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对宫廷部伎乐的影响的原因考释

2023-10-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由此可见，隋文帝的出身并非其宣称的来自汉代名门。在这种国家和个人双重需要正名的历史条件下，就产生了隋文帝对于宫廷部伎乐的态度以及在这种态度指导下的施政。隋文帝强烈的华夏正名理念，表现在其对宫廷部伎乐的一系列态度中。由此可以判断，隋文帝对于宫廷部伎乐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规范化”管理考虑，这种倾向大于部伎乐本身的“娱乐、文化”功能。

隋开皇年间，文帝政权开始对国家音乐制度进行修订，对礼乐和宫廷音乐都进行了一系列的编订。这种大规模的制度编订，一方面出于建国稳定政治局面的需要，另一方面从其制定的过程及许多信息中也可以看出，文帝由于大历史环境和个人出身等给音乐制度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其对外来胡乐的双重态度，直接影响着宫廷部伎乐的发展。

国家层面，开皇初立之时，国家历经战乱，南北及周边各民族散乱政权刚刚趋于统一，需要一套中央集权制度来稳定政局。而从个人层面，隋文帝极力想恢复华夏中原正统属性。其父辈由鲜卑政权所赐姓氏“普六茹”也在文帝的政治生涯中迅速被原姓氏“杨”所替代。580年，他以北周小皇帝的名义恢复汉姓，“大定元年春二月壬子，令曰已前赐姓，皆复其旧”^[43]，并进一步宣称自己是弘农杨氏。但其弘农杨氏的身份，是经不起史料考证的。自唐朝开始至今，有无数的学者进行过考证。最直接的理由有两点：其一，文帝在弘农杨氏一门的脉系发展中有不符合中国氏族传统的历史证据。《隋书》载：“高祖文皇帝姓杨氏，讳坚，弘农郡华阴人也。汉太尉震八代孙铉，仕燕为北平太守。铉生元寿，后魏代为武川镇司马，子孙因家焉。元寿生太原太守惠嘏，嘏生平原太守烈，烈生宁远将军祯，祯生忠，忠即皇考也。”^[44]也就是说文帝是弘农杨氏家族人士，并追杨震一脉。但是对杨震的身世进行考证可以发现，《后汉书》载：“杨震字伯起，弘农华阴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时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敞，昭帝时为丞相，封安平侯。”^[45]其祖上可追考至汉昭帝时为丞相的杨敞。又有《汉书》载：“杨敞，华阴人也。给事大将军莫府，为军司马，霍光爱厚之，稍迁至大司农。……后迁御史大夫，代王 pagenumber_ebook=103,pagenumber_book=97 为丞相，封安平侯。”^[46]“子忠嗣，以敞居位定策安宗庙，益封三千五百户。”^[47]这也就是说文帝一脉的弘农杨氏家谱可以追溯到杨敞一辈。但是，杨敞的一个儿子叫作杨忠，对比《隋书》对于文帝身世的记载，在弘农一脉的谱系中的第二代和第十八代出现了重名之人，且杨铉此人身世在正史中并不可考证。这对于汉魏以来较为森严的门阀世家来说，是不太可能出现的事情。其二，正史中对文帝母亲的记载如下：“高祖外家吕氏，其族盖微，平齐之后，求访不知所在。至开皇初，济南郡上言，有男子吕永吉，自称有姑字苦桃，为杨忠妻。”^[48]文帝之母正是这位当时连出身都不可考的山东籍的叫吕苦桃的人。据上文所分析，在十分看重门第出身的年代，弘农杨氏是不太可能与这种门户的人联姻的。由此可见，隋文帝的出身并非其宣称的来自汉代名门。在这种国家和个人双重需要正名的历史条件下，就产生了隋文帝对于宫廷部伎乐的态度以及在这种态度指导下的施政。(www.chuimin.cn)

隋文帝强烈的华夏正名理念，表现在其对宫廷部伎乐的一系列态度中。其对清商乐的高度肯定与对龟兹乐的个人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隋书》记载：“《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来旧曲。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辞，与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属晋朝迁播，夷羯窃据，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张氏，始于凉州得之。宋武平关中，因而入南，不复存于内地。及平陈后获之。高祖听之，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昔因永嘉，流于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复会同。……’”^[49]这说明文帝对华夏正声的迫切追求，并给予至高的评价。而对龟兹乐的态度则有完全相反的史料记载。“《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其声后多变易。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凡三部。开皇中，其器大盛于闾闬。……高祖病之，谓群臣曰：‘闻公等皆好新变，所奏无复正声，此不祥之大也。自家形国，化成人风，勿谓天下方然，公家家自有风俗矣。存亡善恶，莫不系之。乐感人深，事资和雅，公等对亲宾宴饮，宜奏正声；声不正，何可使儿女闻也！’帝虽有此敕，而竟不能救焉。”^[50]可见，文帝对于变者甚繁的龟兹乐，在一定程度上，对等了“郑卫之音”。但是无论如何，开皇初，隋文帝政权还是敕令设置了七部伎乐。《隋书》载：“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51]甚至对于《鞞》《铎》《巾》《拂》等四舞，隋文帝也表现出较为怀柔的态度，“其声音节奏及舞，悉宜依旧。惟舞人不须捉鞞拂等”^[52]。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恰恰表现出其个人身份和理想与当时大环境的对立与统一。一方面，其恢复华夏正声的心理强烈地指导着其施政倾向；另一方面，五胡十六国之后，由魏、周、齐政权延续下来的多元民族存在的政府构成，制约着文帝本人的想法。当时文帝所处的环境为，从皇后独孤伽罗至大将军贺若弼、达奚长儒，前朝鲜卑系统的影响十分强烈。而毕竟自魏开始，鲜卑政权就有着持续的汉化传统。中央集权之地也属汉人聚集区。加之南朝系统及与突厥的几番战和，所以隋文帝必须顾及多方面的历史环境因素来考虑政令的发布。加之周边国家多数与强大的隋朝政权保持遣使关系，特别是汉朝以来丝绸之路上的西域诸国。《隋书》中所载的西域23国都在一定的时间内与隋朝保持着“遣使贡方物”的关系。由此可以判断，隋文帝对于宫廷部伎乐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规范化”管理考虑，这种倾向大于部伎乐本身的“娱乐、文化”功能。而对于过于刺激、不合正统的百戏，隋文帝果断摒弃，“开皇初，并放遣之”^[53]。

隋文帝对宫廷部伎乐的影响的原因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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