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将10次会盟统计如下:续表会盟的地点一般在长安、拉萨或在唐蕃交界处,目的是停战言和,或者划分政权边界。贞元三年五月十五日,唐廷派出浑瑊、崔汉衡为正副会盟使,与尚结赞在平凉进行会盟。结果吐蕃伏兵四起,除浑瑊单骑出逃外,会盟官员自副使崔汉衡以下60余人皆被俘获,唐军死五百,被俘一千,双方此前的“清水会盟”破裂,重新回到交战状态。......
2023-10-28
河湟地区是从长安出发的唐蕃古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涵盖了汉藏两地之间的大段路程,以河湟要地鄯城(今青海西宁)为中点,绵延3000多千米。也可以说,生活在河湟谷地的羌族先民,在谋求向外发展的过程中,早已形成了一个辐射四方的交通路网。羌人也是河湟至西藏交通道路的开拓者,对唐蕃古道的全面贯通有肇始之功。[16]
古道渊源
考察途中,队伍中年龄最小的成员写道:“在未参加考察之前,我一直以为,在唐蕃古道上来往的都是步履匆忙的商人,他们与驮着货物的牛马结伴而行,翻山越岭,经过荒无人烟的大草原。”这种固有的、单一的认识来源于我们对青藏高原荒芜、闭塞的原始印象。而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早在远古时期,中原与藏地的交往就已经开始了,介于二者之间的河湟谷地,起到了重要的中转作用。早期居住在中原与青藏高原中间地带的河湟地区的古羌人,他们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在汉藏两地的交流交往中,发挥着巨大的中介作用。
先秦时期,羌人就与中原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中原通往河湟的道路更是贡献巨大,加之后期中原王朝对这一段路程的成功经营,唐蕃古道的东段路程较为稳定地传承下来。自西汉以来,中原历代王朝都视河湟为腹腋之地。汉王朝为拱卫河西,隔绝羌人与匈奴的联系,确保河西道的畅通,把河湟地区作为要地经营,在此设郡置县,屯田戍边,从而促进了中原与青藏高原的交流。霍去病打通河西后,河湟也成为汉朝重点经营的区域,而后赵充国屯田河湟,诸羌归附,数十年间局势稳定。直至隋代,中央政权对河湟的重要性仍然保持着高度关注,隋炀帝曾亲统大军40万,以西巡狩猎为名,进剿吐谷浑。中原王朝积极西进的战略,确保了西域的畅通和河湟的安定。唐代前期,中原与河湟之间的道路交通已基本定型。吐蕃王朝建立后,河湟地区成为唐蕃之间互相接触的重要据点,双方使者不断往返于中原与藏区之间,沟通双方的道路通过河湟被广泛地利用起来。
在中原王朝力不能及的高原之上,羌人也打通了从青海到西藏的道路。《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西羌“至爱剑曾孙忍时……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羌之兴盛,从此起矣”[17]。此为羌人迁居青藏高原的最早记录,古羌人逐水草而居,不断向四周迁移,其活动区域,东越陇西,西迄河源,北达南疆,南及川康,甚至“远逾赐支河首,依发羌居”,“发羌”居于今西藏雅鲁藏布江一带,证明羌人活动范围大深入今西藏地区。在大自然与人为的不断选择中,羌人百代相继,奠定了唐蕃古道的前身。
唐蕃古道多经高原地带,群山林立、河流众多,交通运输受到限制,因而在其境内的道路不得不沿着水草丰茂的河谷地带通过。我们此次考察唐蕃古道,印象最深刻的也是青海腹地的道路交通,需要翻越的高海拔雪山、盘山公路都异常惊险;穿越峡谷时,道路也多沿河流而行。在青海玉树勒巴沟底时,我们便是沿着通天河的一条支流前行,直到沟口处,支流汇入通天河,我们才走出沟底。此外,唐蕃古道沿途山高险峻,雪山众多,江河纵横,湖泊四布,因此各处都形成了固定的关隘、渡口、驿站、戍堡等扼守交通要道,从某种程度上维持着道路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这条道路山重水复,情况多变。此次重走唐蕃古道,每渡天险,随时可能发生的高原反应频频考验着我们的毅力。今人行走尚且困难重重,何况千年之前的和亲使团,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几乎完成了一个奇迹般的使命。
东西行程与走向
西宁,古称鄯城,是唐蕃古道东西段走向的分界点,也是沿途休整和补给的重要中转站。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蕃古道的东段从长安至鄯城,总计为现在距离927.5千米,是前人从关中进入河湟谷地的路线;西段是从鄯城至吐蕃王都逻些城的官道,又称作“唐蕃驿道”,全程2125千米,道路坎坷,较为难行。
唐蕃古道东段从长安出发,沿渭河北岸越过陇山经陇西到达临洮,或是北上经兰州、乌鞘岭,在武威与北道重合,或西北行至临夏,渡黄河到达西宁。北魏僧人宋云与惠生前往鄯善和于阗,行走的都是这条道路。唐蕃古道西段在《新唐书·地理志·鄯州》中有详细记载,出鄯城向西南方向前行,途径赤岭至大非川,继续南下经称多、玉树后,转向西行到达聂荣、那曲,继续途经羊八井到达拉萨。
我们从西安出发,经过咸阳、宝鸡到达兰州,再从兰州出发前往西宁,起始路段与历史上丝绸之路东部走向基本上一致。从史书记载可以看到这条道路在隋朝时期已经成为“官道”,是中原王朝与陇右地区各州县之间的交通要途。唐朝建立后,政府更是在沿线设置了大量的驿馆,不仅维修前朝的军事戍堡,还在关键地区新建一部分驿馆和军事城镇等。由关中通往河湟的道路在唐以前就已经定型,唐朝继续沿用,如从长安至陇右节度使治所鄯州,经长安—凤翔—陇州—秦州—渭州—临州—河州—鄯州,路线较为稳定。
从长安出发,经过咸阳至兴平县,过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马嵬镇)。马嵬驿是西出长安的必经之地,当年金城公主和亲吐蕃时,中宗送至这里,场面极其盛大。出咸阳之后,进入扶风县(今陕西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坐落在扶风县城北10千米左右的法门镇,是出长安之后第一座大型的皇家寺院,也是当时文成公主和亲途中的礼佛寺院之一。继续沿渭河而上,出扶风县,经岐山县到达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县),此时已经略有塞外风情,这种感觉伴随着行人经过陇县直至秦州(今甘肃秦安县)。(www.chuimin.cn)
从关内道进入陇右道的地盘,陇山是二者的分界线。“陇山”“陇水”“陇坂”等,都成为诗歌中百代不易的离别思归意象。古歌《陇头歌辞》将这种行役的艰辛以及塞外漂泊、思归、生离之痛的凄楚表现得淋漓尽致: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
安史之乱后,秦陇陷蕃,蕃人常由此道入侵,更引起文人墨客的离愁,过往秦陇的官员、商人都对此有过许多记载。
越过陇山,进入天水,并由此经渭源县南下,进入甘肃南部地区临洮。临洮是重要的农牧分界线,这里也是秦长城的起点,秦长城“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绵延万余里,堪称壮举。20世纪20年代,瑞典地理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最先在临洮境内发现了马家窑文化遗址,由此开启了对黄河上游古代文明的探索历程。这里也是唐蕃之间争夺的重要区域,“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可见临洮重要的地理位置。从临洮、临夏向西为黄河,凤林关是渡河的交通要道。从凤林关渡河到达今天的青海省民和县,即唐代“龙支城”(今青海民和县古鄯)所在地,唐代在此设邑驻扎。从龙支城便很快接近了河源军的所在地鄯城,即今天的西宁市,这是唐蕃古道东段的主要经行地。
和亲使团从长安出发,东段多是据此路线行进。由于唐蕃古道东段路线较为成熟,自隋代以来就是中原与西域、河湟等地沟通的必经之路,使节、武将、商人、僧人、游士等都行走在这条道路上,因此,这一段路程沿途城市发达,人口集中,商业较为繁荣。
行至西宁时,城市风格、气候环境、饮食传统已有别于中原,当地司机热情地赠送给我们一盒西宁颇有名气的酸奶作为见面礼,但天气阴凉,畏于酸奶冰凉竟没有人敢去品尝。
石门关
从西宁出发,已进入唐蕃古道的西段。很多人认为唐蕃古道的西段走向就是青藏线,其实不然,西段大部分路程与青康线重合,但在玉树南部的类乌齐县转向西南行,与川藏北线相合,到聂荣县、那曲之后,又与青藏线重合。关于古道西段的行经路线,《新唐书·地理志》中有所记载:
倒淌河
(鄯城)有河源军,西六十里有临蕃城,又西六十里有白水军、绥戎城,又西南六十里有定戎城。又南隔涧七里有天威军,军故石堡城……又西二十里至赤岭……自振武经尉迟川、苦拔海、王孝杰米栅,九十里至莫离驿。又经公主佛堂、大非川……暖泉、烈谟海……众龙驿……西月河……又经犛牛河渡藤桥,百里至列驿。……经吐蕃垦田,又经乐桥汤,四百里至阁川驿。……又经柳谷莽布支庄,有温汤……又经汤罗叶遗山及赞普祭神所,二百五十里至农歌驿。……又经盐池、暖泉、江布灵河,百一十里渡姜济河,经吐蕃垦田,二百六十里至卒歌驿。乃渡臧河,经佛堂,百八十里至勃令驿鸿胪馆,至赞普牙帐,其西南拔布海。[18]
这一段路程非常难行,沿途经行的大非川、烈谟海、犛牛河等地,气候恶劣,翻越海拔近5000米的巴颜喀拉山之后,又要在高寒阴冷的藏北高原跋涉数月,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我们考察唐蕃古道的西段路线,是从湟中塔尔寺驱车前往日月山,经倒淌河至共和县,从共和县前往黄河源的扎陵湖和鄂陵湖,夜宿玛多县,从玛多县一路南行到达玉树,与文成公主的足迹几乎吻合,在跋山涉水中克服了种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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