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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哲学导论:范式与方法论

【摘要】:[4]当我们从方法论层面反思百年中国哲学发展史时,会发现既往主流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共同底色,即此“选出而叙述之”范式。正本清源,从中国哲学史学科发端处比较谢无量与胡适、冯友兰之异同,就会发现: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山之作”,谢无量《中国哲学史》所呈现出的“谢无量范式”,是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选出而叙述之”范式完全“不可通约” 的另一种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

他乡不是故乡

——王建房《主场》

中国哲学学科产生至今,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之主体内容是各类“中国哲学史”写作。汤一介指出,中国哲学作为独立学科,是从20世纪初谢无量、胡适冯友兰等三人研究“中国哲学史”入手的[1]。作为视角(way of seeing)及公认的模型或模式(accepted model or pattern),撮其大要,既往中国哲学史研究主流,不外“选出而叙述之”范式[2] (the paradigm of selection and narration)。该范式由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 (1919年)肇其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册)》 (1931年、1934年)定其型[3]。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绪论》开宗明义表明了“选出而叙述之”范式之内容:

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www.chuimin.cn)

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即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4]

当我们从方法论层面反思百年中国哲学发展史时,会发现既往主流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共同底色,即此“选出而叙述之”范式。百年中国哲学史研究史实表明,“选出而叙述之”范式就是以西方哲学为“视角”,根据西方哲学学科“模式”,来裁定所谓“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家”,终究是为“西洋哲学”找中国例证,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在此范式笼罩之下,所谓中国哲学,不过是“西洋哲学的产儿”(张立文),实质乃是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站在西方人立场,用西方哲学观念、方法,重新理解和解释中国传统思想。深究其方法论实质,“选出而叙述之”的“中国哲学”,究竟不过是西方哲学之中国“代加工”“开分店”而已。李泽厚明确指出,“选出而叙述之”“就是以西洋哲学为模子,把中国学问中的所谓相关内容套进去”。李氏并说,胡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研究是“哲学在中国”而不是“中国的哲学”,“胡适、冯友兰这一西方哲学范式的采用,一直支配到今天的所有哲学研究”。这种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问题和缺陷是:“很难保持中国本来的思维特征,丧失了中国一些不同于西方却是真正原创的东西。”[5]“选出而叙述之”范式主导中国哲学研究百年,并未遭遇实质性挑战。持续深入讨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之后,学者终于认识到:“选出而叙述之”范式,是既往中国哲学研究既不“中国”也不“哲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正本清源,从中国哲学史学科发端处比较谢无量与胡适、冯友兰之异同,就会发现: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山之作”,谢无量《中国哲学史》(以下简称“谢著”)所呈现出的“谢无量范式”(Xie Wuliang's paradigm),是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下简称“胡著”)、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以下简称“冯著”)“选出而叙述之”范式完全“不可通约” (incommensurability)的另一种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谢无量范式”或因草创而显得粗疏,但观其大端,却绝非“文人业余发挥”。恰恰相反,通过深入研究谢著,并将其与胡著、冯著比较,谢著显然是真正专业意义上兼具“中国效度”与“哲学效度”的“中国哲学史”[7]。因应当下时代问题,从“选出而叙述之”范式转换为“谢无量范式”,当为未来中国哲学研究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