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的胡俗类弹拨乐器及其历史变迁

2023-10-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河西，在中国古代历史的不同时期所指代的区域是有所不同的。历史上因其大部分地区位于黄河以西，所以得名，后因其地理形状较为狭窄，也被称为河西走廊。另外，河西地区四通八达的交通为其提供了成为胡文化与中原文化交集地区的便利。凉州地处河西，后张轨的后人建立前凉。在历史文献中，不仅是以西凉地区为名称命名的部伎乐与河西有着关系，隋代另一部清乐也与该地区有着关联。如此看来，其应该是阮咸与曲项琵琶的结合体。

河西，在中国古代历史的不同时期所指代的区域是有所不同的。约在西汉中期河西四郡建立，其所包含的地理位置逐渐趋于稳定，主要是指东起乌鞘岭，西至疏勒河，今天甘肃省的酒泉、张掖、武威等地。历史上因其大部分地区位于黄河以西，所以得名，后因其地理形状较为狭窄，也被称为河西走廊。由于其处在丝绸之路通往中原的重要通道上，所以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这一意义上的河西见于《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最骠骑将军去病，凡六出击匈奴，其四出以将军，斩捕首虏十一万余级。及浑邪王以众降数万，遂开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万五千一百户。其校吏有功为侯者凡六人，而后为将军二人。”^[6]也就是说，在霍去病击败匈奴之后，中原就已经在河西地区建立政权。

河西地域幅员辽阔，汉王朝曾在河西地区设立河西四郡，即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充沛的水利资源保证了该地区农业屯田的先天可能。《汉书》中有关武威郡的记载为：“姑臧，（南山，谷水所出，北至武威入海，行七百九十里。）……”^[7]张掖郡有：“觻得，（千金渠西至乐涫入泽中。羌谷水出羌中，东北至居延入海，过郡二，行二千一百里。）……”^[8]酒泉郡有：“禄福，（呼蚕水出南羌中，东北至会水入羌谷。……）……”^[9]敦煌郡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10]水源不仅可以保证农业的发展，而且也适合畜牧业的发展，所以河西地区不仅可以满足中原农业耕作的劳动模式，也可以发展胡人的牧业，可见该地区可以同时满足两类生活劳作方式不同的胡人与中原人的生活条件。而且河西地区矿产丰富，除了可以满足自身需要之外，还为贸易活动准备了基础。另外，河西地区四通八达的交通为其提供了成为胡文化与中原文化交集地区的便利。其向东直通关中，向西可直通西域，南向青海，北达蒙古。也就是说，因为其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咽喉地理位置，来自中原的文化与西域的文化在这个地方就有可能形成一种共存和交融的态势。

公元前301年，张轨出任凉州刺史。凉州地处河西，后张轨的后人建立前凉。五胡十六国时期，在河西地区建国的还有西秦、后凉、西凉、北凉等国。《晋书》载：“张轨字士彦，安定乌氏人，汉常山景王耳十七代孙也。家世孝廉，以儒学显。”^[11]可见张轨其人是深受中原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其在凉州一系列的施政举措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晋书》载：“……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12]虽然当时在凉州地区推行中原汉家政策，但是由于该地区地理位置所在，西域诸国与其均有着一定的联系。《晋书》载：“西域诸国献汗血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二百余品。”^[13]而前凉政权也主动与西域诸国产生联系，如《晋书》载：“又使其将杨宣率众越流沙，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并降。鄯善王元孟献女，号曰美人，立宾遐观以处之。焉耆、前部、于阗王并遣使贡方物。得玉玺于河，其文曰‘执万国，建无极。’”^[14]所以在前凉政权时，西域与前凉的关系还是较为密切的。公元前350年，苻坚建立前秦政权，其与西域也有着互相往来，如《晋书》载：“梁熙遣使西域，称扬坚之威德，并以缯彩赐诸国王，于是朝献者十有余国。”^[15]386年，吕光建立后凉政权。吕光时期曾兴兵讨伐龟兹，在龟兹带回众多珍宝物品。401年，沮渠蒙逊又建立北凉政权。所以说，在河西凉州地域内，政权的建立，势必会将西域元素与中原元素相结合，这一方面是统治者维护政权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频繁交流的一个历史必然。

这种音乐文化的交流直接导致了新的音乐风格的诞生。隋朝初年，宫廷在置七部乐伎之时，将西凉乐作为一部设置。《隋书》载：“《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16]根据这条记载可以看出，西凉乐与苻坚、吕光、沮渠蒙逊及其政权与所述地域是有着莫大关系的，且在魏、周时代，还被称为“国伎”，其发展完善与艺术地位不言而喻。在历史文献中，不仅是以西凉地区为名称命名的部伎乐与河西有着关系，隋代另一部清乐也与该地区有着关联。《隋书》载：“《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来旧曲。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辞，与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属晋朝迁播，夷羯窃据，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张氏，始于凉州得之。宋武平关中，因而入南，不复存于内地。及平陈后获之。高祖听之，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17]该文献所记载的是清乐的流传路线问题，认为清乐是汉魏时期的旧歌，由于战乱流落四方，苻坚打败前凉之后在凉州获得，后流传于南朝，隋朝灭陈朝以后获得，隋文帝认为这是“华夏正声”。而后世《通典》在记载清乐所使用的乐器时，有“秦琵琶”这一乐器。对此乐器《通典》又载：“今清乐奏琵琶，俗谓之‘秦汉子’，圆体修颈而小，疑是弦鼗之遗制。傅玄云：‘体圆柄直，柱有十二。’其他皆充上锐下，曲项，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传是汉制。兼似两制者，谓之‘秦汉’，盖谓通用秦、汉之法。……阮咸，亦秦琵琶也，而项长过于今制，列十有三柱。”^[18]这种被称为“秦汉子”的乐器，根据记载确实只在清乐中使用。如果这种乐器确实是汉魏时期使用在清商乐中的话，根据其他乐器的地域属性可判断为阮咸。那么在隋代清乐中使用的这一件编制的乐器是否就是阮咸呢？《通典》中言其是“体圆柄直”“曲项”，这两个描述，前者是典型的阮咸描述用语，后者是曲项琵琶的典型描述。通常阮咸乐器的“琴杆”部分是直接被称为“柄”的，也就是说，阮咸的柄与琴箱之间是不存在一个过渡弧线而是一体化的。《通典》中的“修颈”却说明了这一连接部分的存在。如此看来，其应该是阮咸与曲项琵琶的结合体。再来看，西凉伎和清乐伎都提到“秦汉”二字。对于“秦汉子”，《通典》记载为本出胡中，俗传汉制。那么，既然已经是汉制了，为什么又讲“兼似两制者谓之”？兼似哪两制？根据前文判断，只有“胡中”和“汉制”两种可能。那么“胡中”为什么又叫作“秦”呢？其一，如果追溯到先秦时期，据《史记》载：“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19]，作为诸侯国的“秦”确实在今天水一带。然而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前821年，过于久远。而秦国确实后来有统一中国，所以用“秦”来指代“胡中”是不合理的。其二，因为阮咸乐器有两种不同的起源说，一种是汉时乌孙远嫁皇家敕造说，另外一种是秦末弦鼗说。如果“秦汉”二字是作这种解释的话，那么这两者的胡汉之分又在哪里？其三，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干脆使用“秦汉”来指代中原地区的文化属性，也就是强调这是一件中原乐器。但是，纵观这一时期历史文献中的“秦汉”二字连用的情况，其指代的只是朝代，并没有上升到文化的层面。那么，是不是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清乐条目下记载有“苻永固平张氏，始于凉州得之”^[20]，既然是苻坚平前凉张氏以后所得，那么苻坚所建立的政权名称又为“秦”，其出身之地又是“秦安”，其本人又是“氐”胡，那么这里的“秦”字，如果指代“前秦”的话，就可以解释“本出胡中”，“俗传汉制”了。中原的阮咸乐器伴随着清商乐与西域的曲项琵琶以及胡乐在凉州这个地方的演变，发展出一种新的乐器，即“秦汉子”，也就是“秦琵琶”。在今天嘉峪关出土的魏晋3号墓编号为M3：051的砖画像中，画面为两乐师，一人演奏秦汉子，另一人演奏竖吹管乐。6号墓编号为M6：0117的砖画像中，画面同样为一人奏阮咸，另一乐器被认定为“九节尺八”（图13）；酒泉果园乡西沟村魏晋7号墓中，出土了与上述两件砖画像风格极其相似的一幅，图中一人奏阮咸，一人演奏卧箜篌（见图9）。在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既有传统盘圆柄直的典型阮咸乐器，也有将曲项琵琶与阮咸相结合的“秦汉子”乐器（图14、图15）。

pagenumber_ebook=130,pagenumber_book=124

图13　嘉峪关魏晋6号墓砖画(www.chuimin.cn)

pagenumber_ebook=130,pagenumber_book=124

图14　酒泉果园乡西沟村魏晋7号墓砖画（二）

pagenumber_ebook=131,pagenumber_book=125

图15　酒泉果园乡西沟村魏晋7号墓砖画（二，局部）

丝绸之路上的河西地区，历史上不仅在军事、交通、政治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地位，在汉唐时期担任着重要的戍边重任，而且在文化交流、宗教传播等诸多方面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中，河西地区扮演着重要的交通枢纽角色；另一方面对于两种不同文化与音乐形式，河西地区还有着过渡缓冲的作用。也就是说，在西域音乐文化传入中原之前，在河西地区会有一个中间流传地带，也使得音乐文化的激烈碰撞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同时，由于其存在一定程度的融合态势，对于新的艺术形式乃至乐器的诞生，也有积极的作用。

河西走廊的胡俗类弹拨乐器及其历史变迁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