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弹拨类乐器的发展与流变：开源·溯流·繁衍

2023-10-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两汉时期是弹拨类乐器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原固有弹拨类乐器在不断完善着自身的形制并发展着自身的应用范畴。这种自西向东的传播过程成为后世弹拨类乐器流变的重要方向。所以查阅这一时期的相关弹拨类乐器历史文献可以发现，在西汉初，至少在弹拨类乐器的记载上，其存在中原向外输出的可能。当然，这一特例能不能代表文化流动主流，尚有待研究，但造成弹拨类乐器向外传播的主要因素就是汉代特殊的历史背景。

两汉时期是弹拨类乐器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原固有弹拨类乐器在不断完善着自身的形制并发展着自身的应用范畴。而西域诸国的乐器也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逐渐进入中原。造就这种乐器以及音乐文化的历史背景在此时就显得十分重要。这种自西向东的传播过程成为后世弹拨类乐器流变的重要方向。但是历史证明，任何文化之间的碰撞，作用力一定是相互的。所以查阅这一时期的相关弹拨类乐器历史文献可以发现，在西汉初，至少在弹拨类乐器的记载上，其存在中原向外输出的可能。当然，这一特例能不能代表文化流动主流，尚有待研究，但造成弹拨类乐器向外传播的主要因素就是汉代特殊的历史背景。

公元前206年汉王刘邦灭秦，后又历经楚汉战争，于公元前202年建立汉朝，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史称西汉。由于秦末的连年战争，西汉在创立之初，主要采取休养生息、安国养民的政治策略。在经济上减轻赋税重视生产，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在文化上，高祖刘邦采取叔孙通的建议，恢复礼法。《史记》载：“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备三归……”“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2]而叔孙通所制其礼也是在前朝的基础上增减而成。《史记》载：“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3]由于汉初几代的礼乐均是秉承这种增减而成，琴瑟之属的中原固有乐器在这一时期的使用状况可略见一斑。而乐府之属相和歌及相和大曲的发展和弹拨类乐器的使用，前文已述。乐府的建立，使得一部分民间音乐进入宫廷，为宫廷所用，大大丰富了中原音乐的多种元素，如《汉书》所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4]。

如前文所述，外传入华的弹拨乐器是在汉代进入中原地区的。东汉刘熙在其《释名》中有载：“琵琶本于胡中。”^[5]那么其传入的历史基础与条件是什么呢？实际上在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之初，其与盘踞在西北的匈奴部之间的政权关系就没有停止过。公元前201年，也就是汉高祖六年，匈奴冒顿单于勾结韩王信叛乱，汉高祖兴兵32万至平城讨伐，被围白登山七昼夜，刘邦贿赂阏氏才得以脱险，史称白登之围。而就在同一时期冒顿单于击败月氏，致使月氏西迁。匈奴的实力与日俱增，成为西汉时期中原在西北边境的主要边患。由于汉初国力尚在复苏阶段，且平城一战使得汉王朝在此时的出兵讨伐策略受挫，于是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汉王朝对待匈奴的政策都是以和亲来换取边疆的安宁。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前140年这60年间，汉王朝经高祖、惠帝、文帝、景帝至武帝先后向冒顿单于、老上单于、军臣单于送去10位翁主和亲。

至汉武帝时期，匈奴战败月氏、楼兰、乌孙、呼揭之后实力剧增，见《史记》载：“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6]又因匈奴虽与汉王朝有和亲之约，但其在文帝、景帝至武帝朝时，屡犯边境，其地百姓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而汉武帝时期的汉王朝，历经文帝、景帝的“文景之治”，在政治经济上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也是在这一时期“西域”二字进入正史的记载。《史记》载：“极临北海，西〔溱〕月氏，匈奴、西域，举国奉师。”^[7]而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又载道：“骠骑将军去病率师攻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相奔……”^[8]也就是说，此时的西域与匈奴是一个相对固定的习惯称法。因为匈奴所侵占的二十六国地理位置逐渐西移，使得西域在汉时的范围逐渐扩大并趋于稳定。而被匈奴所击败的大月氏成为汉王朝的有效联合对象。汉武帝为勾连大月氏联合出击匈奴，建元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大月氏。事实上，当元光六年（前129年）张骞摆脱匈奴扣押到达月氏的时候，其已经从伊犁河、楚河流域地区迁至达阿姆河流域而且征服了该地区的大夏国，并无再征匈奴之意。对于张骞出使的本意来说，这次的任务是失败的。但是，其在西域地区的见闻，却打开了汉胡双方的视野，为丝绸之路的开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在对西域的相关介绍的文献资料中不但可以发现西域各国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物产文化，还可以得到早期中原与西域交流的有效信息。首先，《史记》载：“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曰：‘若欲何之？’”^[9]这说明在张骞到达大宛之前，大宛国就对汉王朝有所了解，知道其富有。其次，张骞至大夏国时曾见到“蜀布”：“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10]这就进一步说明，在其出使之前，西域地区就已经开始与中原地区有所往来，只是规模及影响较小。所以在该时间段，我们并未发现相关胡乐器输入的记载和出土文物。这也就解释了在今天的新疆地区出土了公元前3—5世纪的竖箜篌乐器，但其并没有传至中原的原因。

汉武帝时期，在霍去病、卫青大败匈奴之后，元狩四年（前119年）武帝派遣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其目的之一就是联合乌孙进一步进攻匈奴。而《史记》中所记载的乌孙对于此事的态度，其实代表着该时期西域大部分非与汉王朝敌对关系的诸国的态度。“乌孙国分，王老，而远汉，未知其大小，素服属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专制。”^[11]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诸多问题。其一，乌孙国家内部存在很大程度的不稳定性；其二，汉王朝距离其太远，而匈奴近在身边；其三，其国家制度还不完善。所以，在存在这些问题的情况下，张骞返回中原的时候，一并带来了乌孙使者，使其能目睹汉王朝此时的国力强大与生活繁盛。不仅如此，张骞在二次出使西域时，还将手下诸将分派至康居、安息、身毒、于窴、扜罙等地进行联通，取得了丰硕的外交成果。《史记》载：“……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12]也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汉代元封年间，细君公主远嫁乌孙，两国交好。这就牵连出前文所涉及的阮咸乐器起源问题。对于前文对阮咸起源于中国的判断，无论是“乌孙起源说”还是“弦鼗说”，至少在文化流动方面，依托中国古代文献史料以及壁画文物，目前来看，是成立的。张骞在第一次出使西域时，就已经到达了大宛、康居及大月氏等国，而前文又叙述道，迁居在达阿姆河流域地区的大月氏征服了该地区的大夏国，二次出使西域时亦曾联通安息国。从该地区的地图来看，花剌子模完全在一个包围圈中，虽不能论证其是否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但单一地说其文化流向是自西向东，恐怕难以服众。(www.chuimin.cn)

而这一时期的史书中记载，前文所提及的龟兹王绛宾与其妻第史两人均多次来长安朝贡，还记载了第史曾在长安习琴，为两国音乐交流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在历史文献中其涉及的只有“琴”与“鼓吹”两个有效信息，也是弹拨类乐器在该时期历史流变的一个良好例证。鉴于前文已述，故在此不作赘述。但是《汉书》西域传有载，此时胡人对该历史事件中所呈现的现象的态度：“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绛宾死，其子丞德自谓汉外孙，成、哀帝时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13]也就是说龟兹王绛宾将其在中原地区所学习到的一系列举措，在其归国后实施，但从文化接受的程度上似乎存在一定的困难，所以才会遭到其他胡人的嘲笑。这一现象在文化碰撞的早期是一种合情合理且难以避免的现象。而这并不代表向中原学习在该国只是昙花一现的事情，据文献记载，其在之后的数代仍与汉室交好。这种早期的政治文化交流和影响，是否影响着后世隋代龟兹乐在中原地区的强大势力呢？由于时间久远又历经战乱，不好妄下论断。但就文化交流与乐器流变的先天条件来说，至少是一个好的开始和基础。从这个历史发展来看，在4世纪和5世纪，在隶属古代龟兹的今天新疆库车地区发现阮咸的壁画，并不是不可解释的事情。而且，事实上，在库车克孜尔壁画中，出现最多的弹拨类乐器也只有竖箜篌、五弦琵琶、曲项琵琶以及阮咸。至宣帝年间，匈奴呼韩邪单于曾被宣帝赏赐“瑟与空侯”两件乐器，以至于建武二十八年（52年），匈奴单于曾向汉王朝重新求赐：“单于前言先帝时所赐呼韩邪竽、瑟、空侯皆败，愿复裁〔赐〕。”^[14]在关于这个时期的历史文献记载中，虽有汉王朝与西域诸国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但是从乐器记载来看，弹拨类乐器阮咸、瑟、箜篌以及可作推测的琴，这些乐器均是中原所固有的乐器，是该时期中原文化向外传播的有效例证。

至东汉初年，由于再次受到战乱的影响，汉光武帝对西域的经营调整了策略。《后汉书》载：“其冬，鄯善王、车师王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15]这说明此时地处西域的鄯善国与车师国还是希望设立都护府，归顺汉王朝之下的。之所以光武帝在建武二十一年（45年）有这样的政治表现，是因为其在该年的正月、四月、秋、十月都在南北征战。所以光武初期，中央政权无暇顾及西域，而这一时期的西域逐渐又为匈奴所控制。建武二十四年（48年）匈奴内部分裂，分别形成南匈奴与北匈奴两部，第二年南匈奴遣使称藩，并攻打北匈奴。至汉明帝年间，汉王朝开始逐渐恢复经营西域，史书记载永建六年（131年）于阗王遣子入朝，并进贡，增加两国之间的交流。此时，虽没有关于乐器之间流动的过多记载，但是自汉安帝在位时的一条记录可以看出士大夫阶层对外来文化艺术的态度。《后汉书》记载，永宁元年（120年），有西南夷掸国进献幻术能人，安帝甚为惊奇。而时任谏议大夫陈禅认为这是蛮夷之技，不能上演于宫廷，其借孔子之言说是“‘放郑声，远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设夷狄之技”^[16]。但尚书陈忠却认为其是掸国不远万里进献的艺术，不当视为靡靡之音。虽然这段历史资料并不涉及胡地音乐，更与弹拨类乐器没有关系，但是从士大夫阶层对外来艺术形式的态度来看，仍然呈现出文化触变时的紧张小心心理，从而影响了该时期的艺术形式和乐器交流的发展。

在东汉的历史发展中，自汉灵帝时期，历史文献中记载胡地文化的条目逐渐增多。《后汉书》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17]可见上述这些来自胡地的物品应早于灵帝喜好之前就已经传入中原，否则仅就皇帝喜欢，还可以理解为西域诸国进贡，而贵戚们也可以拥有，就说明这些胡地物品已经在大批量地进入中原了。而这里所记载的“胡箜篌”很可能就是后世文献中的竖箜篌之属。这也进一步解释了在此时间节点之前出土于新疆的箜篌实物，与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后的库车壁画中的大量的箜篌形象。

据此，汉代是一个中原文化快速发展的时段，历经文景之治、汉武盛世、光武中兴，其经济与文化都发展至一个高峰时期，巩固了中原文化主流形态的基础，其对外政策的实施，直接导致了丝绸之路的开通，为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特别是西汉时期，根据相关历史文献记载，至少在有记载的弹拨类乐器上，是存在由汉王朝向西域输出的可能性的。而这一时期，儒家礼乐思想被不断地规范演进，乐府机构的诞生又将民间音乐逐渐引入宫廷，使得中原地区的音乐雅俗并进，得到了长远的发展。对于弹拨类乐器来说，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较少、出土文物有限，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该时期虽然琴、瑟、筝早已出现，但是琴的形制还未完全确立，琴、瑟所使用的范畴又十分有限，筝与两类箜篌在历史文献资料中的记载十分少。而阮咸正在形成初期，胡琵琶正在经由丝绸之路缓慢传入。汉代的诸多历史发生，为下一个时代的历史演进提供了主导条件，音乐文化的触变在不断酝酿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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