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易学：周易郑注导读

2023-10-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就易学而言，他对汉代易学的总结和整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郑玄易学融合今古文易，结束了两汉今文易和古文易相对峙的局面汉代易学有今古文之分，西汉立于学官的施、孟、梁丘易是今文易，民间未立学官定的费氏易与古文易相同，则属于古文易。但此次校刊的熹平石经是今文。故郑玄易学从思想和方法方面继承了京氏易今文易和费氏易古文易。以礼注《易》是郑氏的独创，这也是郑氏易学胜于马融易学关键之所在。

郑玄自幼偏好经学、算术、天文、阴阳占验术，长大后有感于学界弊端重重，则不为高官厚禄所诱惑，立志为学，以“思整百家之不齐”。为了实现其志向，他游遍天下，访尽名士鸿儒；博览群经，致力于经学诠释。由于他一生不囿于门户，游遍天下，拜师求学，博极群书，融会贯通，形成了能够洞照是非曲直、独特的经学方法和观点，并以此方法和观点为工具对当时经学作了梳理和总结。就易学而言，他对汉代易学的总结和整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郑玄易学融合今古文易，结束了两汉今文易和古文易相对峙的局面

汉代易学有今古文之分，西汉立于学官的施、孟、梁丘易是今文易，民间未立学官定的费氏易与古文易相同，则属于古文易。东汉时，今文易与古文易并存，有传今文易的，如戴宾、刘昆等传施仇易，洼丹、任安等传孟喜易，范升、杨政等传梁丘易，戴凭、魏满等传京氏易。有传古文易的，如陈元、郑众等传费氏易。从文本看，今文易和古文易不同于其他经的今古文，差别较少。《汉书·艺文志》云：“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费氏经与古文同。”然就治学的内容而言，今文易与天人之学合流，明大义微言，主阴阳占验；古文易以注经为宗旨，尚以十翼解《易》，重章句训诂。自西汉末至东汉初，两派曾围绕着是否将古文易立于学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刘歆欲将古文经（不含《易》）立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平帝时，王莽执政，起用刘歆，将古文经立于学官。刘秀建立东汉，除消立于学官的古文经，重立今文经。当时尚书令韩歆欲为费氏易立博士，遭到了治今文经的范升的强烈的反对。章帝亲自在白虎观召开包括易学在内的经学讨论会，“考详异同”。并下诏令高才教授古文经传，“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后汉书·儒林传》）安帝博选诸儒及五经博士刘珍、马融等于东观，校订包括《易经》在内的五经及其他文献，“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据今人金德建考证，此次校书是把今文本校定成古文本。^[10]而灵帝“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用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但此次校刊的熹平石经是今文。故今文易和古文易之争既包含了学派门户之争，也包含了政治地位之争。即“今学守今学的门户，古学守古学门户。今学以古学为变乱师法，古学以今学为党同妒真。相攻若仇，不相混合。”^[11]郑玄先从第五元先学京氏易。《后汉书·郑玄传》记载：“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京氏易讲阴阳灾异，推崇象数，属于今文易。后师马融学费氏易。《后汉书·儒林传》云：“建武中，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融受郑玄，玄作《易注》。”费氏易不讲阴阳灾异，专以《易传》释《易》。故郑玄易学从思想和方法方面继承了京氏易今文易和费氏易古文易。如京氏言六日七分，此说是指四正卦主七十三分，春分前一卦《晋》、秋分前一卦《大畜》、夏至前一卦《井》、冬至前一卦《颐》分别主五日十四分，其余卦主六日七分。郑注《易纬·稽览图》“唯消息及四时卦当尽其日”“消息及杂卦传相去各如中孚”及“消息及四时卦各尽其日”均言“消息（尽）六日七分，四时（尽）七十三分。”（黄奭辑《易纬》第六卷）此为郑氏用京氏易例证之一。费氏以《易传》解经，《易传》多以中、乘、承、应、据、得位、失位释《易》。显然，郑氏继承了费氏的传统。

又考《经典释文》，郑氏易兼顾今文易、古文易。《离·象》“離王公”。郑作“麗”，按《仪礼·士冠礼》郑注云：“古文儷为離。”郑作“麗”是“儷”之省，从今文本。《鼎》九四，“其形渥。”渥郑作“剭。”《周礼·秋官·司烜》也引郑注云：“读如刑剭之剭。”按汉石经作“刑剭”，故郑从今文本。又《师》：“王三锡命。”郑作“赐”。按《仪礼·觐礼》郑注云：“今文赐作锡。”知郑氏以“锡”为今文。郑作“赐”从古文。《泰》初九，“拔茅茹其汇。”茅，郑读作“苗”。按《仪礼士相见礼》郑注：“古文茅作苗。”郑以“苗”为古文。《离》九三爻辞，“古文及郑无凶字”，知郑从古文易。有时郑氏将今文和古文并列，如《系辞》“有功而不德”，郑作“置”，并云：“置当为德。”按金德建考证，“置”为古文易，“德”为今文易。^[12]这说明了郑氏从文本方面和今文易和古文易为一体。当然郑氏这种合今文、古文为一，不是把今文易和古文易等量齐观，平分秋色，而是以古文易为宗，兼采今文易。皮锡瑞指出：“郑君博学多师，今古文道通为一，见当时两家相攻击，意欲参合其学，自成一家之言，虽以古学为宗，亦兼采今学以附益其义。”^[13](www.chuimin.cn)

郑玄不仅学今文易，习古文易，融今文、古文易为一体，继承了京氏今文易和费氏古文易外，他还善于从他以往的易学研究成果中吸收营养。有从《子夏易传》者，如《晋》九四“晋如鼫鼠”，《释文》云：“《子夏传》作硕鼠。”张惠言云“案《正义》引郑为大鼠，异于王弼之五伎，则郑本当作硕字。”（《周易郑注》卷四）《明夷》六二“夷于左股”之“夷”，《释文》云：“子夏作‘睇’，郑、陆同。云：旁视曰睇。”有从《易纬》者。他“睹秘书纬术之奥”“精历数图纬之言”，故用《易纬》注《易》。如《乾凿度》云：“初为元士，二为大夫，三为三公，四为诸侯，五为天子，上为宗庙。”郑注《讼》九二云“小国之下大夫”，注《观》云“九五，天子之爻”，（引自惠栋《郑氏周易》卷上）注《困》九二云“二为大夫有地之象……爻四为诸侯”（同上卷中）。《乾凿度》云：“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郑注《系辞》“易有太极”云：“极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气也。”（同上，卷下）又作《易赞》言“易含三义”取自《乾凿度》，《易注》言爻辰是受启于《乾凿度》，足见《易纬》对郑氏易影响极深。以前所言有取《尔雅》者，取《尔雅》释《易》数量之多，这在当时实属罕见。有取三礼揭证易义。以礼注《易》是郑氏的独创，这也是郑氏易学胜于马融易学关键之所在。张惠言云：“马于人事杂，郑约之以《周礼》，此郑所以精于马也。”（《易义别录·马融易》）也有取它经释《易》。如引《乐记》“王者功成作乐”、引《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上帝”注《豫·象》（惠栋《郑氏周易》卷上）。引《诗经》“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注《晋》九四（同上　卷中）。引《左传》桓公二年“怨耦曰仇，嘉耦曰妃”分别注《鼎》九二和《丰》初九（同上）。由此，郑氏之所以能够在综合诸家易学基础上建立一套完整易学解释学和一个别具特色的庞大的易学体系，关键在于他不守师法家法，博览群籍，精研诸子之学，注意从易学内外的文献中吸收营。

2.郑玄易学重象数兼顾义理，冲破了两汉专崇象数的藩篱

象数与义理是易学研究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治易方法，象数是指《周易》卦爻符号和数字及与此相关图式所象征的世界上各种事物及其呈现出形态、属性，义理是指《周易》卦爻辞所蕴含的自然、社会、人生之理。专以象数为工具训释《周易》经传之辞、探讨易学问题、揭示象数与易辞内在联系是谓象数之学，象数易学往往与古代自然科学相结合，偏重于天道。以笺注之学为形式、以凸现和阐发《周易》卦爻辞哲理、建构理论体系为宗旨的是谓义理之学。义理之学往往与社会科学相结合，偏重于人道。象数与义理原本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象数是易学之本，先有象数符号体系，后有内涵义理的卦爻辞，卦爻辞是参照一定象数而作，因此，我们可以把二者视为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象数是形式，义理是内容，象数发为义理，义理不能脱离象数而存在。但是在易学研究中，由于社会和易学发展或其他需要，二者往往表现出此消彼长、相互对峙的格局。汉初易学切义理，主人事。而自武帝独尊儒术，孟京一派吸收了阴阳灾异和当时自然科学知识完成了易学改革，象数易在西汉占了主流。东汉虽然治《易》形式有所不同，但从治《易》方法上，仍然继承了西汉崇尚象数的治《易》思路。然而，象数过分地强调自然之理，蔽于天而不知人，不可能全面地、透切地理解和诠显《周易》之大义，而使两汉易学步入了一个不能自拔的怪圈。郑玄一方面他不能摆脱当时学术思潮的影响，由《易》之“观象系辞”推导出以象数治《易》的方法，进而夸大之，在《易传》取象不足的情况下，极力地借助于爻辰、互体、爻体、五行等象参杂以天文历法数学为主的自然知识注《易》。另一方面，他似乎看到自西汉以来专以象数治《易》存在的问题。《周易》系辞除了观象以外，还与当时的文字、社会风俗习惯、生产生活、历史事件息息相关，这些以人事为内容的易辞，单用象数的方法揭示其本义是不可能的，必须借助于人文知识和由人文所提供的方法加以诠释。故郑氏继承了《大象传》注《易》的思路，先用象数，后归本于人事。所不同的是，郑氏注《易》不取《大象传》“以”、而用“犹”引出人事，如他注《损》云：“艮为山，兑为泽，互体坤，坤为地。山在地上，泽在地下。泽以自损，增山之高也。犹诸侯损其国之富，以贡献于天子，故谓之损矣。”（惠栋《郑氏周易》卷中）据台湾学者胡自逢先生统计，“郑易今存者十之三四，而用犹字以起人事之文，有十七条之多。”^[14]值得注意的是，郑氏还以殷周史或殷周以前史事注《易》证《易》、以周礼释《易》。以史治《易》发韧于《易传》，今本《易传》通过对《周易》成书和作者的探讨，表现出以史解《易》的倾向，帛书《缪和》始用殷周、春秋时期的历史人物印证易理，开了以史治《易》的先河；成书于汉代的《易纬》保留了易传这种学术传统。受其影响，郑玄注重以史治《易》。如他用“尧之末年、四凶在朝”解说《乾》上九“亢龙有悔”，以“周公摄政”来说《大有》有明德之臣代君为政之象，以“尧舜禹文武之盛”训释《离·象》“大人以继明照四方”，以“殷家著兴衰之戒、周改殷正之数”揭示《临》“八月有凶”之含义（惠栋《郑氏周易》卷上）。以礼注《易》是郑氏易学独到之处，如前所言，郑氏精于《三礼》，这就为他以礼注《易》奠定了基础。观郑氏易注，以礼治《易》者有三十多条，其涉及的内容有婚礼、祭礼、宾礼、封礼、刑礼、赋礼等，凡《周易》所涉及古礼之处，郑氏皆能发明其义。^[15]总之，郑氏用易学义理之法弥补单以象数治易的不足，从而使象数、义理在象数鼎盛大环境下走向统一，为当时学界乃至后世易学研究提供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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