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弹拨类乐器的发展与历史流变

2023-10-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历史学家陈寅恪在讲魏晋南北朝史时对自魏晋时期开始这一历史时段的胡汉关系的倾向性变化进行了论述，其言道：“胡族与胡族之间的融合将让位于胡汉之间的融合，以地域区分民族将让位于以文化区分民族。”只是在论证其不同时期的发展态度时，要辩证地看待。而北魏政权当中需要平衡的就是本族贵族与这些高门大户之间的关系。北齐政权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如此热衷于胡乐，是有其一定的历史原因的。

历史学家陈寅恪在讲魏晋南北朝史时对自魏晋时期开始这一历史时段的胡汉关系的倾向性变化进行了论述，其言道：“胡族与胡族之间的融合将让位于胡汉之间的融合，以地域区分民族将让位于以文化区分民族。”^[33]而东晋偏安江南，北来的士大夫阶层与江南士族又成为南朝宋、齐、梁、陈建立的根本。这两种势力在历史渊源、地域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有所不同。所以，其在接纳、调和的过程中也势必会有一个历史过程。究其根本，江南的士族系统对北来的士族系统在文化上有一种羡慕钦佩的情绪，但偏安一隅的历史生活，加之并无北归的寄托，所以两大阵营在历史中所展现出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总之，在这一历史时期，北方在经营本国政权的基础上，与西域仍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东西之间的交往仍然互相影响并作用于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化发展，在这一条线上，又增加了南北之间的文化发展支流，流变模式呈现出一种新的脉络。

386年，拓跋珪重建代国，同年四月自称魏王，398年定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在论及北魏政权时，最常为人们所提及的是孝文帝迁都的汉化问题。这也是常被拿来引证中原文化向心力的一个明证。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着一个反复的过程，特别是北朝历代政权，甚至为史学界所怀疑的杨隋和李唐。由于其身份在魏晋门阀正统观念的影响下遭人质疑，所以其在文化交互上的态度就显得相对敏感。但无论怎样，历史的发展有着不可阻挡的规律。只是在论证其不同时期的发展态度时，要辩证地看待。由此，在北魏建立之初，汉化运动的实施，其实是受阻十分严重的。当时的北方门阀大族，文武并举、宗党联姻，势力十分强大。而北魏政权当中需要平衡的就是本族贵族与这些高门大户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时期，两派就发生过严重的争执，以至于此时门第最高的清河崔氏与范阳卢氏遭到灭门之灾^[34]。《魏书》载：“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35]但是汉人儒家大族的力量是历史文化趋势所在，所以至魏孝文帝时期进入一个高潮。孝文帝在吸取魏初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平衡双方势力，迁都洛阳，使得鲜卑贵族脱离其旧有的环境，在衣冠、正音甚至姓氏上推行其汉化政策。政治制度上更是如此。在对待西域问题上，由于北魏连年与柔然的战争，在一定时期也许受挫，但并不影响其与西域的来往。北魏政权在征服鄯善、焉耆、龟兹之后曾设立鄯善镇与焉耆镇，派兵驻扎。其目的从最初的“可以振威德于荒外，又可致奇货于天府”^[36]逐渐发展到军政治安等更为重要的层面。在此以后西魏、北周虽都未在西域设立军事政治机构，但是商人往来频繁，或携带家眷，或进献乐奴，或因婚嫁，胡乐在这一时期已经大量进入中原地区，一部分胡乐人已经从底层的献艺开始逐渐有了更高的身份。

胡乐人入华在北齐政权时达到一个历史高峰。北齐末年，后主高纬酷爱胡乐，自己可以演奏胡琵琶，并自度曲目。其与权臣祖珽作乐的场景被记录在历史文献中，如《北齐书》载：“帝于后园使珽弹琵琶，和士开胡舞，各赏物百段。”^[37]和士开者，汉姓胡人，其本姓素和氏，西域商人之后，自己也是一位琵琶演奏家：“加以倾巧便僻，又能弹胡琵琶，因此亲狎。”^[38]该时期还有汉姓胡乐人王长通，如《北齐书》载：“至于胡小儿等眼鼻深崄，一无可用，非理爱好，排突朝贵，尤为人士之所疾恶。其以音乐至大官者：沈过儿官至开府仪同，王长通年十四五，便假节通州刺史。”^[39]这段话不仅揭示出胡乐人在中原地区的地位有所上升，而且可以看出朝廷士族对于胡人做官的看法，也就是在文化背景上的一种身份敏感。这一点在面对不同文化碰撞时，尤为强烈。实际上，无论褒贬，都说明胡乐在该时期已经引起统治者和士人的关注，而这种关注，一定是建立在“量”的基础之上的。王长通者，《隋书》记载其是一位优秀的琵琶演奏家。在北齐，不仅仅是乐人可以开府仪同，而且如前文所述，曹国琵琶演奏家曹僧奴，因其女贵为昭仪，两子皆为郡王，地位一时显赫。北齐政权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如此热衷于胡乐，是有其一定的历史原因的。北齐的统治者高氏一门实际上是汉人。《魏书》载：“高湖，字大渊，勃海蓨人也。汉太傅裒之后。”^[40]此高湖就是高欢的曾祖，可见其血统溯源三代上下就已经明了了。但是从历史文献中对其的相关记载，完全看不出这一点。《北齐书》载，弘农杨愔被杀后，废帝高殷曾言：帝乃曰：“天子亦不敢与叔惜，岂敢惜此汉辈？”^[41]可以看出皇帝是不以汉人自居的。在北齐年间，不仅皇帝有着这样的倾向，多数汉人高官亦跟风附和，就更不要提鲜卑贵族了。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之遗留问题。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在当时触动了六镇军人的利益，而导致当时的六镇起兵，而北齐又是依靠这股力量建立的政权。所以，以反对汉化而自居的六镇势力，是一个高度鲜卑化的团体。北齐本就腐败的政权无力控制，便只有投其所好。伴随着北齐政权的日益衰败，胡乐人进入中原，其所带来的各种玄幻技艺与繁曲新声给予了没落王朝统治者极大的刺激感与新鲜感。所以，在北齐的晚期，朝廷胡人众多，胡乐人封官开府，“胡小儿”都能有官当。这与当时大量涌入的胡地人员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就曹僧奴、和士开两家来看，其已经在中原地区扎根散叶，其二代甚至三代已经在这片古老的地域上，不断代表着自身的文化系统与中原地区的文化而发生着触变。(www.chuimin.cn)

与北朝对峙的南朝，此时期商业繁荣，经济生活较北朝略显富庶，文化也较为繁荣。这其中很大的原因是，自永嘉之乱以后，北方士族的南迁，带去了大量的中原文化。以至于隋在建国之初，要从南方来获得其所谓的“华夏正声”。《南齐书》有这样一条记载：“后豫章王北宅后堂集会，文季与渊并（喜）〔善〕琵琶，酒阑，渊取乐器，为《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儿。’豫章王嶷又解之曰：‘此故当不损仲容之德。’渊颜色无异，曲终而止。”^[42]其所记载的是豫章王萧嶷宴请集会的事情。其中，萧嶷为齐高帝萧道成的第二子，为人宽厚仁慈，大量有度。褚渊者，宋、齐重臣，河南阳翟人，太常褚秀之之孙。沈文季者，吴兴武康人。这三人无论在血统出身还是生活经历上都有着不同的背景。但是从文献记载的场景来看，褚渊所奏阮咸为《明君曲》，沈文季认为自己作为西丰县侯不能为“伎儿”，萧嶷则认为此事不会有损魏晋名士阮咸之德。可见此时的南朝，无论是北方士族的后代还是南方官贵所奉行的仍然是中原礼教约束。其宫廷文化思想、礼乐制度等均是在汉魏时期的基础上建立的，虽然不乏南方文艺成分，但其思想文化主题仍属中原文化系统。还能印证这一点的人，就是关注雅乐且会弹琴作乐的王僧虔。

综上，在南北朝时期，弹拨类乐器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条件下，有着进一步的发展。历史文献中已经有了家族性的演奏传承记录。而这种传承对于乐器演奏法、演奏风格以及作品的流传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与之前文献资料中所散见的演奏者相比，这一时期演奏者的传承更具有稳定性。而胡乐器在宫廷中的大量使用，也使其受关注程度较以往有了更大的提高。虽然不排除其在乱世末朝为中原士族所诟病，但是就其传入中原的数量和影响来看，其已经占据该时期中原音乐文化构成的相当分量，在隋唐逐渐成为音乐文化组成的中坚。

南北朝时期弹拨类乐器的发展与历史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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