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祚初建的唐朝,周边面临着诸多不稳定势力。雄踞漠北的突厥始终虎视眈眈,多次骚扰唐朝边境。学者李鸿宾认为:“前期突厥对唐朝的威胁,不是区域性和局部性的,而是涉及整个朝代,所以朝廷处置北方边地的关系,是其整体战略的核心。”面对纷繁复杂的周边关系,和亲外交成为可行的策略之一,不仅能为国家休养生息、整饬内政、积蓄力量赢得时间,而且也是汉代以来中原王朝处理周边关系的传统做法。......
2023-10-28
国祚初建的唐朝,周边面临着诸多不稳定势力。雄踞漠北的突厥始终虎视眈眈,多次骚扰唐朝边境。突厥“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1],对于唐朝常常言辞悖慢,求请无厌,成为北方边疆最大的威胁。学者李鸿宾认为:“前期突厥对唐朝的威胁,不是区域性和局部性的,而是涉及整个朝代,所以朝廷处置北方边地的关系,是其整体战略的核心。”[2]
游牧在青海湖畔的吐谷浑也趁机作乱,河西各州深受其害。贞观八年(634)十二月,唐太宗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率六道行军大举进攻吐谷浑。次年,吐谷浑可汗伏允败亡,其子慕容顺被国人立为可汗,唐封慕容顺为西平郡王,此后,吐谷浑依附于唐。慕容顺子诺曷钵继位后,贞观十四年(640),唐将弘化公主嫁与诺曷钵,吐谷浑成为唐在西部重要的战略防线,直到龙朔三年(663)被吐蕃攻灭。
唐朝对于西域的治理势在必行,位于丝绸之路要道的高昌首当其冲。早在武德年间,高昌王麹文泰曾一度向长安朝贡,而后逐渐离心,转而依附雄霸西域的西突厥。贞观年间,麹文泰不仅多次违背唐太宗的诏令,阻绝西域各国入唐朝贡,还联合西突厥攻打焉耆、伊吾等内附之国,并且对唐朝使节非常傲慢,说道:“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3]
这对于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来说是无法容忍的。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派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平定高昌,并改高昌为西州,设置安西都护府管理天山南北事务。此后,唐朝又先后平定焉耆(今焉耆)、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于阗(今和田),至高宗显庆二年(657),唐朝将安西都护府从西州迁至龟兹,对于西域的经营逐步深入,开创了汉代以来中原王朝治理西域的新局面。
东北问题也始终是中原王朝的一块顽疾,高句丽一直是隋唐王朝的心头之患,隋文帝和隋炀帝都曾经先后出兵高句丽,但都惨败而归。贞观十九年(645),唐军向辽东进发,双方损失惨重,但仍然是劳而无功,高句丽成为长年牵制唐军兵力的棘手难题。同时,起源于鲜卑宇文部的奚、契丹部落也在东北兴起,骚扰唐边境。(www.chuimin.cn)
面对纷繁复杂的周边关系,和亲外交成为可行的策略之一,不仅能为国家休养生息、整饬内政、积蓄力量赢得时间,而且也是汉代以来中原王朝处理周边关系的传统做法。有唐一代,曾先后对突厥、吐谷浑、吐蕃、奚、契丹、宁远国、回鹘、南诏8个部族实行了和亲政策,共计28次(其中一次未成功)。[4]唐太宗十分重视和亲政策,这在他后来面对突厥寇乱时的应对策略中可窥一二:“若遂其来请,与之婚媾,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贞观政要·征伐》)唐朝的和亲政策已由权宜之计演变成为一种安边战略,双方围绕各自的目的,将联姻关系变成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
周边民族期待和亲,很多是利用唐朝的威望,来统辖管理地方,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军事目标,如回纥、薛延陀、吐谷浑等部落。对于唐朝而言,和亲立足于双方的实力相当,用一种不流血的方式控制、联合对方,从而达到利益的最大化。在和亲的背后,军事实力是强有力的后盾,这也是唐朝衡量并选择和亲对象的标准。唐廷也曾数次拒绝边疆部落的和亲请求,如贞观二年(628),唐太宗拒绝西突厥的请婚时曾说:“汝国方乱,君臣未定,何得言婚!”(《资治通鉴》)如果对方实力不足,唐朝是断然不会与之和亲的。
贞观八年(634),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派使节向唐天子求婚,但未果。唐太宗之所以拒婚,正是因为尚未意识到吐蕃的实力,唐初对于建国在雪域高原的吐蕃知之甚少。然而唐太宗的拒婚并没有浇灭吐蕃的满腔热情,吐蕃正试图以全新的方式重新闯入唐朝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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