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郑注导读》-易学训诂

训诂是对古文献的解说，人们的解释活动是为“训”，用当时流行语言解释形成于这之前、人们难以理解的文献（故言）是为“诂”。《尔雅·释训》：“训，道也。”毛亨也释《诗·大雅·生民》时也把“训”解为“道”。孔颖达《毛诗关雎古训传》正义云：“训者，道也。道物之形貌以告人也。”《说文》：“训，说教也。”段注云：“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引申之，凡顺皆曰训。”诂，是解释故言。《说文》：“诂，训故言也。”段注：“训故言者，说释故言以教人，是之谓诂。”孔颖达《毛诗关雎古训传》正义云：“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孔颖达进一步把“训诂”解释为：“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词，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训诂是通过辨形、读音、释义、通假、修辞、语法、校勘等方式解释文本字词句意义，然后再梳理篇章结构、串讲大意，对文本作出系统的解释，实现古今话语的转换。在这个意义说，训诂是诠释，训诂学是中国古代诠释学。虽然训诂是以彰显文本本义为宗旨，但是，由于中国古代文字是象形文字，具有一字多音多义的特性，而古代文本大多用字简略，易生歧义；更由于解释者所处时代不同和处于同时代解释者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差异，导致对于同一文本或同一文本某一句话、某一个字解释不尽一致，甚至有时天壤之别。

两汉是训诂学形成时期，一方面由于经学发展需要，形成了专门训诂学著作，如《尔雅》《说文》《方言》等。另一方面，训诂学形成推动了经学发展，二者共存互动，因而形成了以笺注为主要形式、以彰显经学本义为指归的两汉经学研究。郑玄是大经学家，也是大训诂学家。说他是经学家，是因为他遍注群经，说他是训诂学家，因在注经时使用了训诂学。并且他对于训诂学是有贡献的。今人张舜徽先生撰写《郑学丛著》，以郑学叙录、郑氏校仇学发微、郑雅、演释名等题，系统地总结了郑氏在经学和训诂学上的成就，高度评价了郑氏在训诂学上的贡献。如郑玄在训诂学贡献表现在他注经因文立注，各有依据，能用古训者则用之，不能用之则旁征博引，辨别上下文意，自创新解，以通经义。这一点与许慎不同：“郑氏注经，与许氏解字之体不同。注经职在畅通经意，多因文立注，而引申假借之义为多；许书则以阐明文字本义为主，二者固有辨也。”^[5]其次，他在音训方面，经常通过“声类”“音类”相同相近，训释字义，这是他的发明创造。就易学而言，郑玄治易不仅注重象数和义理人事，而且崇尚训诂，从文字学训释《周易》经传的字义，这是郑氏易学的重要特征。郑氏在易学训诂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他以《易传》训诂资料注《易》。众所周知，《易传》是一部系统解说《周易》著作。其中对于文字意义训释是《易传》一个重要方法，《易传》作者运用训诂对《周易》卦爻辞进行了解说，使《周易》许多文辞意义借助于《易传》解说而显现，故《易传》成为后世以训诂注《易》的依据。郑玄生活在东汉后期，这是一个神化孔子、儒学独尊的时代，也是经学鼎盛的时代。处在这样一个儒学狂热的时代，儒家经典不仅被看作经学解释的对象，更把它自身注解内容当作注经必须吸取的宝贵财富和衡量是否符合经文本身的尺度。然而，东汉经学研究鼎盛背后潜藏“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的危机，郑玄有感于此，立志“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以凸显儒家经典本义为指归，在此理念支配下，被时人视为孔子所作的《易传》成为他晚年为《周易》立注的重中之重。因此，郑玄注《易》尽力运用《易传》已有训诂成果。如注《泰》：“泰，通也。”注《谦》：“亨者，嘉会之礼。”注《豫》：“坤，顺也。”注《随》：“震，动也。兑，说也。”注《临》：“临，大也。”注《复》：“复，反。”注《无妄·彖》：“佑，助也。”注《颐》：“颐，养也。”注《咸》：“咸，感也。”注《恒》：“恒，久也。”注《明夷》：“夷，伤也。”注《睽》：“睽，乖也。”注《夬》：“夬，决也。”注《遘》：“遘，遇也。”注《萃》：“萃，聚也。坤为顺，兑为说。”注《升》：“升，上也。”注《坎》：“坎，水也。”这些注释大多取自《彖传》《序卦传》《杂卦传》《说卦传》。虽然郑氏《周易注》全貌已不可见，从历代辑本仍然可以他对《易传》重视的程度。

其二，他多引《尔雅》《说文》等现成训诂资料注释《周易》经传字义。《尔雅》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的训诂学著作，它的成书是汉代训诂学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郑玄精于《尔雅》，按曹萃中《放斋诗说》说法：“《尔雅》毛公以前，其文犹略，郑康成时则加详。”（引《四库全书·尔雅提要》），有的学者据此提出郑玄整理过《尔雅》。如杨端志先生指出：“《尔雅》亦非成书于一人之手。它恐怕是战国中后期以来，小学家采辑诸家训诂，逐渐编次，至汉初的毛亨前初具规模。但大约那时也是相当粗略的，毛亨之后直到郑玄，又屡经增补，才大体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6]基于郑玄与尔雅这种关系，今人　张舜徽先生依据《尔雅》体例，采辑郑玄群经注，撰成《郑雅》，^[7]与《尔雅》相表里。在《郑雅》中，与《易》相关的注，笔者作了粗略的统计：《释诂》73条，《释言》36条，《释训》26条，《释亲》19条，《释器》14条，《释天》2条，《释地》4条，《释丘》2条，《释山》3条，《释草》3条，《释木》3条，《释虫》1条，《释畜》2条，总共大约188条。

其中许多直接取《尔雅》注《易》。如注《小畜》：“密，静也。”注《泰·象》：“辅相左右，助也。”注《泰》初九，“夤（谓），勤也。”注《泰》九二，“荒（漮），虚也。”注《否》九五，“休，美也。”注《豫·象》：“崇，充也。”《复·六五象》：“考，成也。”注《大畜》九三和《家人》初九，“闲，习也。”注《大壮·象》：“祥，善也。”注《晋》：“接，胜也。”注《家人》九五，“假，登也。”注《井》九二，“射，厌也。”等皆取《尔雅·释诂》。

注《讼》九四，“渝（俞），然也。”注《泰·象》：“财（裁），节也。”注《否》九五，“苞，植（稹）也。”注《豫·彖》：“忒，差也。”注《随·象》：“晦，冥也。”注《复》：“复，反，还也。”注《咸·上六象》：“媵，送也。”注《解·彖》：“宅，居也。”注《小过·六五象》：“尚，庶几也。”注《既济》：“济，度也。”等皆取于《尔雅·释言》。

注《坤·文言》：“殃，祸恶也。”注《讼·九二象》：“惙，忧也。”注《大畜》：“逐逐，两马也。”注《旅》初六：“琐锁，犹小小也。”等皆取《尔雅·释训》。注《屯》六三，“机，弩牙也。”等取自《尔雅·释器》。注《同人》九三，“大阜曰陵。”等取《尔雅·释地》。《尔雅》是郑玄增补而成，成为其注《易》重要依据，则是顺理成章的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郑氏取《尔雅》注《周易》，其数量之多，这在当时是罕见的。在郑氏易注中，引《尔雅》释辞，简明易懂，深入浅出，给他的象数体系及整个汉代象数易学带来新的生机，他所开创的这种笺注之风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同时，郑玄也取《说文》等其他训诂资料注《易》。如前所言，郑玄注经与许慎《说文解字》风格迥异，但是，为了达到注《易》或注经的目的，郑玄常常采用《说文》训诂成果。如：注《大壮·象》：“祥，善也。”注《谦·象》：“捊，取也。”注《豫·象》：“殷，盛也。”注《离·象》：“作，起也。”《咸》九五，“脢，背脊肉也。”注《遯》：“遯，逃去之名也。”注《解·彖》：“木实曰果。”注《升》六四：“亨，献也。”注《井》：“，绠也。”注《震》：“虩虩，恐惧貌。”当然，他也取《诗经毛传》及其他经传注《易》，此不在缀述。总之，郑氏注《易》博采众家之长。(www.chuimin.cn)

其三，他从音韵学角度注释《周易》。如前所言，郑氏于音训通假皆有研究，曾就声类、音类问题作过论述：“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捃秘逸。”（引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其始书之也，仓卒无其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趣于近之而已。”（引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郑氏将这种声音相类运用于注释《周易》经文中，以声通其义。如注《屯·象》“宜建侯而不宁”云：“而，读曰能，能犹安也。”注《需》卦卦辞：“需，读为秀，阳气秀而不直前者，畏上坎也。”注《蒙》九二“包蒙”云：“苞当作彪。彪，文也。”（以上见《释文》）郑氏这种注经方法，为后世文字学家所效法，“后来刘熙作《释名》，专从声类以推求万物得名之原，孙炎作《尔雅音义》，用反语定一切音，都是从郑氏绪论中得到启发、加以发展而成的。”^[8]就易学而言，拓展了易学研究的领域，对于训释《周易》卦爻辞有重要的意义。在易学发展中，于《周易》音义研究有成就者（如唐人陆德明、宋人吕祖谦等）皆受郑氏影响。

其四，郑氏参照诸本，校正错简，补订脱伪。《周易》在流传中，错简、误讹情况十分严重。秦时，《周易》虽因卜筮之书而免于火灾，然而《易传》某些篇章却在战乱中逸失，直到汉初才失而复得。西汉扬雄曾对这一事实做过记载：“或曰，《易》损其一也，虽蠢知阙焉。”（《法言·问神》）东汉王充有同说：“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一篇。奏之宣帝示博士，然后《易》……益一篇。”（《论衡·正说》）“由于今文经学说解经随心所欲，穿凿附会，这就造成了‘经传之文多无正定’。更有甚者，一些儒学之士向兰台官员行贿，更改‘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9]从而出现包括《周易》在内的经书错简、误讹现象。近几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周易》就是例证。帛书《周易》包括《周易》古经和《易传》两部分。帛书《周易》古经用了大量与今本不同的字，帛书《系辞传》篇章也不同于今本。也有许多文字不见于今本。如“圣者仁，壮者勇。”今本《系辞》没有此句。这说明了《周易》本子在汉代存在问题很多，虽经西汉刘向以中古文校施、孟、梁丘易，东汉蔡邕正定包括《周易》在内的六经文字，但仍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郑玄在这方面贡献表现在：

他指出《杂卦》中的错简。他在注《杂卦》“大过，颠也”时说：“自此以下，卦音不协，以错乱失正，弗敢耳。”（引孙星衍《周易集解》）同时，郑氏对《周易》通行本的问世做了大量的工作。众所周知，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取王弼易注而疏之，定为一尊，成为后世学《易》之范本。然王弼易本来自费氏古易，当与郑玄传费氏易有密切关系。费氏以十翼解说上下经，在汉代首次将十翼与《周易》古经真正结合起来。而郑氏传费氏易，而使费氏易大兴，京氏易趋向式微，这就为王弼承袭和变革费氏易提供了条件。有的学者据《三国志·魏志》引淳于俊“郑玄合《彖》《象》于经者”的话，提出变乱《周易》十二篇编次始于郑玄。如果这种观点成立，那么，郑玄对于《周易》编次整理的意义更为深远。

另外，他对《周易》经传中的文字作了考订和校勘。如：“为其嫌于无阳也”之“嫌”作“溓”，“君子以经纶”之“纶”作“论”，“君子几”之“几”作“机”，“包蒙”之“包”作“苞”，“需于沙”之“沙”作“沚”，“致寇”之“寇”作“戎”，“有孚窒”之“窒”作“咥”，“患至掇”之“掇”作“惙”，“终朝之褫”之“褫”作“拕”，“王三锡命”之“锡”作“赐”，“乘其墉”之“墉”作“庸”，“明辨晢”之“晢”作“遰”，“裒多益寡”之“裒”作“桴”，“介如石”之“介”作“砎”，“舍车而徒”之“车”作“舆”，“贲如皤如”之“皤”作“蹯”，“频复”之“频”作“颦”，“枯杨生稊”之“稊”作“荑”，“不鼓缶而歌”之“鼓”作“击”，“大耋之嗟”下无“凶”字，“离王公”之“离”作“丽”，“浚恒”作“濬恒”，“或承之羞”之“或”作“咸”，“羸其角”之“羸”作“纍”，“不详”作“不祥”，“失得勿恤”之“失”作“矢”，“文王以之”之“以”作“似”，“夷于左股”之“夷”作“睇”，“其牛掣”之“掣”作“㸷”，“后说之弧”之“弧”作“壶”。“宜待”作“宜待时”，“惩忿窒欲”之“窒”作“”，“壮于”之“”作“”，“其行次且”之“次”作“趀”，“姤”作“遘”，“施命诰四方”之“诰”作“诘”，“升”作“昇”，“劓刖”作“倪㐳”，“其形渥”之“渥”作“剭”，“列其夤”之“夤”作“”，“遇其配主”之“配”作“妃”，“丰其蔀”之“蔀”作“菩”，“丰其沛”之“沛”作“韦”，“日中见沫”之“沫”作“昧”，“天际翔”之“翔”作“祥”，“丽泽兑”作“离泽兑”，“所乐而玩”之“玩”作“翫”，“君子之道鲜”之“鲜”作“尟”，“藏诸用”之“藏”作“臧”，“议之而后动”之“议”作“仪”，“有功不德”之“德”作“置”，“冶容”作“野容”，“又以尚贤”之“又”作“有”，“以待暴客”之“暴”作“虣”，“杂物撰德”之“撰”作“算”，“广颡”作“黄颡”，“科上槁”之“槁”作“稾”，“黔喙”之“黔”作“黯”，“蛊则饬”之“饬”作“节”，等等（参见朱彝尊《经义考》卷九）

郑本有许多地方不同于今本，却与先秦古本同，如今本师卦九二“王三锡命”之“锡”，郑作“赐”，战国竹书和帛书《昭力》作“赐”，又今本讼卦上九“或锡之”之“锡”，帛书和战国竹书皆作“赐”。今本《同人》九四“乘其墉”之“墉”，郑作“庸”，与帛书同。今本《恒》初六“浚恒”之“浚”，郑作“濬”，与战国竹书同。今本“姤”作“遘”，同于古文，《释文》：“薛云：古文作‘遘’郑同。”今本《周易》当属于费氏古文易，郑玄曾经从马融传费氏古文易，整体上有费氏易学统，但是由于他学无常师，遍通诸家，致使其易学表现出不同于费氏易学的风格。同时，可以看到郑氏《周易》本子，参照了当时诸多易本，如“有孚窒”之“窒”作“咥”，同马融本；“乘其墉”之“墉”作“庸”，同帛书《周易》；“裒多益寡”之“裒”作“桴”，与荀爽本同；“枯杨生稊”之“稊”作“荑”，与帛书《周易》同；“失得勿恤”之“失”作“矢”，与帛书《周易》、孟喜易、马融易同；“后说之弧”之“弧”作“壶”，与帛书《周易》、京氏易、马融易同；“其行次且”之“次”作“趀”，与《说文》同。从与其他版本比较看，郑本使用了与他本相同的文字，证明了郑氏吸收了刘向父子和蔡邕等人校勘成果；但是又与他本不尽相同，又证明了郑氏对当时流行《周易》版本重新作了校勘。

总之，易学训诂是汉代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训诂与象数交集在一起，训诂明易辞之义，象数揭示系辞之依据。象数兼训诂是解释和再现易学文本中圣人之意最为重要的方法，是汉代易学重要特征，郑玄易学则尤其突出。郑玄精于训诂，又兼通象数，为后世易学文本解释提供了范式。中国易学研究历经几千年，其中易学训诂一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若追溯其源，最早始于《易传》，而备于郑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