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弹拨类乐器应用比例及流变讨论

纵观汉唐时期的乐器，无论是中原地区的雅乐、俗乐，还是外传入华的胡乐，按乐器门类分均可以分为吹奏类乐器、打击类乐器与弹拨类乐器三类。这三类乐器在这一时期的中国被广泛地使用在礼乐祭祀、宫廷宴飨以及日常娱乐中。而这其中，由于乐器的音乐属性特征，吹奏类乐器与弹拨类乐器承担着旋律声部的主要作用，而打击乐器承担着控制节奏、速度等功能，因此并不能单一地说哪个更重要。但是通过对乐器出现及使用比例的研究，我们至少可以看出用乐习惯、审美取向等相关问题，而且通过不同的类属分类亦可以看出胡俗乐在该时期的发展总况。

笔者将汉唐时期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各类乐器统计如下：

弹拨类乐器：琴、瑟、筝（弹筝筝）、筑、阮咸、击琴、一弦琴（三弦琴）、卧箜篌、曲项琵琶、五弦琵琶、竖箜篌、凤首箜篌。

吹奏类乐器：笙、芋、管、篪、籥、笛、箫、尺八、埙、笳、叶、横笛、筚篥、葫芦笙、角、铜角、贝、桃皮筚篥、双筚篥、义嘴笛。

打击类乐器：钟、磬、柷、敔、錞于、晋鼓、铙、铎、抚拍、舂牍、拍板、方响、齐鼓、鼗鼓、雷鼓、灵鼓、路鼓、皋鼓、楹鼓、鼛鼓、鼖鼓、鼙鼓、羯鼓、毛员鼓、答腊鼓、侯提鼓、都昙鼓、腰鼓、檐鼓、铜钹、揩鼓、连鼓、浮鼓、正鼓、和鼓、铜鼓、沙锣、鸡娄鼓、腰鼓。^[69]

由此可以看出打击类乐器的数目是最多的。但是通过对比文献资料可知，在为数众多的打击乐器中，有18件乐器仅使用在雅乐当中，檐鼓仅使用在高丽乐中，浮鼓仅使用在燕乐当中。如此比较下来，这三类乐器的使用情况基本持平。以《通典》记载的唐代的部伎乐用乐为例，其中清乐中使用的弹拨类乐器为7件7人、吹奏类乐器为5件9人、打击类乐器为3件3人。西凉乐中使用的弹拨类乐器为6件6人、吹奏类乐器为6件6人、打击类乐器为7件8人。高丽乐中使用的弹拨类乐器为6件6人、吹奏类乐器为7件7人、打击类乐器为4件4人。天竺乐中使用的弹拨类乐器为3件、吹奏类乐器为2件、打击类乐器为5件（人数不详）。高昌乐中使用的弹拨类乐器为3件5人、吹奏类乐器为5件7人、打击类乐器为4件4人。龟兹乐中使用的弹拨类乐器为3件3人、吹奏类乐器为5件5人、打击类乐器为6件7人。疏勒乐中使用的弹拨类乐器为3件3人、吹奏类乐器为3件3人、打击类乐器为4件4人。康国乐中无使用弹拨类乐器的记录，其吹奏类乐器为1件2人、打击类乐器为3件4人。安国乐中使用的弹拨类乐器为4件4人、吹奏类乐器为4件4人、打击类乐器为2件3人。宴乐中使用的弹拨类乐器为9件9人、吹奏类乐器为10件10人、打击类乐器为8件10人。（见表1）

表1　《通典》所载唐代部伎乐中三类乐器的使用情况

从这个部伎乐中的乐器使用状态统计，我们可以看出，承担旋律功能的弹拨类乐器与吹奏类乐器的比例相差并不太大，在多部伎乐中呈现持平的状态。因为没有乐谱传世，我们无从得知其两个声部哪一个处于主导地位，但是从使用乐器数量的多少来看，在这一时期两者至少是齐鼓相当的。

若将文中所列出的汉唐时期的三大类乐器重新按照雅、胡、俗进行分类，又可以得出以下结果：

雅乐器：琴、瑟、笙、芋、管、篪、籥、钟、磬、柷、敔、錞于、晋鼓、铙、铎、抚拍、舂牍、雷鼓、灵鼓、路鼓、皋鼓、楹鼓、鼛鼓、鼖鼓。

俗乐器：筝（弹筝筝）、筑、阮咸、击琴、一弦琴（三弦琴）、卧箜篌、箫、尺八、埙、叶、齐鼓、鼗鼓。

胡乐器：曲项琵琶、五弦琵琶、竖箜篌、凤首箜篌、羯鼓、毛员鼓、都昙鼓、腰鼓、檐鼓、铜钹、揩鼓、正鼓、和鼓、铜鼓、鸡娄鼓、答腊鼓、侯提鼓、沙锣、腰鼓、笳、横笛、筚篥、葫芦笙、角、铜角、贝、桃皮筚篥、双筚篥、义嘴笛。^[70]

从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所有乐器中，胡乐器的比例远大于中原雅、俗乐器。这虽然并不能说明此时胡乐一定盖过雅乐、俗乐而处于大比例演奏状态，但从其种类繁多又应用于宫廷音乐演奏这两个特点，至少可以确定胡乐在此时所呈现的是一种相当繁盛的状态。

综上，在汉唐时期的各种宫廷用乐中，都可以找到不同类别的弹拨类乐器，在民间它们又与人们的生活活动存在联系。而在乐器名称上，“琵琶”与“箜篌”两类乐器中，都存在中原固有乐器和外传入华乐器之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不是频繁使用和广泛应用，也不会出现这样的历史交集。而且后世的历史发展也证明，很多外来传入乐器经由中原又东传至日本与朝鲜。所以对汉唐时期的弹拨类乐器的应用比例进行梳理，一方面可以很清晰地证实该类乐器在此历史阶段发展的宏观地位与实际应用状态，另一方面，从这些乐器的汇集地点上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已经逐渐成为东亚音乐的聚集中心，高度发展的经济与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使其在文化方面对周边国家产生重大的影响。

本书选择对汉唐时期弹拨类乐器进行研究，主要是因为该时期是弹拨类乐器形制完善与发展迅速的重要时期。而且，这一时期也是西域传来的胡文化与中原文化相碰撞的时期，由汉朝初开始，至唐朝发展到鼎盛时期，这使中国音乐在多元化程度上呈现空前的繁荣，以至对后世及周边诸国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汉唐间的历史有一千余年的时间跨度，而该时期又是弹拨类乐器生成的高频率时期，所以从弹拨类乐器的种类上来说，相对还是较多的。但是，这其中一部分乐器在历史文献中的记载较少，无论在其形制还是应用上都不甚明了。所以笔者在研究时就必须有所选择——本书以汉唐时期最为重要的胡乐、俗乐文化交流现象作为出发点，选择在两种文化冲突中交织发展的琵琶、箜篌乐器，并以中原固有乐器筝、瑟为参照对象，旨在研究不同渊源、使用范畴及演奏形式的类比。与此同时，从这几种乐器在汉代以后由于胡乐、俗乐的融合所形成的音乐形式中的使用来看两者由接受到鼎立与融合的发展脉络，才能对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与原因进行相关理论研究。所以本章对选择哪些乐器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进行阐述，并对其历史渊源进行述要。述要的目的不在于考证其具体的起源，而是依托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记载，判定其在胡俗两种文化的大环境里属于哪一种文化环境，从而进一步探清其流变的方向。本章进而对弹拨类乐器在历史文献与壁画造像中的组合记载进行梳理，并将其应用状态放置于整个汉唐时期的器乐演奏领域进行比较，以此来看弹拨类乐器及其组合在该时期的整体样态。这是本研究的基础。

【注释】

[1]〔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131页。

[2]〔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二十九）·志第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69页。

[3]〔汉〕班固撰：《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第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32页。

[4]〔南朝梁〕沈约：《宋书（卷十九）·志第九》，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56页。

[5]〔唐〕杜佑撰：《通典（卷第一百四十四）·乐四》，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678页。

[6]〔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五十九）·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03页。

[7]〔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二十一）·任李万邳刘耿列传第十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60页。

[8]庄壮：《敦煌壁画上的弹拨乐器》，《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12页。

[9]赵维平：《中国与东亚音乐的历史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页。

[10]〔唐〕杜佑撰：《通典（卷第一百四十四）·乐四》，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679页。

[11]〔南朝梁〕沈约：《宋书（卷十九）·志第九》，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56页。

[12]［日］岸边成雄：《日本正仓院乐器的起源（下）——古代丝绸之路的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第50页。

[13]〔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58页。

[14]〔汉〕班固撰：《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第六十六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97页。

[15]〔汉〕班固撰：《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16页。

[16]〔汉〕班固撰：《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16页。

[17]〔唐〕杜佑撰：《通典（卷第一百四十四）·乐四》，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679页。

[18]〔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四十四）·乐部四》，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89页。

[19]〔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二十九）·志第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76页。

[20]〔汉〕司马迁撰：《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第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72页。

[21]〔南朝梁〕沈约：《宋书（卷十九）·志第九》，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56页。

[22]〔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四十四）·乐部四》，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87页。

[23]〔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志第十三）·五行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272页。

[24]周菁葆：《中亚音乐与日本音乐之关系》，《新疆艺术》2016年第4期，第5页。

[25]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

[26]西汉武帝时其领土为今哈密地区，后因战争迁徙。

[27]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www.chuimin.cn)

[28]〔北齐〕魏收撰：《魏书（卷一百二）·列传第九十》，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81页。

[29]〔北齐〕魏收撰：《魏书（卷一百）·列传第八十八》，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24页。

[30]〔北齐〕魏收撰：《魏书（卷一百）·列传第八十八》，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24页。

[31]〔唐〕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卷十五）·志第十》，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78页。

[32]〔唐〕杜佑撰：《通典（卷第一百四十四）·乐四》，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680页。

[33]王雅婕：《丝绸之路上的西亚乐器及其东流至中国的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博士论文2017年，第126页。

[34]〔汉〕司马迁撰：《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43—2544页。

[35]〔南朝梁〕沈约：《宋书（卷十九）·志第九》，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56页。

[36]〔唐〕杜佑撰：《通典（卷第一百四十四）·乐四》，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678—3679页。

[37]〔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二十九）·志第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76页。

[38]〔北齐〕魏收撰：《魏书（卷一百九）·乐志五第十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35页。

[39]〔汉〕司马迁撰：《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第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72页。

[40]〔南朝梁〕沈约：《宋书（卷十九）·志第九》，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56页。

[41]〔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十八）·赋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21页。

[42]〔南朝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卷二十三）·列传第四》，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35页。

[43]〔唐〕李百药撰：《北齐书（卷十一）·列传第三》，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45页。

[44]〔唐〕李百药撰：《北齐书（卷三十九）·列传第三十一》，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516页。

[45]〔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四十八）·列传第四十》，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864页。

[46]〔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73页。

[47]〔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列传第六十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328—3329页。

[48]〔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二十二）·志第十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7—478页。

[49]逯钦立辑校：《全隋诗（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

[50]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卷八三八）·张籍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315页。

[51]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卷四五二）·白居易二十九》，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5131页。

[52]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卷四六八）·刘言史》，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5354页。

[53]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卷二二）·舞曲歌辞》，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87页。

[54]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卷四四四）·白居易二十一》，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988页。

[55]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卷五五七）·郑畋》，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6518页。

[56]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卷三〇二）·王建六》，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443页。

[57]褚渊演奏的阮咸及相关清乐条目注释见下文分析。

[58]〔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二十三）·志第十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16页。

[59]〔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十六）·志第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81页。

[60]〔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二十一）·志第十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03页。

[61]〔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华书局2017年版。

[62]〔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二十二）·志第十二》，中华书局1974版，第692页。

[63]〔北齐〕魏收撰：《魏书（卷一百九）·乐志五第十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43页。

[64]〔南朝梁〕沈约：《宋书（卷十九）·志第九》，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40页。

[65]〔唐〕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卷十五）·志第十》，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56页。

[66]赵维平：《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67]该统计部分参照忻瑞：《北朝隋唐间的乐器实物遗存与中外音乐交流史》，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第7—11页，相关历史图片见附录一。

[68]吴洁：《从丝绸之路上的乐器、乐舞看我国汉唐时期胡、俗乐的融合》，上海音乐学院博士论文2017年，第111页。

[69]以上乐器录入是在赵维平教授《中国古代音乐史简明教程》所录基础上补充并重新分类而成。

[70]以上乐器录入是在赵维平教授《中国古代音乐史简明教程》所录基础上补充分类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