子自著,确属孔子删定而成。又说“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依我看来,都在一部《易经》” [46]。“一部《论语》虽不是孔子做的,却极可靠,极有用。”[47]其《说儒》,认定孔子是“儒的中兴领袖”“历史趋势的最伟大的代表者”“应运而生的圣人”[48]。而在冯友兰看来,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不过是一个“选本多,门徒众”“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授老儒”“老教书匠”而已。冯言孔子未曾制作或删正“六经”。信古派复古读经,“真是可惊”[4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则一以《论语》讲述“孔子哲学”。此后批孔疑古风气大开,后世凡言及孔子哲学者,多唯《论语》是用,罕有学者论及“六经”了[50]。如金景芳所言,《论语》固然重要,但仅仅据一本《论语》讲孔子, “孔夫子”就变成了“空夫子”了[51]。没有“六经”的孔子哲学,丧失了孔学、儒学、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根本,实在不过是无根游谈罢了。
总而言之,谢著讲“六艺哲学”,又于全书每编“总论”,概述此时代经学经术之发展,以此确立了中国哲学史之经学脉络。谢著讲孔子,一方面,以删述“六经”说明孔子何以确立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基,何以“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 [52],何以孔子为儒宗、为至圣,影响至今不绝;另一方面,谢著又以《论语》为主,详尽阐发了孔子哲学之“仁说”“性说”“德治论”“忠恕”“孝弟”“五伦与五常”等诸论。谢著兼以六艺、《论语》讲孔子,真孔子也,真中国传统文化、真中国哲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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