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琵琶的历史与流变：从记载探寻身份与乐器

2023-10-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通过对这些记载的分析可以看出“五弦琵琶”通常被简称为五弦。这里除去有记载二李夫人其中的一位是演奏五弦琵琶之外，其他几位后妃均记载为演奏琵琶。据此，对胡乐人身份及演奏乐器的考释成为了解该时期胡琵琶乐器的关键。

由于本章为史料选释，而汉唐时期史料中出现的琵琶种类有所不同，根据上文论述结构，这部分主要选释的是外传入华的琵琶条目。外传入华的琵琶，在汉唐时期的历史文献中有“胡琵琶”“曲项琵琶”“五弦琵琶”“五弦”等之分。通过对这些记载的分析可以看出“五弦琵琶”通常被简称为五弦。而“胡琵琶”是否是这两种外传琵琶的总称，却有待商榷。

正史中记载该类琵琶的最早条目是关于曲项琵琶和胡琵琶的。《梁书》载：“帝笑曰：‘寿酒，不得尽此乎？’于是并赍酒肴、曲项琵琶，与帝饮。”^[28]这里所记载的是南梁大宝二年（551年）简文帝被害前夜的场景。《北齐书》载：“遂自以策无遗算，乃益骄纵。盛为无愁之曲，帝自弹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数。”^[29]该条目记载的则是北齐后主高纬自弹自唱的场景。而关于五弦琵琶的记载，则见于《周书》。其载：“及酒酣，高祖又命琵琶自弹之。仍谓岿曰：‘当为梁主尽欢。’岿乃起，请舞。高祖曰：‘梁主乃能为朕舞乎？’岿曰：‘陛下既亲抚五弦，臣何敢不同百兽。’。”^[30]这里叙述的是天保十六年（577年）西梁旧主萧岿与北周武帝宇文邕宴飨的场景，文中记载萧岿说到皇帝演奏的是“五弦”，而通看全文则知，宇文邕命人拿来自弹的乐器是“琵琶”，将两者合一分析，该处历史材料记载的是五弦琵琶。由此可以推断出《北史》所载后主高纬的后妃们多擅长演奏的是胡琵琶，其载：“冯淑妃名小怜，大穆后从婢也。穆后爱衰，以五月五日进之，号曰‘续命’。慧黠能弹琵琶，工歌舞。”^[31]又载：“及帝遇害，以淑妃赐代王达，甚嬖之。淑妃弹琵琶。”^[32]还见：“乐人曹僧奴进二女，大者忤旨，剥面皮；少者弹琵琶，为昭仪。”^[33]后有“一李是隶户女，以五弦进”^[34]。这里除去有记载二李夫人其中的一位是演奏五弦琵琶之外，其他几位后妃均记载为演奏琵琶。但是通过分析可以得知，曹僧奴为昭武九姓曹国人，关于曹国的记载可见于《隋书》西域传，其载：“曹国，都那密水南数里，旧是康居之地也。国无主，康国王令子乌建领之。”^[35]其乃是西域之地，在今中亚阿姆、锡尔两河流域一带，而曹僧奴本人亦是该时代重要的胡乐艺人，其身份远在其他胡乐人之上。据《北史》载：“其曹僧奴、僧奴子妙达，以能弹胡琵琶，甚被宠遇，俱开府封王。”^[36]可见其是以擅长演奏琵琶著称的，那么前文中所提到的其小女儿也势必演奏的是胡琵琶。那么根据后主高纬的喜好倾向以及北齐当时西胡化^[37]的风气来推论，淑妃冯小怜所演奏的也应当是胡琵琶。由于曹氏一门的技艺来源于曹婆罗门^[38]，而曹婆罗门是在龟兹学习的琵琶技术，据上文可知，在龟兹所在的库车一带，克孜尔壁画上早有曲项四弦与五弦琵琶的记录。隋代龟兹乐一部中也有“琵琶与五弦”两种乐器的使用，所以，单就历史文献记载来看，尚难以推断。

纵观汉唐时期的大多数历史文献资料，很难单一地就“琵琶”一词来判断其是哪种胡琵琶，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时期也是胡乐人入华逐渐进入高峰的一个时间节点。根据乐人身份也可以判断其演奏的乐器至少是胡乐器，而同时伴随着唐代阮咸的命名，两种乐器在初唐以后名称混淆记载的情况有所改善。据此，对胡乐人身份及演奏乐器的考释成为了解该时期胡琵琶乐器的关键。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记载最早的西域国琵琶为康国。《魏书》载：“康国者，康居之后也。……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39]康国乃康居之后，而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就曾到达过康居之地，其与中原的联系有着悠久的历史。至隋初开皇乐议时，其已经有着自己的系统性音乐，后隋炀帝大业中将其编入九部伎。但根据隋书记载，康国伎的演奏并未提到有琵琶的演奏，其中缘由不得而解。在西域诸国当中，胡琵琶的演奏以来自曹国的曹氏一门最为兴盛。《通典》载：“有曹婆罗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代传其业，至于孙妙达……”^[40]而其儿子曹僧奴及其子曹妙达、其小女曹昭仪上文均已加以说明。这一时期，伴随着胡琵琶进入中原的不仅仅是单纯的乐器及乐器演奏，与胡琵琶相辅的律调同时进入中原，与中原地区传统的律调系统产生了交集。这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苏祗婆。《隋书》载：“先是周武帝时，有龟兹人曰苏祗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以其七调，勘校七声，冥若合符。”^[41]文献所记录的是隋朝郑译在对苏祗婆所带来的“五旦七调”做解时的陈述，而这种来自西域的乐调直接影响着后世唐代音乐的发展。根据《乐府杂录》中的琵琶条目记载，汉唐时期其他的胡琵琶演奏者还有贺怀智、康昆仑、段善本、王芬、曹保保、曹善才、曹刚、裴兴奴、廉郊、杨志、杨志其姑、郑中丞、米和、王连儿等。

对于胡琵琶的制作材料，历史文献并未做详细的记载，由正仓院所藏两件紫檀琵琶的制作材料来看，其使用的也是密度较大、材质坚硬的材料。而中国古代文献中可考的是其琴弦的材质。《乐府杂录》载：“开元中有贺怀智，其乐器以石为槽，鹍鸡筋作弦，用铁拨弹之。”^[42]从这条记载中可以看出琵琶琴弦的制作材料为鹍鸡筋。而后世更是出现了以皮制弦的记载。《七修类稿》载：“以皮为弦，促节清音，响彻林木……皮去鸡筋尤远而能独步巧思，亦何所致也？宜其未有而来欧公之忆也。”^[43]同样记载皮弦的还有《五代史补》：“冯吉，瀛王道之子，能弹琵琶，以皮为弦，世宗尝令弹于御前，深欣善之，因号其琵琶曰‘绕殿雷’也。”^[44]这种采用动物筋和皮作为琴弦的琵琶，是否可以视作胡琵琶的一个主要特征，尚有待进一步考证。而“铁拨”在后世的《全宋词》等相关资料中频繁出现，并且通常与鹍鸡一词连用，指代演奏技术的高超。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琵琶在唐朝的盛行，还出现了专业的乐器修造人员。《乐府杂录》载：“大约造乐器悉在此坊，其中二赵家最妙。”^[45]前文所述郑中丞就曾在崇仁坊南赵家修理琵琶。(www.chuimin.cn)

上文提到，对于外传入华的胡琵琶之演奏法，同样存在着右手指弹与拨弹的变化。《通典》载：“五弦琵琶，稍小，盖北国所出。旧弹琵琶，皆用木拨弹之，大唐贞观中始有手弹之法，今所谓 pagenumber_ebook=62,pagenumber_book=56 琵琶者是也。《风俗通》所谓以手琵琶之，知乃非用拨之义，岂上代固有之者？（手弹法，近代已废，自裴洛儿始为之。）”^[46]也就是说自裴神符开始，胡琵琶才有右手指弹一法。继而在《乐府杂录》中有载：“曹纲善运拨，若风雨，而不事扣弦，兴奴长于拢捻，不拨稍软。”^[47]该记载为唐贞元年间（785—805年），由此可见该时期的胡琵琶是指弹与拨弹共存的时期。

历史中所记载的胡琵琶曲目最早可见于《隋书》：“大业末，炀帝将幸江都，令言之子尝从，于户外弹胡琵琶，作翻调《安公子曲》。”^[48]从另外的史料中可以看出南北朝至隋时期用于演奏的胡琵琶还有很多，如《北齐书》载：“世宗尝令章永兴于马上弹胡琵琶，奏十余曲，试使文略写之，遂得其八。”^[49]只是曲名不可考证。至唐代关于琵琶的记载就多了。《新唐书》载：“《凉州曲》，本西凉所献也，其声本宫调，有大遍、小遍。贞元初，乐工康昆仑寓其声于琵琶，奏于玉宸殿，因号《玉宸宫调》，合诸乐，则用黄钟宫。”^[50]这条记载不仅揭示出乐曲的名称，同时还记载了其律调。《乐府杂录》记载了贞元年间康昆仑与段善本登台比艺的场景，从中可以得知唐代名曲《录要》，其载：“遂请昆仑登彩楼，弹一曲新翻羽调《录要》（即《绿腰》是也，本自乐工进曲，上令录出要者，因以为名。自后来误言《绿腰》也）……西市楼上出一女郎，抱乐器，先云：‘我亦弹此曲，兼移在枫香调中。’”^[51]同样的曲名在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中亦可找到对应：“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52]此处“六幺”应为“录要”的异读，继而又可得知琵琶有《霓裳》一曲可演奏。更有廉郊演奏《蕤宾调》的记载，《乐府杂录》载：“郊尝宿平泉别墅，值风清月朗，携琵琶于池上弹蕤宾调。”^[53]从最早记录的苏祗婆的娑陀力、鸡识、沙识、沙侯加滥、沙腊、般赡、俟利七调发展到唐代中晚期的枫香调、蕤宾调等律调，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代胡琵琶乐器的高度发展。另外，在唐朝已经有了对琵琶记谱的记载，白居易在其《代琵琶弟子谢女师曹供奉寄新调弄谱》一诗中言道：“琵琶师在九重城，忽得书来喜且惊。一纸展看非旧谱，四弦翻出是新声。”^[54]在中国记谱法尚属起步阶段的唐代，有了琵琶乐谱的出现也实属难得。

汉唐时期琵琶的历史与流变：从记载探寻身份与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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