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音乐教育：中西音乐史中的文化属性与实践途径

2023-10-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二）音乐文化属性的准确呈现为“宽口径”国民音乐教育的实践途径赋予了高标准在多元文化视野中，看待和使用音乐的态度与行为必然是丰富的，其间的芜杂也不必讳言。其次，“宽口径”国民音乐教育必然是一个既宏大又需要精耕细作的系统工程。最后，“宽口径”国民音乐教育的任务结构中，对非物质文化发展积极作为与科学作为也是一项重要工作。

“宽口径”国民音乐教育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本文的讨论中，广义的国民音乐教育指的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国民所采取的对于全部公共音乐资源的选择性学习与教育行为，它的总体特征是宽泛自由，没有明确的阶段之分，不带任何强制性，实施对于全部公共音乐资源的选择性学习与教育行为的地点是学校、社会、家庭，内容与某些特定规格与编制内的层级式音乐资源存在交叉但也有着较大的区别，获取教育服务的途径可以是免费、付费、自主行为（包含获得自由的义务教育服务等成分）、非义务等多种方式并存。狭义的国民音乐教育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称为基础层次，它指的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国民，由政府主导，通过正式的教育机构，运用某些特定规格与编制内的层级式音乐资源，所采取的选择性学习与教育行为，它的总体特征是具有明确的针对性与目的性，有着明确的阶段之分，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但具有明显优于一般的大教育的灵活性，实施对于层级式音乐资源的攻关性学习与教育行为的地点主要是全日制学校和公益性社会教育机构，获取教育的途径一般为全免费的义务性或者公益性的形式；第二个层次称为高级层次，它指的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国民，有权利、有义务、有责任参与和接受的音乐教育，它是由国家根据基本国情与战略需要来统一组织实施的，一般经由政府专门机构制定面向全体国民的音乐教育标准（即国民音乐教育“国家标准”），并组建起专门的工作队伍，它是一种全方位、多角度对全体国民实施音乐教育的国家行动。其适用的音乐教育资源规格属于面向全体国民的普适性层级，其基础目标是为了促进国民音乐文化素质的提高与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发展，长远目标则是为国家整体的文化建设贡献创造力资源，为社会人文的全方位、深层次发展构筑一个可持续性的、坚强有力的“拉动机制”。本文所探讨的国民音乐教育，主要指的是整个狭义板块，并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它的第二个层次；与此同时，也包括广义板块中的全部公益部分。在本文展开讨论的过程中，对于那些非公益的事项，也将选择性地用作参考，但不深入论述。

（一）“宽口径”国民音乐教育是对音乐文化属性的等量践行

音乐的文化属性包含本体域和关联域的宏大视野，其本体域涉及音乐学、音乐表演、音乐工程等全部学科专业的所有知行载体，其理论与实践（包括心理与行为）的良性互为过程，即是音乐文化属性基于本体域的实现过程；其关联域则涉及音乐之外的更为宽阔的领域，其首要的关系空间当属除音乐之外的其他各个艺术门类，而在这其间，与音乐的亲缘关系最近的，无疑是文学艺术、影视艺术及文化传媒艺术。除此之外，其他艺术门类和丰富的非物质文化形态，也经常性地为音乐的研究与教育提供支撑。同时，音乐作为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必然少不了社会学、文化学、教育学、民族学、哲学等社会科学的滋养；而音乐作为声音组织结构与技术形态，一些自然科学如数学、物理（涉及音乐工程、声响学、律学等）甚至化学（涉及音乐考古学）等学科门类，也与之如影随形；还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音乐作为文化传媒中的重要事项，其又与经济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也是音乐文化属性赖以成长壮大的实体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基础。

音乐文化的一般属性及自身有别于其他艺术门类在传播途径与影响力方面的优越性，使得它在总体的国民文化建设中天然地形成了成就理性教育稳定态的丰富前形态。而“宽口径”国民音乐教育观念的提出，则恰恰是对音乐艺术本身所具备的优良美育品质与文化教化功能的全面舒展，它涵盖了音乐本质力量中全部积极的内容，而并非只是侧重于教育。在此基础上尤其需要明确的是，音乐文化属性的一般情态，往往只有通过全体国民音乐艺术素养的平均水平，以及国民在与其他文学艺术门类的比较审美中的认可度与倾向性的平均水平来验证。换言之，音乐文化属性的显形态，与音乐学内部的专业性高度并不直接关联，专业性只是为文化属性的成长提供了某种动力，它属于资源与环节，也是部分性的规范——绝非全部的规范，因为在音乐文化生态圈层中，专业音乐的地位是有限的——专业音乐想要在文化方面有所作为，就需要做深入细致的外部建设和综合建设才有可能达到目标。

（二）音乐文化属性的准确呈现为“宽口径”国民音乐教育的实践途径赋予了高标准

在多元文化视野中，看待和使用音乐的态度与行为必然是丰富的，其间的芜杂也不必讳言。既然“宽口径”国民音乐教育肩负着为总体的国民文化建设添砖加瓦甚至是开路先锋的重任，就注定了其方向性、专业性、文化性等方面的高标准。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一面向全体国民进行音乐教育的国家行为始终运行在健康发展的轨道上。

首先，对于有志于从事国民音乐教育的工作者来说，从一开始就面临着知识深度广度与文化素养方面的高标准严要求，其除了对专业音乐有着良好的修为之外，对文学、哲学、文化学、民族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均需要有一定的认识。此外，其必须由衷地热爱这个国家和人民，热爱国民音乐教育事业，等等。这些看似感性的细节其实尤其需要深刻的理性认识来巩固与践行。(www.chuimin.cn)

其次，“宽口径”国民音乐教育必然是一个既宏大又需要精耕细作的系统工程。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因为各种环境要素的积极参与才能够最终实现。如果认为“宽口径”国民音乐教育就是教农民、工人、工商从业者等各界群众会多唱几首歌，会多跳几支舞，那就没有必要来做如此高规格的研究与实践了，因为传统的研究与实践早就做了比“会多唱几首歌，会多跳几支舞”多得多的工作，但这些年来普通民众的音乐文化素养却并未见得有了实质性的大提升。笔者为什么要提出“宽口径”国民音乐教育的理论，是想最大可能地通过“工夫在诗外”的方式与途径，整合各类优质资源，从根本上打通音乐与其他领域的通道，让其能够承载和体现完整而又优质的文化内涵，随时代发展而建构一个全新的立点。

最后，“宽口径”国民音乐教育的任务结构中，对非物质文化发展积极作为与科学作为也是一项重要工作。传统的研究与实践已经做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成果丰硕。但很显然，满足于“搜集整理”“抢救性发掘”“原汁原味的表演”这样的层次，音乐文化的进步将会受限，所以笔者提出“非物质文化发展”。“非物质文化发展”与“宽口径”国民音乐教育有机结合，是后者文化属性的本质体现，发展意味着推陈出新，而创新则意味着“宽口径”国民音乐教育的道路不仅能越走越宽广，走出蓬勃的生命力，还能走向更高的境界。

（三）开展“宽口径”国民音乐教育急需解决的问题

以上述所定位的高标准严要求而论，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类似于“宽口径”国民音乐教育的研究与行动也曾零零星星地进行过，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樊祖荫于1994年发表的论文《李凌的国民音乐教育观》、左峰于2007年发表的《国民音乐素养提高与社会和谐发展》、周海宏于2004年发表的《国民音乐审美素质的构成与国家音乐教育体系的结构和层次》等成果，但受制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系统性、科学性的工作框架终未成形。今天，相关的基础条件有了长足进步，系统性、科学性的“宽口径”国民音乐教育工作框架也应该提上日程了，笔者于2013年出版了专著《国民音乐教育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迈出了一小步，以笔者的浅陋，完全只能算是做了一件抛砖引玉的工作。

“宽口径”国民音乐教育的工作艰巨而复杂，笔者认为，启动如此巨大的纯公益性的国民音乐文化建设工作，首先只能由政府来主导实施，号召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和支持。其次是要在专属领域开展有明确针对性、有明显成效的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由科研院所特别是高等院校来承担这项任务，要保证理论与实践、用人渠道与机制始终运行在科学的轨道上。最后是要建构起能够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工作实施保障机制，舆论宣传与政策支持必然要在其间扮演重要角色。解决好这三个问题，是“宽口径”国民音乐教育迈出实质性步伐的关键。

刊载于2015年第19期《北方音乐》

国民音乐教育：中西音乐史中的文化属性与实践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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