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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28
长安作为唐蕃古道的起点,留下了大量的历史印记。其中,罔极寺(兴唐寺)是唐与吐蕃两次会盟的重要场所,见证了唐蕃关系的变迁;广仁寺是汉藏两地的交流辗转千年最终尘埃落定的成果,是汉藏文化相互融合并不断传承的载体之一。
罔极寺与唐蕃两次会盟
会盟是促进唐蕃关系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从705年到822年,唐蕃之间会盟10次(或作8、9次),[5]其中在代宗朝的两次会盟发生在长安兴唐寺。兴唐寺,原名罔极寺,是太平公主为母亲武则天祈福所建,位于长乐门外,即今天西安市东关炮房街内,当地人称“东门”。神龙元年(705),罔极寺落成,豪华壮观,《长安志》载:“神龙元年,太平公主为武太后立为罔极寺,穷极华丽,为京都之名寺。”[6]
“罔极”二字取自《诗经·小雅·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太平公主正是以此证明自己的孝心。玄宗朝时,罔极寺仍然备受关注。开元八年(720),敕命拆除大明宫和兴庆宫别殿,扩建罔极寺,“开元二十六年,改为兴唐寺,明皇御容在焉”。[7]这里所供奉着的“明皇御容”,是长安为数不多的几座寺院才能享有的殊荣,足见兴唐寺(罔极寺)拥有的特权。这也是一座全面服务于皇室、显宦的寺院,承担着国忌行香、灌顶、禳病祈福的职能。如《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了开成六年二月“十五日,兴唐寺奉为国开灌顶道场,从十五日至四月八日,有缘赴来,结缘灌顶”的事迹;又“章敬太后忌日,百僚于兴唐寺行香,朝恩置斋馔于寺外之车坊,延宰臣百僚就食”(《旧唐书·宦官传》)。甚至宰相姚崇身患重病时,也曾寓居兴唐寺,寺院一时被当做宰相府邸,与当时国事朝政密切相关。
有着多重功用的兴唐寺,是如何被选中作为唐蕃会盟之地,这或许与它本质上的宗教功能密切相关。[8]7世纪以后,密教在中原兴起,且逐渐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兴唐寺是一座以密宗闻名的寺院,其代表人物僧一行,便是玄宗特意迎请至兴唐寺的密教高僧,“(一行)每与玄宗皇帝行座相随,论理国及预翻经不暇传法”(《大藏经》)。密宗与藏传佛教殊途同归的义理对于吐蕃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这种相似甚至带有一些“亲切感”的文化氛围得到了吐蕃使者的青睐。当时兴唐寺所奉的毗沙门天王像,是受到吐蕃武士装扮的启发而塑造的。在中唐时兴唐寺就有了具备吐蕃武士形象特征的佛塑,这是汉藏文化交融的证据之一。当然,由寺院僧人作为见证人,使得盟誓更为严肃和庄重,对于吐蕃来讲,此点尤为重要,在之后的长庆会盟时,更是“三宝及诸贤,圣日月星辰,请为之证,如此盟约”(《唐蕃会盟碑》)。
罔极寺
发生在兴唐寺的两次会盟,是唐蕃关系发展的重要节点。763年“广德之难”时,吐蕃攻入长安,在唐朝将领郭子仪的苦心经营之下,仓皇外出的代宗终于返回京畿。据《资治通鉴》记载,代宗永泰元年(765),“庚午,吐蕃遣使请和,诏元载、杜鸿渐与盟于兴唐寺”[9]。代宗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之下阵脚大乱,郭子仪成为他唯一的主心骨,他曾诚惶诚恐地询问郭子仪:“吐蕃请盟,何如?”郭子仪深知吐蕃并无诚意,总是趁唐朝不备而来,因此,此次会盟并没有使唐朝放松警惕。在郭子仪的安排下,唐朝相继遣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泾原以觇之。吐蕃始终在京畿附近蠢蠢欲动,邠州、奉天皆是其盘踞之地。面对唐朝的布防,吐蕃无法长期占据上风,于是又提出了会盟。大历二年(767)四月,命宰相、鱼朝恩与吐蕃盟于兴唐寺。两次会盟时隔不到两年,吐蕃目的明确,无非是迫使唐承认吐蕃占领的地盘,以便进一步行动,盟后仅隔数月,吐蕃又发兵数万围灵州,长安不得不重新戒严。历史上对于这两次会盟的记录语焉不详,但兴唐寺在唐蕃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仍然是不容忽视的。
唐武宗灭佛时,罔极寺毁于一旦。明初,曾重修罔极寺,寺址从原长安城大宁坊东南隅转移到南边的安兴坊内,民国时期改为尼寺。直到今天,罔极寺还残存有部分建筑,红墙青砖,平日青烟袅袅。这座隐身于闹市的佛寺,见证了唐蕃关系的沿革,也见证了长安的沧桑巨变。
文成公主奉地广仁寺
文成公主自641年远嫁吐蕃,至680年过世,一生没能回过长安。千年之隔,沧海桑田,直到2006年由西安广仁寺组织的“重走唐蕃古道——接文成公主回娘家”的活动,文成公主才终于回到长安(今西安)。[10]从拉萨迎回的文成公主少女像和佛祖12岁等身像的莲花底座被一同供奉在西安广仁寺内,历史在因缘际会中完成一个轮回。
广仁寺是西安城内一座极具藏传佛教风格的寺院,五彩斑斓的经幡,忽高忽低的诵经声,门前整齐划一的白塔,与繁华的都市仅一座城墙之隔,是陕西境内藏传佛教的代表,也是唯一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广仁”为“广布仁慈”之意,是藏区与内地交流的纽带。(www.chuimin.cn)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帝来陕西巡视时,拨专款敕建广仁寺,并赐予“慈云西荫”的匾额。据《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载:“四十二年冬,皇上临幸陕西,回銮时特颁谕旨,于教场西北隅创建大庙。工竣,奴才等奏闻,复奏请庙名、大殿挂匾。蒙皇上体恤,以大字书庙名,命名为广仁寺,并赐大殿御书慈运锡殷(慈云西荫)大字匾额。时西安满汉文武大小官员、兵丁、通城士民等皆齐集,纷纷拈香叩头,不胜欢悦,言皇上临幸西安,遍赏天恩,且建此大庙,未令民出一力,赏赐库银,为国民照内地式样建美庙。”这座由朝廷出资修建的寺院,也为西北各地活佛、达赖和班禅等人进京朝觐时作沿途停歇之用,因此又称“喇嘛寺”。
如今,随着交通技术的发展,从青海、西藏各地前往北京时,无须刻意在西安逗留,但广仁寺作为一处历史文化遗产留存了下来。当年寺院占地100多亩,房屋400余间,但饱经兵燹,如今只剩16亩,东面的喇嘛行宫早已荡然无存。
广仁寺地势图(选自唐嘉蔚:《西安广仁寺布局及殿堂建筑形制探析》,《建筑与文化》2018年第4期)
广仁寺的主体建筑从南向北呈现出依次降低的趋势,这是由于它紧邻明城墙所致,但同时也有学者指出,这隐含了康熙皇帝修建广仁寺的政治寓意,整座寺院形如卧龙,俯卧西北方向,可见清朝平定西北的决心。寺院采用了传统汉式建筑布局,寺内的三重院落依次以佛殿、喇嘛寮房、经堂作为主体建筑,东部有精巧的小角门,院内有大照壁,碑厅以及两侧的龙眼泉都是汉式风格,同时用经幡、唐卡、转经筒等作为装饰物,营造出一种藏传佛教的氛围,是藏传佛教寺院与汉地文化相结合的结果。藏经殿内藏有康熙四十五年(1706)重修明版汉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6770卷、康熙三十九年版藏文《甘珠尔大藏经》108卷,这些极其珍贵的经卷显示出广仁寺佛教发展的情况,以及与藏传佛教的密切联系。
当年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时,带走了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但由于莲花底座太重不易搬运,留在了长安,最初藏于开元寺。清代时广仁寺建立后,莲花底座转移至广仁寺。广仁寺也是中国唯一的绿度母主道场,据说,绿度母像正是松赞干布送给唐朝的作为佛祖12岁等身像的“回礼”,也曾一同供奉在开元寺。同时,广仁寺也拥有陕西境内最大的千手观音像,吸引了大量香客和游人。由于这座“喇嘛庙”的香客大多为汉人,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汉藏文化的融合。广仁寺的价值甚至已经超越单一的宗教场所,它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促进了西北多民族的文化交流。
①广仁寺
②广仁寺文成公主像
③唐代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莲花宝座
④陕西最大的千手观音
⑤广仁寺藏经阁内文殊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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