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重走唐蕃古道,探寻文成公主西行之谜

重走唐蕃古道,探寻文成公主西行之谜

【摘要】:为了保障河西走廊的畅通,汉宣帝命令老将赵充国平定作乱的羌部。赵充国认为对羌族的叛乱不宜仅靠军事镇压,“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并建议朝廷通过屯垦戍边保持军事上的压力。汉代赵充国屯田,将河湟谷地与关中平原有机地联系成一个战略整体,京畿与陇右甚至西域的经济、文化实现了进一步的联系与交流。在赵充国的身体力行之下,西汉正式进驻河湟区域。为了长期治理这片沃土,赵充国采取了屯垦戍边之策。

匈奴一直是汉代的主要边患,经常联合青藏高原的羌族威胁丝绸之路的安全。为了保障河西走廊的畅通,汉宣帝命令老将赵充国平定作乱的羌部。赵充国认为对羌族的叛乱不宜仅靠军事镇压,“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并建议朝廷通过屯垦戍边保持军事上的压力。从此,西汉屯兵河湟,屯田不仅维持了数百年的安定,也发展了当地的农业经济

河湟谷地优越的自然条件

《册府元龟·外臣部》载:“自赤岭至逻些川,无树木,唯钵川三十里,缘山有栝树。逻些川三百里,有柳、栝树、酸栖等,皆蟠曲不条茂。”[10]这是说从今天的日月山到拉萨,生态条件极其脆弱,甚至仅有栝树之类的耐寒树木生长。因此,地理条件优越的河湟地带在吐蕃看来,就是必争之地。

河湟谷地平均海拔高度为2700~3300米,气候寒冷而干燥,最暖月均温是11℃~13℃,有些低地可达17℃~21℃,年降雨量300~400毫米。拉脊山以北、日月山以东的湟水流域是有名的西宁河谷。湟水及其支流将其切割为高山河谷,河谷地势低平,气候条件较好,是河湟的主要农业区。

20世纪前半叶,英国人埃克瓦尔曾在此长期居住。他描述道,只要有这种肥沃而又用之不尽的土壤,加上足够的湿度或依赖灌溉,简单的轮种及汉式施肥就能够保证年年有好的收成,无须休耕。早在汉代时,这里就是主要的屯垦区。河湟谷地是黄土高原最西端的延伸部分,据称汉代羌人各大部落争夺的主要河谷“大小榆谷”就在现在的贵德与尖扎之间。

如果将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作为对比,就会发现蒙古高原平均海拔1580米,平缓的地势主要分布着戈壁、草原和丘陵,较少受到海拔的影响。而青藏高原的农业分布,海拔高度几乎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学者研究认为:

比起蒙古草原,河湟地区的自然环境更具多元性,而高度是一决定性因素。高度影响植物的生长,因此也影响人类的农业活动。在北纬38度左右,农业分布的上限在2700米左右。往南,到了北纬32度的地方,农业分布上限可及3600米。森林灌木分布在海拔2000~3300米。在森林灌木及农业分布的上端尽头,也就是高地草原开始分布的地方。在北纬38度左右(约当青海的大通、门源一带),草场高度在2700~3700米之间;在北纬32度左右(青海南部的班玛,四川北部的色达、壤塘一带),则草场分布在海拔3600~4600米之间。埃克瓦尔称,这是一个广大而又有多样性植物的草场,无论是食草或是偏好荆棘枝叶的家畜,在此都能各取所需。在高地草原的最上端,植被只有苔藓类;此种植物只有牦牛能以舌头将它们舔舐下来为食。[11]

不同的高度分布着适宜生长的植被以及各取所需的动物,牦牛特殊的体质使它能够生存在高寒且氧气稀薄的环境下。在荒芜的高原之巅,当其他动物都失去了维持生命的食物时,牦牛却能以食冰冻的苔类植物为生。大雪封山时,体格硕大的牦牛成群结队而行,其力量不亚于除雪机,为牧民以及其他牲畜在大雪之中开辟出一条道路。“在河湟地区,农业的最高上限大约是海拔3000米,这也是分隔牧业与农业藏族的人类生态线。”以牦牛为特色的游牧以此为起点,最高点大致不会超过4800米。不过,低于3000米,牦牛也会在“醉氧”的环境下活力变差,甚至失去繁殖能力。

海拔一直是影响自然环境的重要因素,也是造成农业活动多样化的原因之一。在青藏高原的冬春时节,往往可以看到海拔较低的河谷、山麓一带出现成群结队的牛羊,一旦气候转暖,到了温度较高的夏季,牧民就会驱赶牛羊前往海拔较高的地区。气温随着海拔上升而下降,这时候的高山草甸往往水草丰美,气候宜人。所以,即使体格硕大的牦牛,或者“老态龙钟”的山羊,似乎也从小就练就了一身爬坡越河的本领。考察队从日月山到共和县的途中,看到一头黑色的牦牛忽然从右边的陡坡上冲下来,庞大的身躯蹭下来不少土层和石块,纵身一跃,迅速穿过公路,向左边的茫茫大草原狂奔而去。还有一次便是从玉树到昌都,翻山越岭之时,忽然发现在对面的山崖上,有一只花白色的山羊,正在安静地吃草,周围没有任何动物,它的存在像是个奇迹,因为那座山崖仿佛从山谷中拔地而起,非常陡峭,远观山体边角凌厉,很难发现有通往山顶的路,自然选择使得海拔高的地区只有少有的几种动物可以适应。

胡人牵驼模印砖(青海古道博物馆藏)

海拔高度也造成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差异。河谷低处的农作物一般为玉米大麦、马铃薯,而在高原人们则种植青稞、春小麦、豌豆等。但高山草原的藏人不从事任何种植,大都通过交换、买卖,其生活所需皆来自于牲畜。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地处丝绸之路南道的河湟谷地的商业发展。清朝时,青海、西藏的货物云集该地,每年进口货价值至少120万两,蒙古、西藏、西康、甘肃等地的货物大都在湟源地区交易,至民国年间仍然“商务颇盛”。(www.chuimin.cn)

唐代红地团花对鸟文锦(青海古道博物馆藏)

赵充国屯田河湟

屯垦戍边是中国主要为解决边疆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国家安全而施行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安边、稳边的“千古之策”。汉代赵充国屯田,将河湟谷地与关中平原有机地联系成一个战略整体,京畿与陇右甚至西域的经济、文化实现了进一步的联系与交流。

神爵元年(前61),古稀之年的赵充国带领6万大军进军河湟。六月,他先屯兵金城。继而过黄河,从今天的老鸦峡一带深入羌人的地盘——湟水谷地。身经百战、智谋老练的赵充国,深知羌人的寇边部落实则是一个有着共同利益但充满了矛盾的群体,于是采取攻心为上的方式,恩威并施,逐步瓦解。他以势力强大、气焰最盛的先零羌为首要目标展开军事进攻,其余较小部落则通过安抚的方式尽可能争取过来。

在赵充国的身体力行之下,西汉正式进驻河湟区域。为了长期治理这片沃土,赵充国采取了屯垦戍边之策。于是,汉朝先后在河湟地区设置了护羌校尉、金城属国,设郡县,筑亭燧,倾力治理。为保证西部边疆长久安宁,赵充国曾向朝廷三上屯田之策,殚精竭虑。首先,他提出戍兵屯田的具体策略:从临羌至浩门一带,田2000顷以上,以步兵九校,吏士万人分屯各要害处。这不仅可防御羌人的进攻,而且可产粮自给。如此且耕且战,既减少军费开支,减轻百姓负担,达到守御的目的,同时屯田兵农闲时还可修驿站、整治道桥,实现扬威异域、保境安民的目标。其次,他详细阐述了国家、军队和边防的关系:就经济而论,军队每月需要谷子199630斛、盐1693斛、干草和麦秸250286石,战事不息,全靠内地转运将难以为继。就边防而言,羌族仅仅是西北局势危机中冰山一角,若羌族问题不能妥善处理,西域诸国必然争相效仿,实现西域一统更无从谈起。

青海省博物馆藏“三老掾之碑”残石

同时,针对罢兵万人留田、实现羌人伏诛的问题,赵充国具体陈述了屯田的“十二便”。在政治上,留兵万人屯田既可震慑敌人,又可减轻国内劳役负担;在经济上,屯田士兵生产的粮食不仅可以自给自足,还能节省国家巨大的开支,减轻“千里馈粮”的负担;在军事上,军队当地屯田,且屯且守,便于熟悉环境进行战斗。

在汉宣帝的支持下,赵充国在河湟率众拓荒垦田。于是,西起临羌,东至浩门,短短数年间,他们兴修水渠,垦殖了2000余顷土地,并在湟峡(今西宁市小峡)、鲜水(今青海湖)修建桥梁数十座,便捷了东西交通,由河湟的奏章传至长安,仅七八天便可往返一次。

赵充国平定西羌之后,河湟地区渐趋稳定。屯田河湟使得当地的农业发展、生产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青海乐都县出土的“三老赵掾之碑”现存青海省博物馆,记述的正是赵充国河湟屯田、子孙继承祖志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