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弹拨类乐器的历史和流变

2023-10-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隋炀帝在位时期，史籍中对其之于部伎乐的记载相对较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部伎乐没有影响。相反，其一系列的政治活动恰恰反映了其对部伎乐的态度以及这些态度所带来的影响。一方面，隋初设立的七部伎乐在炀帝执政时期逐渐发展为九部乐。那么，炀帝发展部伎乐和胡乐的原因就与文帝时期大有不同，并不是单一的、带有限制性的管理态度。炀帝在后期进入奢靡阶段后，对于部伎乐和百戏的发展更是进入了一种炫耀式的娱乐意义的层面。

隋炀帝在位时期，史籍中对其之于部伎乐的记载相对较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部伎乐没有影响。相反，其一系列的政治活动恰恰反映了其对部伎乐的态度以及这些态度所带来的影响。炀帝在大业三年（607年）和大业五年（609年）两巡塞北，其随行人员中有大量的艺人，而艺人们所承担的意义如同炀帝西巡一样，是一种大国国力的彰显，在娱乐、礼宾的普通意义上又有一定的政治意味。而在炀帝晚期，其在绝望的态度下奢靡地生活，对于各种音乐形式则是一种纯粹娱乐行为。据此，其影响部伎乐发展的态度本源是要分两部分来看待的。

大业初年，国力昌盛，政治逐渐趋于稳定，炀帝开始经营南北。这其中的两次北巡充分说明其对丝路沿线的战略重视。无论是在政局稳定方面还是在经济贸易方面，丝绸之路都彰显出重要的作用。所以，对于外来胡乐文化的态度亦比文帝在位时开明了许多。一方面，隋初设立的七部伎乐在炀帝执政时期逐渐发展为九部乐。《隋书》记载：“及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器工衣创造既成，大备于兹矣。”^[54]另一方面，炀帝重新召回被文帝遣散的具有强烈娱乐性、刺激性且具有浓郁外来非“华夏正统”属性的散乐。《资治通鉴》载：“高祖受禅，命牛弘定乐，非正声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悉放遣之。帝以启民可汗将入朝，欲以富乐夸之。太常少卿裴蕴希旨，奏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乐者，皆直太常。帝从之。于是四方散乐，大集东京，阅之于芳华苑积翠池侧。”^[55]隋炀帝的富国夸乐行为十分明显。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在解决了西突厥、吐谷浑等部落盘踞丝绸之路上的军事障碍以后，为经营西域、富国夸功，开始了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为浩大的一次西巡，他本人也是在古代帝王之中唯一一个到达玉门关的皇帝。在这次西巡中，炀帝不仅打击了吐谷浑余部，而且还有西域高昌王麹伯雅来朝、伊吾吐屯设等进献西域数千里之地。炀帝设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四郡，用来管理相关事务。在此之后，炀帝在张掖大宴各国使臣，《隋书》载：“上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56]可见，部伎乐和鱼龙百戏是当时招待礼宾的重要音乐形式。(www.chuimin.cn)

在上述基础上可以看出，部伎乐等在炀帝在位期间，是一种用于外交、炫耀的娱乐、礼宾音乐。那么，炀帝发展部伎乐和胡乐的原因就与文帝时期大有不同，并不是单一的、带有限制性的管理态度。从对外来胡乐及其他形式音乐的接纳程度来说，要开放许多，逐渐过渡到海纳百川的意义上来。炀帝在后期进入奢靡阶段后，对于部伎乐和百戏的发展更是进入了一种炫耀式的娱乐意义的层面。自大业五年（609年）西巡回京，隋王朝的国力逐渐走下坡路，但炀帝对音乐的关注程度并未降低。他从西域带回大量的外国使节和商人，在两京展开了庞大的夸国行动。《资治通鉴》载：“帝以诸蕃酋长毕集洛阳，丁丑，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57]为了这种庞大的行动运作，隋炀帝大量征集艺人，《隋书》记载大业六年（610年），“征魏、齐、周、陈乐人，悉配太常”^[58]。乐人的数量一度增加至三万多人。“以所征周、齐、梁、陈散乐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传授，乐工至三万余人。”^[59]大业七年（611年），处罗可汗来朝，炀帝更是倾力接待，“帝以温言慰劳之，备设天下珍膳，盛陈女乐，罗绮丝竹，眩曜耳目，然处罗终有怏怏之色”^[60]。虽无炀帝晚年在江都宫的明确记载，但从其放弃性的行为、沉醉奢靡的态度，亦不难推断出其酒色繁乐的生活。

汉唐时期弹拨类乐器的历史和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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