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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时期弹拨类乐器的历史与流变述论

【摘要】: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这一态势直接影响了之后的唐王朝。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弹拨类乐器的发展也进入了鼎盛时期。至隋唐时期,西域音乐发展至强盛阶段,与其相关的胡乐器悉数登台。弹拨类乐器在隋代的大批量使用,集中体现在隋初所设置的部伎乐系统中。除个别部没有记载使用弹拨类乐器之外,其他各部均使用了不同的弹拨类乐器,且其数量所占比例不小。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这一时期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强调一个东方帝国的存在。隋朝虽然历经二代而亡,但是其在典章制度、文化经营等方面的创新为唐王朝所继承和发展。而隋朝的制度又是在北周、北齐南朝等的基础上建立的。同样,其在音乐方面也接续了南北朝时期的发展轴线,即东西方与南北方两条。这一态势直接影响了之后的唐王朝。无论怎样,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唐代无疑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时代。其在强盛的经济、军事国力支撑下,对外来的音乐形式采取兼容并收的态度,以至一时万邦朝贺,在音乐艺术发展的宽度和深度方面取得了难以估量的成就。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弹拨类乐器的发展也进入了鼎盛时期。自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伴随着战争、和亲、商贸等活动,西域音乐及乐器不断传入中原地区,为中原艺术的繁荣注入了新鲜的元素。至隋唐时期,西域音乐发展至强盛阶段,与其相关的胡乐器悉数登台。这不但使唐王朝自身的文化艺术变得繁花似锦、博大精深,而且影响了该时期以唐王朝为中心的东亚音乐的发展方向。这种空前的场景,使得弹拨类乐器在这一时期被广泛地使用于各种音乐场合。其无论在演奏法、乐谱、演奏家还是相关律制理论等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胜景。

弹拨类乐器在隋代的大批量使用,集中体现在隋初所设置的部伎乐系统中。除个别部没有记载使用弹拨类乐器之外,其他各部均使用了不同的弹拨类乐器,且其数量所占比例不小。而通过前文的分析亦可得知,此时的中原大地,胡乐已经占据重要位置。那么,在宫廷用乐中,如何衡量用乐比例,统治者又是持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胡俗乐的不同系统,通过对部伎乐设立的来源分析,就可以略有所知。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中,部伎乐在唐朝达到巅峰。唐朝部伎乐根据不同地域的音乐特征分类清晰且具备一定的规模。而这种部伎乐的设立始于隋朝,设立之初只有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龟兹伎、安国伎、文康伎七部,至唐贞观年间(627—649年)变化发展为清商伎、燕乐伎、西凉伎、高丽伎、天竺伎、龟兹伎、安国伎、疏勒伎、康国伎、高昌伎十部伎乐。这还不包括未被列入的倭国乐、骠国乐、扶南乐、林邑乐、渤海乐等。这种宫廷音乐繁荣的形态,一方面反映了唐朝音乐艺术发展的盛况;另一方面,这些部伎乐的内容构成能够反映出唐代高度的轴心性,在音乐文化上对外来系统的接纳及对周边地区的向心力。就其音乐内容来看,胡俗乐的大融合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在十部伎乐中,外来音乐占有极大的比重。学者在论及部伎乐系统时,大多将隋唐时代放在一起讨论,事实上隋朝部伎乐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原因。(www.chuimin.cn)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此前近三百年分裂割据局面,统一了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政权以及偏安江南汉族政权,形成了大范围众多民族融合的统一政权。隋朝君王对音乐尤其是对胡乐的态度为唐朝音乐的巅峰状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得在唐朝名噪一时的部伎乐在隋朝就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这当然与汉朝逐渐胡风东传的历史渊源有关,但隋朝统一各种少数民族政权的一个整合行为,亦是造就这种局面的时代基础。虽然时代的客观原因对隋朝部伎乐的发展有所影响,但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王的政策敕令仍然起着决定作用。隋文帝为自己所虚构的弘农杨氏的出身正对应了其改制雅乐的行为。而从其称凉州发现经由南朝而来的“清乐”为“华夏正声”,也可以看出其对隋朝政权性质的定位。隋朝以前,中国历经战乱,自北魏开始,历经东西魏、北周、北齐等政权的更迭,均是少数民族执政,加之与柔然和突厥的长期战争,使得“华夏”之名极度弱势。如何协调各民族势力共存的朝廷和解决内外忧困是其工作的重心,所以在这个大方针的指导下,类似于部伎乐的制度设立,其目的与隋炀帝早期的国力昌盛、强国外交和后期的奢靡浪费是完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