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弹拨类乐器的历史与流变

2023-10-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所以本研究在选择研究乐器时，对这些在历史文献中出现较少的乐器仅作选择性释义，以做参照研究之用，重点研究对象还是集中在历史文献记载较多的筝、瑟、琵琶、箜篌此类弹拨类乐器之上。所以笔者将目光聚集在另外一种与琴的音乐属性较为相似的弹拨类乐器上，即瑟。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汉代至唐代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自公元前202年西汉建立至公元907年唐王朝覆灭，历经一千多年的时间。由于距离现在历史久远，加之音乐艺术有着时间性的特殊属性，这一千多年中的历史音乐形式只能在与该时期相关的历史文献中寻找有关记载。而承载历史音乐的记载手段有乐器、乐谱、乐律、乐论、演奏法与用乐场合及规范等等。在这其中，乐器承担着重要的作用。就乐器本身而言，其不但承担着音乐本体发声的作用，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乐律制度。于今天而言，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乐器与同时期的出土文物、壁画、造像相对照，可以较为清晰地展现该时期的乐器及音乐的发展面貌。而对于解读隋唐时期出现的乐谱，亦有重要的参照作用。

汉唐时期的弹拨类乐器记载，主要集中反映在礼乐、宫廷宴飨乐之中，其他分散记载在一些个别音乐活动中。这一时期所涉及的弹拨类乐器主要有琴、瑟、筝、筑、箜篌、琵琶等。而这其中由于历史的发展与演变，瑟与筝在汉以后又演变出多种类型，琵琶有中国固有的阮咸和外传入华的曲项琵琶、五弦琵琶之分，箜篌则有卧箜篌与竖箜篌之别。虽然在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中还记载了一弦琴、击琴、三弦琴、匏琴、七弦、太一、六弦、天宝乐等弹拨乐器，但其中大多数乐器在该时期仅有器形记载，并无使用记录。分析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一部分乐器很有可能像匏琴一样过于简陋，如《旧唐书》载：“炀帝平林邑国，获扶南工人及其匏琴，陋不可用。”^[2]另一部分乐器虽然有详细的弦律记载，如七弦、六弦，但其在形制上或与“阮咸”相似，或与“琵琶”相仿，其音乐表现特征与这两种乐器应为相近，而且均是唐玄宗在朝时进献皇帝之用，其“进贡性”要大于音乐性。所以本研究在选择研究乐器时，对这些在历史文献中出现较少的乐器仅作选择性释义，以做参照研究之用，重点研究对象还是集中在历史文献记载较多的筝、瑟、琵琶、箜篌此类弹拨类乐器之上。

琴、瑟、筝、筑这四种乐器在中国古代的汉唐时期，被广泛地使用在礼乐仪式之中，特别是琴与瑟这两种乐器。历史文献对它们的记载都可追溯到上古时期。因此，琴与瑟在集权性质的政治制度下，不仅代表着两种乐器，道德、文化内容也被附加于身，不仅被认为是雅正之声，有平和之能，还在一定意义下成为音乐的代名词。琴在汉唐时期的使用范畴十分“狭窄”，其主要应用在礼乐合奏与奏者自娱中。在礼乐中的使用多受限于礼仪之用，其变化较为有限；而自娱中，在唐代以前琴与其他乐器合奏的记载又鲜见于历史文献资料中。所以，琴在一个文化属性较为稳定的固定囿域中发展。自汉代以后琴徽出现至魏晋时期七弦十三徽的基本形制的确立，琴在形制及音乐特性上与其他乐器相比变化较小。对于琴的研究，古今中外，大家著述甚多，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琴学研究链条，然而在汉唐时期的胡俗弹拨类乐器的历史及流变的研究命题下，虽然琴所涉及的“交融性”并没有很深刻的意味，但是要纵观这一时期的外来弹拨乐器和中原固有弹拨乐器的发展轨迹，又不得不参照此类变化较小或“交融性”较小的乐器以作比较。所以笔者将目光聚集在另外一种与琴的音乐属性较为相似的弹拨类乐器上，即瑟。瑟在汉唐时期的应用样态与琴有很多相似之处，亦被使用在礼乐之中。根据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记载，瑟经常与琴合用。这种组合，除了符合乐器属性之外，用以代指和顺规矩之意。历史文献中辑录最多的恐怕就是这句“辟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3]。所以，对瑟这种乐器的研究，一方面是出于其与琴在汉唐时期的历史文献中相互交织出现，且音乐属性和功能较为相似；另一方面是因为，瑟在形制变化上较琴稍许复杂些，且研究成果相较于琴来说略显单薄，将其列入研究对象，在分析考证或者比较应对时可以起到“异曲同工”之效。而筑在历史文献资料中的记载相对较少，以至于《宋书》会有如下记载：“筑，不知谁所造。史籍唯云高渐离善击筑。”^[4]而《通典》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了“汉高祖过沛所击”^[5]。事实上，查阅汉唐时期的历史文献，除去在礼乐中的使用之外，其他有关筑的演奏记录，除高渐离与汉高祖刘邦之外，正史中仅见于《史记》中记载的汉景帝孙常山王刘勃“……私奸，饮酒，博戏，击筑，与女子载驰，环城过市，入牢视囚”^[6]，以及《后汉书》所记载的西汉末年真定王刘扬击筑：“（刘秀）乃与扬及诸将置酒郭氏漆里舍，扬击筑为欢。”^[7]演奏形式多为自击自唱。所以，由于历史文献资料的缺乏，只能作为参考对照辅助。

筝作为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乐器，其历史可被追溯到秦代。筝的形制在汉代、魏晋、隋唐等不同时期均有不同变化。除去在礼乐当中被使用以外，其在隋代的部伎乐中还被编入清乐、西凉、高丽等乐部使用，而未被列入十部伎的百济乐当中也有筝的使用记载。筝在《隋书》之后的记载中出现了弹筝、 pagenumber_ebook=20,pagenumber_book=14 筝、轧筝之分，分别应用于不同的场合和音乐活动中。隋唐的十三弦筝在该时期，随着日本遣隋使和遣唐使的到来，还东传至日本，十三弦的形制在日本一直流传到今天。在12世纪的日本还出现了仿唐乐所作的筝曲谱《仁智要录》，该曲谱一直流传至今，为解开古代乐器发声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由此看来，筝作为中原所固有的一种弹拨类乐器，在汉唐时期，不仅在中国的宫廷礼乐当中使用，而且在民间也广泛流传。更为重要的是其在隋代部伎乐中的“清乐”与“西凉”两部中的使用，是研究胡俗乐器流变的重要参照对象。而其东传至朝鲜与日本又为丝绸之路延伸了历史文化内涵。

琵琶乐器自汉代有确切记载以来，在之后的历史时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特别是丝绸之路的开通，为外来琵琶进入中原创造了历史条件。在这一时期，由古代波斯传入中国的四弦曲项琵琶与古代印度传入的五弦直项琵琶均沿着这条商贸之路进入中原，并与中原所固有的阮咸发展交织辉映，至唐代发展到一个高峰时期。之所以说这三类琵琶在汉唐时期的发展充满着交织，是因为它们在文献记载里的混称。中原所固有的阮咸乐器，在唐代武则天时期才被正式命名为“阮咸”。而在此之前，这三类琵琶均以“琵琶”二字记载在各类史书材料中。所以，对这一点的研究显得至关重要。在丝绸之路上的石窟壁画中，这三种琵琶都有为数众多的壁画造像传世，所以其在这一时期中所承载的胡俗乐关系演变是研究每个朝代音乐发展状态不可缺少的分析对象。而且，这三类琵琶在隋唐部伎乐中出现在清乐、西凉、龟兹、天竺、疏勒、安国、高丽、高昌等部伎乐器编制中。特别是清乐一伎中所出现的“秦琵琶”及后世《通典》所释义的“秦汉子”，连同清乐在隋代的恢复一样，和胡乐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存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8世纪的三类琵琶实物，雕琢华美、制作精细，为琵琶在唐代的高度发展提供了实物佐证。特别是20世纪初敦煌琵琶谱的发现，为研究这种古老乐器如何定律发声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如前文所述，在漫长的丝绸之路上有着众多的石窟壁画文物传世。早在4世纪时的新疆克孜尔第77窟壁画中就绘有“奏阮咸图”（图2）。而曲项琵琶出现在敦煌壁画中（图3）的时间则为北凉时期^[8]。现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的编号为P.3539、P.3719、P.3808的三份乐谱，也为这一时期的音乐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除此之外，还有分别藏于日本京都阳明文库的《五弦琵琶谱》和存于奈良正仓院的《天平琵琶谱》。这两份乐谱的成谱年代分别为中国唐代的大历八年（773年）和天宝六年（747年）。其中《五弦琵琶谱》收录了22首唐代俗曲^[9]。琵琶在传入日本之后，其中的四弦琵琶又历经发展，逐渐演变为多形制琵琶并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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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克孜尔第77窟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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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敦煌第272窟壁画

箜篌乐器在汉唐历史发展中同琵琶一样，中原所固有的卧箜篌与外传入华的竖箜篌在这一时期都有长足的发展。据历史文献记载，卧箜篌在汉代就开始用于郊祀礼乐。《隋书》对高祖制乐更是有着详细的记载。而竖箜篌至晚在汉魏时期传入中原，在这当中又因渊源不同分为竖箜篌与凤首箜篌两类。在隋唐部伎乐中，卧箜篌与竖箜篌这两种箜篌被收入清乐、西凉、龟兹、天竺、疏勒、安国、高丽、高昌等部中。通过《隋书》中西凉、高丽两部的乐器使用情况来看，竖箜篌与卧箜篌均在其列，而至唐代《通典》的记载，又在这两部的基础上增加了安国乐。两种不同文化属性的乐器在同一部音乐中使用，这是胡俗乐融合的一个有效例证。而这一历史记载，也得到甘肃酒泉出土的魏晋朝砖木壁画上的场景的印证。

综上所述，本研究所选择的研究对象首先是出现在汉唐时期的弹拨类乐器。在这其中，一部分是在历史演变中受到该时期胡乐入华影响较小的乐器，例如琴、瑟。它们在中原地区历经不同的王朝更替，音乐属性与表现功能未有较大的变化。而另外两组乐器琵琶与箜篌，则是同名但文化属性完全不同的乐器。琵琶类别下的阮咸、曲项四弦琵琶、直项五弦琵琶，箜篌类别下的卧箜篌、竖箜篌、凤首箜篌，这六种乐器在文化交流中，其使用的场合、组合形式、演奏法等充满着交集。除去对这两类乐器的不同发展轨迹进行研究外，将它们进行比较研究，也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不同并推断出其历史原因。所以，本研究以瑟、筝、琵琶、箜篌为主要考察对象，基本可以代表汉唐时期弹拨类乐器的不同演变过程及原因，而且在考察弹拨类乐器组合时并不仅仅局限在这几种乐器之上。对于一件乐器的传入，其首先是携带着起源地的音乐特性进入新的文化属地的。也就是说，在传入之初，其演奏法、曲目音乐风格，最重要的是其与其他乐器的组合形式都习惯性地带有起源及发祥地的特点。而强大帝国的高度文化向心力，又迫使这些乐器在进入新的环境后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变化，以适应生存环境。再加上汉代至唐代这一时期历史变化较为复杂，丝绸之路的开通是一个先河，而后又历经五胡十六国割据、南北朝统一等等历史变化，其政权的更替与集权统治者的身份及施政政策均有着密切的关系。据此，要想弄清楚这几种乐器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的流变，就必须对其历史渊源、组合形式及使用状态进行初步的了解。所以本书以下的章节均以这几种乐器为研究对象和切入点展开论证。

汉唐时期弹拨类乐器的历史与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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