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二代“文献不足征”,亦无从深究。章氏深发“六经”不出于“周文”之意,可谓不刊之论。详究“六经”“周文”,实不出礼乐之学。“六经”“周文”及其注疏学史,无疑是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根本、命脉、核心之所在。诸子之说,亦不出“六经”“周文”之范围。......
2023-10-29
他乡不是故乡。
——王建房《主场》
中国哲学学科产生至今,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之主体内容是各类“中国哲学史”写作。汤一介指出,中国哲学作为独立学科,是从20世纪初谢无量、胡适、冯友兰等三人研究“中国哲学史”入手的[1]。作为视角(way of seeing)及公认的模型或模式(accepted model or pattern),撮其大要,既往中国哲学史研究主流,不外“选出而叙述之”范式[2] (the paradigm of selection and narration)。该范式由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 (1919年)肇其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册)》 (1931年、1934年)定其型[3]。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绪论》开宗明义表明了“选出而叙述之”范式之内容:
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www.chuimin.cn)
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即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4]
当我们从方法论层面反思百年中国哲学发展史时,会发现既往主流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共同底色,即此“选出而叙述之”范式。百年中国哲学史研究史实表明,“选出而叙述之”范式就是以西方哲学为“视角”,根据西方哲学学科“模式”,来裁定所谓“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家”,终究是为“西洋哲学”找中国例证,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在此范式笼罩之下,所谓中国哲学,不过是“西洋哲学的产儿”(张立文),实质乃是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站在西方人立场,用西方哲学观念、方法,重新理解和解释中国传统思想。深究其方法论实质,“选出而叙述之”的“中国哲学”,究竟不过是西方哲学之中国“代加工”“开分店”而已。李泽厚明确指出,“选出而叙述之”“就是以西洋哲学为模子,把中国学问中的所谓相关内容套进去”。李氏并说,胡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研究是“哲学在中国”而不是“中国的哲学”,“胡适、冯友兰这一西方哲学范式的采用,一直支配到今天的所有哲学研究”。这种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问题和缺陷是:“很难保持中国本来的思维特征,丧失了中国一些不同于西方却是真正原创的东西。”[5]“选出而叙述之”范式主导中国哲学研究百年,并未遭遇实质性挑战。持续深入讨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之后,学者终于认识到:“选出而叙述之”范式,是既往中国哲学研究既不“中国”也不“哲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正本清源,从中国哲学史学科发端处比较谢无量与胡适、冯友兰之异同,就会发现: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山之作”,谢无量《中国哲学史》(以下简称“谢著”)所呈现出的“谢无量范式”(Xie Wuliang's paradigm),是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下简称“胡著”)、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以下简称“冯著”)“选出而叙述之”范式完全“不可通约” (incommensurability)的另一种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谢无量范式”或因草创而显得粗疏,但观其大端,却绝非“文人业余发挥”。恰恰相反,通过深入研究谢著,并将其与胡著、冯著比较,谢著显然是真正专业意义上兼具“中国效度”与“哲学效度”的“中国哲学史”[7]。因应当下时代问题,从“选出而叙述之”范式转换为“谢无量范式”,当为未来中国哲学研究之方向。
有关未来中国哲学导论:范式与方法论的文章
夏商二代“文献不足征”,亦无从深究。章氏深发“六经”不出于“周文”之意,可谓不刊之论。详究“六经”“周文”,实不出礼乐之学。“六经”“周文”及其注疏学史,无疑是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根本、命脉、核心之所在。诸子之说,亦不出“六经”“周文”之范围。......
2023-10-29
[4]当我们从方法论层面反思百年中国哲学发展史时,会发现既往主流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共同底色,即此“选出而叙述之”范式。正本清源,从中国哲学史学科发端处比较谢无量与胡适、冯友兰之异同,就会发现: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开山之作”,谢无量《中国哲学史》所呈现出的“谢无量范式”,是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选出而叙述之”范式完全“不可通约” 的另一种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
2023-10-29
1998年至2001年,汤一介先后发表数篇论文,表述创建“中国解释学”的设想[198]。今后中国哲学发展,应该自觉、系统地研究、利用丰厚的经典注释资源,并创建“中国的解释学”。汤一介还具体探索了先秦、汉代、魏晋及佛教经典解释学的一些问题。景海峰进一步讨论了诠释学与中国哲学、儒家哲学的关系问题。景氏的中国诠释学研究,大体可以看作是对上述问题的回答。......
2023-10-29
谢著以为,诸子百家皆有正名之术,诡辩为名家之失。[197]谢著立足《汉志》,参以庄子、陶潜之说,定墨子为名家之宗源,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谢又进一步评价墨子名学,是中国逻辑学之源头。“墨子之学,多属伦理政治之范围,而关于哲学上之讨究甚少。惟《墨经》四篇,及《大取》《小取》二篇,言正名之术,为吾国古代论理学[198]之源。”名家诸子,谢著格外详辨了《公孙龙子》中“辩士”公孙龙名学思想。......
2023-10-29
于此可见,经学毫无疑问是中国传统思想文本之主体、学术思想之主干;舍经学,中国传统思想将失掉根本和灵魂。顺应这种批判传统之历史潮流,作为新文化运动之“学术版”“文化版”,疑古派非常明确地把破坏传统,尤其是打倒孔家店、彻底废黜经学,作为其学术目标和旨归。顾颉刚明确表示,疑古派之工作,就是要痛批经学之恶,将其送入“博物院”。......
2023-10-29
黄俊杰以中国传统孟子学解释史为中心,考察、分析了历代释孟言论之诠释学含义,以“中国诠释学三个面相”之框架,试图建构起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诠释学类型。[187]黄俊杰又从“认知活动”和“实践活动”维度,辨析中国诠释学的性质。中国诠释学实以“经世”为本。系列丛书中,黄俊杰及相关学者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中国诠释学研究的视野和深度。还可关注林安梧“中国哲学解释学的五个层级”之说所欲达成的“造乎其道”的诠释学。......
2023-10-29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核心和灵魂,经学最具备“哲学”原初及根本意义人文及人本主义之“基因”。“述古”而论,经学是中国哲学文献主体,“六经”又为经学根本。通观近百年以“子学”为核心内容之中国哲学史研究,无论范式和进路如何差异,学者们殊途同归,皆承认“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最为重要的本质特征。......
2023-10-29
此处理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关系之研究路径和方法论取向,可名之曰“以西解中”。当下学者常以宋明理学借鉴佛道二教理论为例,来类比说明“中国哲学”借鉴西方哲学“援西入中”“以西解中”之合理正当性。与“以西解中”“先哲学,再中国”致思方向相反,“以中化西”取向于“先中国,再哲学”。所谓“再哲学”,即参照、借鉴西方哲学,以“创造性解释”“哲学化”有机还原后的真正的“中国传统思想”。......
2023-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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