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古与疑古：中国哲学发展史对比

2023-10-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对中国上古哲学史是否可讲，谢著与胡著、冯著采取了截然相反之态度：谢著尊信传统学术观及其研究范式，以“释古”态度讲述了自唐虞以迄清代五千年中国哲学发展史；胡、冯则舍弃了中国传统学术范式，以“疑古”态度对待上古史，裁剪出一个从老孔开始、“打了一个对折”的两千五百年中国哲学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部书开创了一种所谓基于科学的疑古态度。

对中国上古哲学史是否可讲，谢著与胡著、冯著采取了截然相反之态度：谢著尊信传统学术观及其研究范式，以“释古”态度讲述了自唐虞以迄清代五千年中国哲学发展史；胡、冯则舍弃了中国传统学术范式，以“疑古”态度对待上古史，裁剪出一个从老孔开始、“打了一个对折”的两千五百年中国哲学史。

谢著以为，从邃古至黄帝之哲学思想发展史，是中国哲学起源之第一期。在此期间，先有各种“自古相传之宇宙原理说”。作为“首出御世之元哲”，伏羲依上古之说，画八卦以明宇宙构成及发生之原理，又以八卦、六十四卦贯天地人之道，统摄哲学、伦理、政治，奠定古今哲学之元基。“此后神农以至黄帝尧舜，继兴伦理、政治之事，皆观于伏羲八卦之道，而则而象之。”^[9]谢无量相信，“凡此皆宇宙构成及其发生之古说，而诸子述之。吾国哲学思想初萌之时，大抵其说即如此” ^[10]。综而论之，邃古哲学之起源期，中国哲学之主要内容，为伏羲立《易》卦象，神农、黄帝、尧、舜因象以立教，“推宇宙之大法而得人事之标准”^[11]，中国哲学由此肇基。

谢著又概述唐虞夏商时代之哲学，曰：“唐虞时代之哲学，其于伦理方面，观察益密，条理益具，而以执中之训，为最大之发明。五教、九德，皆自中道而差别分析之者耳。” ^[12] “夏商时代之哲学，莫大于《洪范》之垂训。洪大也，范法也，由天地之大法，立人道之经纬。”^[13]“上古哲学思想，咸始于宇宙之观察，《洪范》先明五行，爰及彝伦是也。宇宙观察法，肇自伏羲之画八卦，神农黄帝以至尧舜，承绎其绪。禹乃又立九章之法，是以《洪范》与《易》相表里。” ^[14]“吾国上古哲学之渊源，八卦以后，厥惟九章。” ^[15]如此，唐虞哲学、尧舜之道，要为“执中之训”；夏商哲学，“《洪范》殆可以括之”。

就研究方法而论，上古哲学史能不能讲，最终落实于有关上古文献辨伪这一具体问题。值得关注的是，谢著邃古哲学之论述，建立在《黄帝内经》《黄帝阴符经》《易经传》《乾凿度》《尚书》《列子》《白虎通》《博雅》《淮南子》《庄子》《本草经》《文子》《通典》《史记》《新书》等文献之上。这些文献真伪，前人论之已详。谢著依所谓“伪书”立论时，皆有细致辨析与裁定。如用《列子》说宇宙原理，则曰：“疑是自古相传之说而列子述之”^[16]，“盖是古说，而《列子》申之也”^[17]；又旁证之曰：“《白虎通》为汉儒说经之书，亦引此言，以为出于《乾凿度》。则知此固自古相传之宇宙原理说，同为道家、儒家所宗者矣。”^[18]以《本草经》《黄帝阴符经》说神农、黄帝，则释其理据曰：“今传《本草经》，托始神农，其书即为后人依托，而渊源所自，不可诬也。” ^[19] “黄帝所传《素问》《灵枢》之属，或云后人依托，然亦本形而上学之原理以言医术。《阴符》四百余言，或以为伪书，或以为真黄帝作。要其文约义深，实兵法之鼻祖，道德之权舆。姑列其辞，以供参考。……其书即晚出，要是传黄帝之道者也。” ^[20]

可见，谢著征引所谓“伪书”时，一方面，孤证材料，多用“疑”“盖”“姑”等不定之词，论断较为谨慎，虽征引而留有余地；另一方面，可互证材料，以及认定其来有自、文约义深之材料，则径引不疑。^[21]

胡适从审定史料方法角度出发，严厉批判了谢著从“邃古”开始讲“上古哲学史”的做法。他说：“今人谈古代哲学，不但根据《管子》《列子》《鬻子》《晏子春秋》《鹖冠子》等书，认为史料。甚至于高谈‘邃古哲学’‘唐虞哲学’，全不问用何史料。最可怪的是竟有人引《列子·天瑞篇》‘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一段，及《淮南子》‘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一段，用作‘邃古哲学’的材料，说这都是‘古说而诸子述之。吾国哲学思想初萌之时，大抵其说即如此！’（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第一编第一章，页六）。这种办法，似乎不合作史的方法。^[22]……以现在中国考古学的程度看来，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至于‘邃古’的哲学，更难凭信了。唐、虞、夏、商的事实，今所根据，止有一部《尚书》。但《尚书》是否可作史料，正难决定。” ^[23]胡适进而以为，“表面上看来，古代哲学史的重要材料，如孔、老、墨、庄、孟、荀、韩非的书，都还存在。仔细研究起来，这些书差不多没有一部是完全可靠的。……如此一想，可知中国古代哲学的史料于今所存不过十分之一二。其余的十分之八九，都不曾保存下来”^[24]。

胡适又概述自己的古史观，曰：“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至于东周以下的史料，亦须严密评判，‘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25]基于此疑古史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以“扼要的手段”“截断众流”（蔡元培），从老子、孔子开始讲中国哲学史^[26]。(www.chuimin.cn)

顾颉刚进一步发明乃师“宁疑毋信”之疑古态度，给整个中国历史打了个对折：“中国的历史，普通都知道有五千年（依了纬书所说已有二百二十七万六千年了），但把伪史和依据了伪书而成立的伪史除去，实在只有二千余年，只算得打了一个‘对折’！”^[27]中国传统一直有“尚古”“贵古”的观念，“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言必称先王”始终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之价值观。胡适之前，沈兼士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谢著出版同一年，北京大学教授陈黼宸撰成“中国哲学史”讲义，也从伏羲讲到太公为止。而在谢无量之前，日本人已有数种“中国哲学史”印行，亦有从“唐虞三代”“《周易》的哲学”讲起者^[28]。按照胡、顾二人之见，上述传统古史观，及与谢著一样讲述老、孔之前哲学者，皆不能成立。

现代学者多认为《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深具开创性、革命性的论著”，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开山之作”。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部书开创了一种所谓基于科学的疑古态度。缘此态度，“中国哲学史则从‘老子’讲起，以前的三皇五帝、文王、周公都不提了。这不仅是扼要，更重要的是否定了封建传统文化中‘贵古’的观念”^[29]。众所周知，胡适的疑古史观，直接影响了顾颉刚，并导致了“古史辨”派出现，深刻改变了中国学者关于上古史，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研究方法。自胡适以后，从孔夫子到戴震，成为中国哲学史可以言说的时段：五千年文明史，始终对应着一个打个对折的“中国哲学史”^[30]。

前孔子时代上古哲学史能不能讲，首先是一个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冯友兰将近代中国古史研究分为三种态度：信古、疑古、释古。他分析道：“信古”以为凡古书所言皆真，信之不疑，是一种盲目的、最缺乏批判精神的态度；“疑古”以为古书所载，“多非可信”，其“疑惑主义”错误，仍属于消极方面；“释古”介于“信古”与“疑古”之间，不尽信古书，亦不全然推翻古代传说，是比较有科学精神的合理态度。冯氏得出结论：“古代传说，虽不可尽信，然吾人颇可因之以窥见古代社会一部分之真相。” ^[31] “人须知历史旧说，固未可尽信，而其‘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煞。”^[32]三种态度最终落实于审查史料问题。信古者一味信古书，无史料审查工夫。而“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就整个的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及融会贯通两阶段，而且必须到融会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33]。对照冯氏三种态度说，胡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自可断定为疑古一派^[34]。而如前所述，谢著讲上古哲学史，一方面尊重传统主流学术脉络和范式；另一方面，并非一味盲目信古，而是做了审查史料，尤其是爬疏、审定伪书的工作，实取“释古”态度。

疑古派学术讨论，要以上古传说时代为主要论域，以为此时无文字信史可资论断，而传世经典文献，多为后人敷衍，故不可信。此真可谓皮相肤阔之谈。章学诚道：“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至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于竹帛焉。中或不能无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战国之人而述黄、农之说，是以先儒辨之文辞而断其伪托也；不知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实非有所伪托也。然则著述始专于战国，盖亦出于势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为文辞，而文辞不能不生其好尚。后人无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于文辞焉，然犹自命为著述，是以战国为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于战国也。”^[35]上古之学，本口耳相传，此为史实。后世著述，因追述而生文辞好尚之异同，并不能以之断定其所述即全为伪托。章氏这种见解，实为征实不诬之论。诚如徐炳昶（字旭生）所言：“无论如何，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绝不是完全向壁虚造的。古代的人不惟没有许多闲空，来臆造许多事实以欺骗后人，并且保存沿袭传说（tradition）的人对于他们所应承先传后的东西，总是认为神圣；传说的时候不敢任意加减。换句话说，他们的传说，即使有一部分的失真，也是由于无意中的演变，并不是他们敢在那里任意造谣。所以古代传说，虽不能说是历史经过的自身，可是他是有根据的，从那里面仔细钻研和整理，就可以得到历史真象的，是万不能一笔抹杀的。”^[36]《尚书》等上古经书，备载先王之道，典章制度所自从出，为治平天下之要籍。历代传袭中，虽不无附会增益之处，但上古典籍所载之经义道要，为传统社会实践所验证，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命脉之所在，“一笔抹杀”之，传统思想文化自然便丧失了根柢。

没有前孔子时期上古哲学史，中国文明就无根无源，来历不明。谢无量从邃古三皇五帝开始讲中国哲学史，其审定伪书工夫及具体论断，或可商量，但他没有背离中国传统学术范式成说，而是以“释古”态度审查古书，呈现了前孔子时代上古中国哲学“质素”，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于是得以有整全哲学史与之相配。

中国哲学诞生之际，中国正面临着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西方文化强力冲击之下，中国传统文化整体，及经史子集等传统学术范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从学术上探索化解危机之道，胡适、冯友兰以疑古态度舍弃传统学术范式，进行了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之范式转换，最终实现了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之“范式革命”（paradigm revolution）。在二人著作示范之下，其后绝大多数中国哲学通史，皆从老子、孔子开讲，前孔、老时代哲学，或以考古资料敷衍，或基本付诸阙如。谢著则取“释古”态度，在中国传统学术范式内，化解西方哲学挑战所带来的“异常”（anomaly）。完全不同于胡、冯的“一笔抹杀”上古哲学史，谢著遵从传统古史观，以“邃古哲学之起源”“唐虞哲学”“夏商哲学”为目，依传统传世经典文献，深入讲述了前孔子时代中国上古哲学概貌，确立了中国上古哲学史研究之典范。

释古与疑古：中国哲学发展史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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