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平北塔文成公主和亲吐蕃西出长安时曾经过兴平县,相传现今兴平北塔所在的清梵寺即是当年公主的礼佛之地。金城公主和亲吐蕃时,唐中宗带领群臣从长安送至兴平,并举行了隆重的送别仪式。然而,在唐代,马嵬坡是重要的驿站,承担着出入长安的沿途补给、休整的重要职责,同时也是拱卫长安城的前沿阵地,甚至在吐蕃逼近长安城时一度沦为唐蕃之间的拉锯之地。[23]马嵬驿是西出长安的必经之地。安史之乱中,叛军攻破潼关,直逼长安。......
2023-10-28
进入逻些城和雅龚河谷,文成公主的入蕃之行就到达了终点。但这条由长安至逻些的唐蕃古道并未终结,它又从逻些延伸至琼结、日喀则,越过喜马拉雅山脉至尼泊尔、印度等国家,连通东亚大陆与南亚次大陆,使得西藏打破了封闭的自然地理的局限,成为物资贸易、经济文化互动的交通枢纽。在新的历史时期,唐蕃古道又焕发出勃勃生机。
唐蕃古道的南向延伸
唐蕃古道的南向延伸,其主要目的是为沟通尼泊尔和印度文明,青藏高原在其中扮演着中转站以及交通枢纽的重要角色。其中,吐蕃—尼婆罗道(蕃尼古道)是唐蕃古道南向延伸的重要线路。
尼泊尔,在唐代史书中被称为“尼婆罗国”。作为相互毗邻的国度,吐蕃与尼婆罗国的正式交往始于贞观十三年(639),尼婆罗国将赤尊公主嫁于吐蕃松赞干布,从此吐蕃与尼婆罗国两地之间开通了官方通道。中原王朝与尼婆罗国的交流也可追溯至魏晋时期。当时中尼之间的交流以频繁的佛教传播为基础,中国典籍《魏略》首次载入了蓝毗尼城;而后,西行求法的法显、玄奘等人,都曾游历尼泊尔,留下了明确的记载。宋代时,宋太祖也曾派遣300名僧人抵达尼泊尔,朝拜蓝毗尼城。新中国成立后,双方的交往更为频繁,直到1973年的深冬,毛泽东同志对来访的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说道:“青藏铁路修不好,我睡不着觉啊!”中国领导人早就深切地表达了希望能通过青藏高原连通尼泊尔的愿望。
据《西藏王统记》记载,尼婆罗国赤尊公主进藏时,松赞干布派人到芒域迎接。芒域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北依贡塘拉山(今喜马拉雅山),历来为吐蕃南界的重要出口,也是“吐蕃—尼婆罗国”的必经之路,是沟通青藏高原去往印度的重要节点。因此,由赤尊公主和亲所开辟的吐蕃—尼婆罗道,也为后人提供了一条从藏地去往印度的捷径。《宋高僧传》中记载的关于僧人前往印度求法的道路,往往是“路出吐蕃,与商旅同次”。
从吉隆河谷直抵尼泊尔,并由此进入印度,这是一条连通内地与印度的重要通道,而西藏是首要获益者。石泰安在《西藏的文明》中指出,西藏的西部与乌仗以及该地区的其他小国接壤,希腊、伊朗、印度诸文明都经由那里传入吐蕃。同时也认为,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古象雄国肯定是向印度开放的,或是通过尼泊尔,或是通过克什米尔和拉达克,因而象雄一直作为一个古宗教汇集之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再如当年印度的莲花生大师、寂护、阿底峡法师等人,均从印度经吉隆入藏,开启了藏传佛教的辉煌历程。
道路的贯通,也使得物资交流更为便利。千年之前,生息在藏北高原的苏毗人,他们沿着蕃尼古道,将出产的物品不辞劳苦地运往印度进行贸易,《通典》云:“(苏毗)尤多盐,常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商路也成为文化交流的道路,将印度的古老文明带到了青海高原,使得苏毗“风俗大抵与天竺同”。
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天竺自吐蕃至尼婆罗道路推定示意图
唐蕃古道与蕃尼古道的贯通,“近而少险阻”,成为唐朝通往天竺最便捷的交通要道。唐代使臣王玄策数次从这里出使印度,现在在吉隆县北部的崖壁上,还留有“大唐天竺使出铭”的石刻遗迹。1990年6月,在西藏西南边境吉隆县,西藏高原研究所发现了一块名为《大唐天竺使出铭》的唐代摩崖石刻,首次发现了吐蕃—尼婆罗道的考古实物材料,这也是中原王朝经由西藏连通印度的明证。石刻碑铭正中题刻为篆书阳文“大唐天竺使出铭”一行7个字,内容记载了唐显庆年间王玄策通过吉隆出山口取道尼婆罗去往印度的事迹,补证了吐蕃—尼婆罗道南段走向、出山口的位置以及王玄策使团成员身份等若干史实,更是研究唐蕃交通的重要石刻文字资料。
学界普遍认为王玄策曾四次出使印度,打开了唐朝与印度交流的通道,将大唐与天竺诸国文化交流活动推向了新的高度,唐高僧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玄照传》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载。王玄策在出使印度的过程中,使唐蕃关系更为密切,加强了唐朝与天竺诸国之间的沟通,并将印度砂糖的制造技术带入了中国。《唐会要·杂录》记载:“西蕃胡国出石蜜,中国贵之,太宗遣使至摩伽陀国取其法,命扬州煎蔗之汁,于中厨自造焉。色味逾西域所出者。”蕃尼古道的开通,迅速扩展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通道,中原的纸和造纸术也经由此道传入尼泊尔和印度,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和传播。
季羡林校注《大唐西域记》时曾说道:“在中印交通路线方面,从初唐起开辟了一个新阶段。……陆路还有一条道路,就是经过西藏、尼泊尔到印度去。这一条路线过去走的人非常少。到了初唐义净时代,走这一条道路的人多了起来,文成公主嫁到西藏去,一方面把中国内地的文化带到了西藏,加强了汉藏两个民族的互相学习、互相了解。另一方面,又给到印度的僧人创造了条件。……初唐中印交通的另一个特点,走西藏、尼泊尔道路。”《“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中更是指出,“推进西藏与尼泊尔等国家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由此,唐蕃古道的南向延伸,与蕃尼古道的纵向连接,促进了印度、尼泊尔与中国的文化、宗教、先进技术等相互交流,更是体现出自古以来中国通过青藏高原与南亚国家之间建立的密切的友好关系。
从唐蕃古道到“一带一路”
唐蕃古道跨越了千年,从一条和亲之路逐渐演变为沟通两地友好往来的商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贯彻,也为这条承载着千年历史变迁的道路赋予了新的使命,丰富着其历史意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活力。(www.chuimin.cn)
一方面,唐蕃古道是“一带一路”倡议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丝绸之路南线的主要线路;“一带一路”所关注的交通路网功能,也正是唐蕃古道历史价值的重心所在。“唐蕃古道及其相接之尼婆罗道、勃律道等,构成了丝绸之路鼎盛之时的唐代丝路南线一个极为重要的交通网络,在中国甚至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曾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1]历史上,唐蕃古道并不是一条单独存在的路线,而是以连通长安与逻些为中心并辐射四周的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的一部分,甚至“唐蕃古道”只是后人的一种别称,它是当时北方丝绸之路西藏段的主干道。[2]由于青藏高原的特殊地势,自然与人为的选择对于交通路网的建立影响深远,其中与唐蕃古道密切相关的当属丝绸之路“青海道”。丝绸之路“青海道”又叫丝绸之路南道,汉代为“羌中道”,唐代为“吐谷浑道”,宋时称“唃厮啰道”,成为与穿越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常规通道”并行的道路,是东西交通命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中国西北与西南两大广阔的土地联合起来,实现了真正的互通。
7世纪,吐蕃崛起后,极其注重四周道路交通的经营,不仅使得经吉隆进入尼婆罗、天竺以及经克什米尔、帕米尔去往中亚地区成为可能,也为其北上西域、东扰唐境提供了条件。如从吐蕃逻些经象雄、大小勃律南通印度、西通西域的“勃律道”便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象雄的苯教文明通过此道与波斯文明进行交流;吐蕃经过这里与唐朝争夺安西四镇,并抵制了大食的继续东进,并与中亚、西亚人建立了经济文化的联系。此外,西域与西藏的交往,也是通过翻越昆仑山脉或穿越柴达木盆地来实现的,甚至西域古国“于阗”一名的起源,也有学者指出用藏语解释则更为妥当,同时也有较多证据表示于阗与西藏的古代居民同属于一个大的种系,因此,青藏高原与广阔的西域有着无法隔断的联系。
唐代以降,西北以及藏北、藏东,包括青海玉树、四川甘孜等地区,都是中原通往西藏的交通主干道,一直延续至宋、元、明以后。明中叶以后,川藏道取代了青藏道,交通重心转向川西和康区,但这并没有完全否定青藏道的交通价值,它仍然是藏区僧侣进京朝贡的主干道,并与当年的茶马古道接轨。清代的康定“番夷总汇”“人烟辐辏,市井繁华”,都是交通发展所带来的兴盛场景。
这些通过青藏高原的东方与西方、中国与外域交流的交通网络及其主要干线,被誉为“高原丝绸之路”[3],它所展现出的外向型与内向型的通道特征,充分展示了道路交通对于青藏高原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价值。青藏高原与西域、中亚等地所建立的联系传承千年,也正是对“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的阐释。
另一方面,唐蕃古道贯穿南北,将“绝域”变为开放的门户,带动了青藏高原经济文化的发展。西藏是唐蕃古道的开拓者之一。从7世纪开始,吐蕃王朝历代赞普苦心经营,从高原四周引进文字、医药、农作物、手工业、度量衡,设立五商(茶、玉、剑、绸、盐),商贸类型繁多,规模盛大,交通网络便利,沟通了游牧半定居式部落与中原传统的农耕文明。吐蕃通过密集的交通网络,将自己纳入到亚洲文明的体系中,这为它的崛起和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由吐蕃腹地通向西方和东方,连接了海、陆丝绸之路,以及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强化了吐蕃对西域甚至中亚一带的控制力。
以青藏高原为中心的交通网络的实施,使得西藏从封闭走向开放,其本身的繁荣也为周边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向心力。无论是从藏东河谷区经川西、滇西北藏族等聚居区通往川滇腹心地带的东南路线,越过唐古拉山,经青海湖,通往西北内地、回鹘及西域东部等的东北路线;以及越过昆仑山,通往于阗、喀什噶尔、库车、北庭,并越过阿姆河,到达中亚粟特,以及通往克什米尔和印度西北部的西北路线;或是向南翻越喜马拉雅山、横断山,通往尼泊尔、印度东北部、不丹和缅甸北部的南部路线,都能看出古代的西藏处于北方丝绸之路和南方陆路丝绸之路之间,是南亚、东南亚诸国境内与北方丝绸之路、南方陆路丝绸之路接轨的重要节点。
以唐蕃古道为主线的青藏线、青康线、川藏线等以及入藏铁路的贯通,使得西藏成为国家后续开放战略实施的榜样,深化了“一带一路”主题。青藏铁路是青藏高原上的第一条铁路,是连通内地和西藏的交通大动脉,解决了阻碍西藏经济发展的交通问题而川藏铁路、滇藏铁路也只在修建中或规划中。此外,又以拉萨为中心向外辐射,目前正在兴建拉萨至林芝(即拉林铁路)、拉萨至日喀则(即拉日铁路)、日喀则至亚东(即日亚铁路)等线路,改善了区域铁路网布局以及西藏的交通状态,开创了西藏连接周围环境的快捷通道,也使得沿线的投资环境焕然一新,促进了沿线经济发展和新型城镇建设,为我国东西部经济协调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2013年5月,由中、印两国领导人共同倡议建设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得到了孟、缅两国政府积极响应,该倡议对深化四国间友好合作关系,建立东亚与南亚两大区域互联互通有重要意义。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辐射作用将带动南亚、东南亚、东亚三大经济板块联合发展,将进一步促进西藏及周边经济的快速发展。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作为贯穿于青藏高原上的道路网络,在21世纪“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开创了世界史的重要篇章。以唐蕃古道为中心所形成的路网逐渐覆盖了高原全境,加强了各部族之间的联系,与传统的古丝绸之路相连接并向外延伸,补足了古丝绸之路的空缺,促进了国际交流,更具道路网络的时空张力。我们也应该看到,通过唐蕃古道与“一带一路”的结合,曾被视为荒原绝域的青藏高原被纳入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体系中,唐蕃古道成为青藏高原文明最终融入到中华文明体系强有力的纽带。
【注释】
[1]周伟洲:《“唐蕃古道”与“一带一路”建构中的西藏》,《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2]刘立云、保罗:《从“唐蕃古道”到“茶马古道”:论西藏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及其意义》,《西藏研究》2018年第6期。
[3]霍巍:《“高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及其历史意义》,《社会科学家》201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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