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贝多芬：无人能让他拥有如此强大的双手

上天，请宽恕我。因我的思想感情已止步于多年以前。

多年以后我依旧深陷这冥顽不化的童真，这鸿沟如此荒谬而又巨大，我真的没救了。

我活在自我的宇宙，我特喜欢两三岁的小小贝多芬被人叫作路易斯的那个样子。

那时路易斯还拥有一位疼爱他的名叫路德维希的慈祥祖父。

如果他能永远是这个样子就好了。尽管我确知连这点穿越时空对白的资格都很成问题。

可我最见不得揠苗助长。

最见不得利欲熏心的约翰把天真美好的贝多芬当作未来的摇钱树。

最见不得这个疯狂的酒鬼父亲以音乐的名义摧残童年贝多芬。

小小的年纪，就常常失去了应有的睡眠时间。

常常在刚睡到半夜就突然被酒气冲天的癫狂约翰从床上抓起来。

威逼利诱外带棍棒交加，就为了要学会演奏那一架莫名其妙的钢琴。

凭什么！约翰！你这样做可真不是一般地过分。

你的棍棒如此残酷无情地经常性地落到一个小小孩的头上。

在一个小小孩的身体的黄金生长期，每天必须要保证至少九个小时以上的睡眠时间，可你居然将它剥夺得所剩无几。

更别说童年时代必不可少的无忧无虑的玩耍时间了，我知道你是一丁点儿都不愿意给的。

知不知道你如此野蛮的虐待会导致什么结果？从1796年贝多芬26岁开始，听力开始衰退，到45岁，他的被视作音乐家生命的耳朵，竟然全聋了。就有很多人说这和你脱不了干系。

有人说，如果不是因为天生具备音乐的潜质，贝多芬完全有可能成为永远厌恶音乐的人。

1778年，就在小小贝多芬对音乐、对约翰产生了强烈敌意，一家人为此感到惊慌失措的关键时刻，是宫廷管风琴师范·德·埃登——这位老路德维希的朋友、也同样慈祥善良的老音乐家，为他们打开了一扇希望的窗。

尽管在以后的拜师学艺的道路上，贝多芬先后得到了伊菲尔、聂费、莫扎特、海顿和阿尔布莱西斯贝格的教诲和指点，但我始终认为，是埃登宽厚温暖的音乐教育情怀，为贝多芬的音乐人生点亮了至关重要的第一盏灯。

如众所颂赞，骤然被音乐神奇伟力洞穿心扉的小小贝多芬从此踏上了光辉灿烂的音乐旅程。

可是别忘了，约翰，如上所述，悲情的命运种子已然深植，此刻我居然不能说服自己，我比小小贝多芬还要恨你。

因此等认识，我从多少年以前一直到今天，就绝不再以众所期待的眼光来看待你儿子的那些伟大成就了。

我绝不会像很多人那样，对于他的《第三交响曲》（降E大调Op.55“英雄”，1804）、《第五交响曲》（c小调Op.67“命运”，1808）、《第六交响曲》（F大调Op.68“田园”，1808）、《第九交响曲》（d小调Op.125“合唱”，1824）等名作产生某种忘乎所以的情感。

1802年，耳病在加剧，绝望到了极点的贝多芬走到了自杀的边缘，立下了举世闻名的海利根斯塔特遗嘱。

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他最终选择活下来，据有关史料记载，是遗嘱的写作过程促使贝多芬瞬间感受到了童年时期母爱的召唤和对生命价值的重新思考，激发了巨大的生命潜能和顽强斗志，这一股力量促使其音乐创作进入了真正的成熟期。

人们几乎是众口一词，感官的、理性的、科学人文的佐证，如同铁板钉钉。

以始于1803年完成于1804年的《降E大调第三“英雄”交响曲》作为标志，激烈大胆而又无不体现逻辑的材料对比、调式调性布局、和声运动和配器，音乐的强烈戏剧性与思想性作为承载普遍性情绪和主题表达的内核等空前的技术手段，势如破竹的创造者、征服者和犀利苛刻的继承者的形象，让整个维也纳为之震撼。

一个在听力上已经出现了严重障碍，却能把事情做到这个份上的人，贝多芬可谓是空前绝后，人们说他“集古典主义之大成，开浪漫主义之先河”。

古典主义的均衡对称、理智自然优雅在海顿特别是莫扎特那里就被玩得不能再玩了。

同样深受启蒙运动和“狂飙突进”运动的影响，可贝多芬硬是将个人桀骜不驯的性格与对平等自由理想的强烈个性化追求与之拧到了一起，玩出了只能专属于他个人的新境界。

你只须想想在他的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敢于在贵族面前昂起高傲的头颅你就知道了。

如此“享受着戴着镣铐，却又淋漓尽致自由狂舞”之特立独行的一个人，他会吃别人剩饭吗？笑话！

这些事实通过我这张嘴巴说出来，又能有什么不一样呢？至少我知道我说得不如很多人那么有水平。

因为无能，音乐才成为我的职业和饭碗，仅仅是我的职业和饭碗。

我耳聪目明，却疯狂地沉浸于寂寞的恪守和冥想的宁静。我狂热地爱着文学，对音乐却极其苛刻地挑挑拣拣而不愿意多听。我总是身不由己地感受着音乐的声音是那么难以捉摸，而深刻的文学语言却能白纸黑字板上钉钉“无声胜有声”。

只要脱离音乐教师的岗位，我就躲避着一切的声音，特别是任何金属以及和金属有关的乐器发出的声音，还有一切的电子声和立体声。可想而知，被称为“乐器之王”的钢琴，我是何其害怕听到它的声音。

如此重度的性格连带着奇怪的体格或反之，从我一两岁的记忆里就有，伴随着时光流逝而没有丝毫改变。这种堪称奇葩的天赋究竟是前世的恩典还是孽债，我不得而知。

可想而知，如果我也有一个像约翰那样的父亲，天天那样惨无人道地逼着我去学习钢琴，我肯定会疯的。

可想而知，我这一辈子已经注定了不可能对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这些音乐巨匠们的作品形成一个良好的感性把握——尽管，他们的一些作品，我也觉得确实好听。

可想而知，我无法用那些大伙都认定为理所应当的思想态度来衡量和实施某些所谓的“正事”，也就不足为怪了。

可想而知，我对贝多芬的父亲约翰的评价，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大家所接受，就很难说了。

特别是到了今天，人越来越多，要取得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就越来越不容易。约翰，为你说好话唱赞歌的人本来一直都存在，他们逼着自己的孩子学习钢琴，持有你当年那种教育方法的人的数量也自然就多起来了。

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受着你儿子贝多芬的那一首《第五“命运”交响曲》的鼓舞，希望自家孩子克服一切困难，通过学习音乐来出人头地。说实话，可怜天下父母心，像我这种希望孩子自由自在成长绝不多加干涉的父亲，自然也就落伍了。

但不可否认的是，有那么一阵子，我好像有那么一点喜欢贝多芬三十二首钢琴奏鸣曲里面比较有名的几首。

比如说，《第八钢琴奏鸣曲》（悲怆，Piano Sonata Op.13，1798—1799，c小调）、《第十四钢琴奏鸣曲》（月光，Piano Sonata Op.27No.2，1801，升c小调）、《第十七钢琴奏鸣曲》（暴风雨，Piano Sonata Op.31No.2，1802，d小调）、《第二十三钢琴奏鸣曲》（热情，Piano Sonata Op.57，1804—1806，f小调），等等。

其中，被认为是贝多芬创作第二个时期（1792—1802）最有代表性的《第八钢琴奏鸣曲（悲怆）》，是在我还不懂得怎么分析曲式结构的时候听的。

当时就觉得，这曲子有棱有角、高低起伏干净利落、无拘无束真是挺不错的。(www.chuimin.cn)

后来通过细致的曲式结构分析我知道了，这是音乐戏剧性原则与古典乐派普适性规则完美结合的结果。

由此所传达出来的那种毫不拖泥带水却又深入骨髓的激情愤怒忧伤，与长期流淌在我心性中的某种东西形成了一定的呼应。

在我的记忆里，这似乎是至今为止唯一能够触动我心声的纯器乐曲，音乐本身所具有的无可名状的言说意义，让我在此处得以开启。

贝多芬的方式将古典主义对于理性的诠释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它的道德感与艺术性的融合程度，常常将我的注意力从焦灼的标题性与非标题性，或者他律与自律的音乐美学命题的争议中转移。

有人说，这是贝多芬对于未来奉献的浪漫主义基因，他的个性和具体人生遭际所致的主观情绪，通过音乐展露无遗，而这是海顿和莫扎特从未有过的“私情”。

自17世纪开始流行于西欧的古典主义文艺思潮，到18世纪开始走向衰落，而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有效时段，以18世纪50年代海顿创作出早期的一批作品为开端，到1827年贝多芬去世。

古典主义文艺思潮基于为王权服务这一出发点，在艺术创作上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标准与规范，它的意义和光环与时代趣味紧密关联。

与贝多芬不同的是，海顿和莫扎特总体上都处于欧洲君主制相对比较稳定的法国大革命前期，而贝多芬则受到了大革命风暴高潮的洗礼，他们作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精英、顶尖音乐创作高手，其作品在主题容量、篇章结构、要素创新、表达方式、情感基调甚至是艺术格调上存在这样那样的程度差异，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以想象，共同沐浴着启蒙运动和“狂飙突进”运动的雨露阳光，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这三兄弟合力构筑起了古典主义音乐的高楼大厦。他们之间除了年龄大小及上述程度差异之外，历代专家学者及相关史料关于艺术价值高低、技术成就长短及总体上谁最伟大的说法，在我这里就一直是一笔糊涂账。

贝多芬的音乐中诸如深刻的思想性、宏大的史诗性、强烈的戏剧性、伟大的哲理性以及无所不在的英雄性等特征，如果没有海顿和莫扎特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他们之间的忘年交、分歧与分道扬镳，如同一个时代变迁的缩影。从古到今，没有人能真正抗过这个最大的命，哪怕像贝多芬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牛人，也不行。

所以，在如此背景之上，约翰，很多人把你跟你儿子捆绑到了一起，成为传奇。假设作为历史书写的天敌，为人们所唾弃。可是，我依旧没法原谅你。

贝多芬《第五“命运”交响曲》，于1804年开始构思并动笔，1808年完成。这一段时间，他的耳聋已完全失去治愈的希望。他热恋的情人朱丽叶塔·齐亚蒂伯爵小姐也因为门第原因离他而去，成了别人的妻子。

——关于爱情，我企望着某种松绑。我见多了诗歌刻意美化的礼赞和赤裸裸的贪婪，多少年了，我只需稍稍闻到这种气味就再也不屑于多看一眼——贝多芬，他高处不胜寒，可我也不会因此而坠入道德说教的泥潭。

我从不相信女人和音乐的结合是天然美好，形形色色的父母以及女人自身的嗜好如同她们口口声声的爱情一样，种属的繁衍和世俗的事端皆出于此。这种天然没有任何温度的逻辑，是贝多芬这一类极少数人的本能规避。

如此一来就可想而知了，贝多芬温柔地面对着墙壁和天空唱歌。在那样一个“女人们要么有灵魂没有肉体，要么有肉体没有灵魂”的空旷世界里，音乐与女人的结合成为唯一救命的稻草。

其中，《第十四钢琴奏鸣曲（月光）》是献给朱丽叶塔·齐亚蒂伯爵小姐的，这个女人简直把贝多芬迷得神魂颠倒。

二重变奏曲《我想念你》是献给苔雷泽·布鲁斯维克和约瑟芬妮·布鲁斯维克两姐妹的，1809年的《第二十四钢琴奏鸣曲》是献给苔雷泽·布鲁斯维克的。可到最后一个也没成。

还有柏蒂娜·布伦塔诺、苔雷泽·玛尔法蒂、阿玛里艾·赛巴德、多罗西娅·冯·艾特曼，她们跟随贝多芬学习钢琴，讨论艺术与人生等。

所谓爱情，都只能在贝多芬一封未署明接收对象的情书《致永久爱人书》那里寻找注脚，它只能寄给贝多芬想象世界中的理想爱人。

对于此情此景，约翰，我想请你看看上述的一名叫作多罗西娅·冯·艾特曼的女人晚年说的一番话：

“他（贝多芬）十分容易激怒，非常敏感，因此往往无缘无故地对他最好的朋友加以怀疑。但谁能因为这位不幸的人以及他的不治之症（耳聋）而生气呢？人们只要想到他在精神和肉体上所遭受的苦难，便在一切问题上对他谅解了。因此我们的友谊多年来相处得十分融洽。”

我多么希望这不是真的！贝多芬童年时代所遭受的身心双重创伤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转化为音乐上的拼命创造，在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双重夹击下，这种创痛转移造成的思维言行失常或者超常往往难以在临床医学范畴内得到根治，而心理疏导——不，那个时候有心理学吗？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贝多芬已经去世47年后的1874年，才由“心理学之父”德国的生理学家威廉·冯特创立的。而将其引入医学领域并得到全面发展的时间，那就更晚了。

年轻时的贝多芬得到的是另一种可以在亢奋状态下骤然囫囵吞枣般转移创痛的所谓“疏导”，或者更准确地讲是麻痹，那就是特别对年轻人很有煽动性的启蒙主义运动和“狂飙突进”运动思潮。

受其影响，贝多芬的身心如同被打了鸡血。本来已经身负沉重的包袱，还受其他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他能够有把握拿得起来的武器也只有钢琴和作曲，特别是作曲，而作曲是一项特别伤害身体的精神劳动，更何况是贝多芬式的作曲。日久年深，一切不只是定型，而是越来越顽固，病入膏肓了。

当然，很多人都说贝多芬耳朵聋了，音乐才不同凡响了，因为他再也听不到周围的世俗繁杂，这是上天给伟大音乐的诞生树立的一道命定的屏障，它让贝多芬这样一个有着特别经历和特别性格的人来战胜耳聋这一个令人痛不欲生的世俗烦恼，以最终成就一朵伟大的古典主义音乐奇葩。

可事实就是事实，对比周围的世俗环境来说，贝多芬他沉得太深太深了！如此而筑起来的区隔高雅与庸俗的那道墙，不知不觉已经高不可攀了。

贝多芬终生未娶，无子嗣。在好莱坞导演伯纳德·罗斯的影片《永恒的爱人》中，说贝多芬和弟媳乔安娜私通生下了一个不争气的卡尔，可至今没几个人相信，但即便是真的又能怎样呢？贝多芬已经是如此这般的一个贝多芬。

约翰，幸亏你还有另外两个世俗庸常的儿子，否则就真要断子绝孙了。请问，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某种程度上不计其数的事实，你能否定得了吗？类似于“走自己的路，让后人的路越来越难走”等歪道理，难道就真没有一点可信度？

比如说，一些音乐理论家和指挥家们津津乐道的《第九“合唱”交响曲》，他们经过实实在在的曲式分析和真刀真枪的排练，胸有成竹地对世人描述其感受：该曲以其排山倒海的交响性、宏伟的史诗性、革命性和气势磅礴的创造性而成为贝多芬的巅峰之作。

紧接着就是四个乐章的深入解读，音乐材料、调式调性、和声运用、配器手段、经过不同的著名指挥家处理带来的听赏风格的细致差异，以及其艺术价值有多么多么不得了，甚至有人干脆将其归入“空前绝后”之列，等等。一般的人，你还有表达个人看法的余地吗？

对于经典和英雄人物的丰功伟绩，我特别反感当今某些别有用心之徒和无知之流的恶意篡改、肆意毁谤和数典忘祖。也正是在如此之意义基础上，谈到贝多芬，我和很多人都该持有另外的一种惭愧万分。

我作为专业音乐教师，也和许许多多音乐专业学习者一样，至今都还没有认真分析过贝多芬的《第九“合唱”交响曲》。

虽然说每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有限，不是所有著名音乐家的所有作品我们都能一一分析完，但是，像这种高精尖的典范之作，是我们搞教学做科研动不动就要引用的有力佐证，没有实实在在的实证基础，就只能从现存的名人名家理论读本中拾人牙慧，得到一点皮毛就大言不惭地高谈阔论。

在我四五十年的人生历程中，看到了太多的在不怎么懂得和声曲式复调配器等技术和理论前提下的鹦鹉学舌和掩耳盗铃。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不重复前人？多年前就有人说了，我们的绝望与孤独如此根深蒂固。在此意义层面，信息飞速发展的今天反而加剧了个人与集体痛彻心扉的命运悲情和精神突兀，心安理得的懒惰贪婪及自欺欺人的想当然皆拜其所赐。

总之，你别动不动就给人扣上技术主义的大帽子。

如果你连一首作品最基本的技术创作手段都不掌握就大谈特谈什么音乐美学及作品赏析，并辅之以“技”和“道”的辩证关系说辞，说什么做学问的核心追求是“道”而不是“技”。这怎么看怎么都像是在放屁，你离“主义”都还十万八千里呢！这抽谁的耳光呢？

从头到尾完整地听赏一遍《第九“合唱”交响曲》，需要一个多小时，而如果结合作曲技法、配器手段一个小节一个小节地细致分析，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在此基础之上，再进行理论阐述和美学升华。如此知行合一的过程，才是做学问应有的态度。

1980年，孟文涛先生公开发表了《关于〈合唱交响曲〉末乐章分析上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从作曲技术的角度进行曲式结构上的剖析，有效规避了音乐释义和文字强加，给后辈做出了很好的表率。

1827年3月24日，清晨，贝多芬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喝彩吧，这一幕喜剧终于要收场了。可惜我这一生，只写了几个音符。”3月26日下午6时，贝多芬去世。

这个为全人类奉献了无比丰厚的永恒精神文化宝库的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只能蜷缩在维也纳的某个角落里，贫病交加——他至死都不肯动用的一笔存款，是留给他那一个让人欲说还休的侄子卡尔的。

我在杜蒙（瑞士）所著的《贝多芬传》里看到了这样的一些人和事，他们出现在贝多芬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舒伯特、申德勒、卡尔·霍尔茨、布罗伊宁及其天使般的12岁儿子盖哈德、舒潘策希、莫里茨·李希诺夫斯基伯爵、安德烈亚斯·施特来歇尔、安塞姆·胡滕布伦纳；还有为贝多芬治病的医生安德烈亚斯·渥鲁赫博士、马尔法蒂博士；当然也有贝多芬的弟弟约翰、侄子卡尔；还有，1827年的伦敦交响乐团给贝多芬寄来了十分珍贵的100英镑。

我在肖复兴的《音乐欣赏十五讲》里了解到：1822年，歌剧作家罗西尼曾动员一些腰缠万贯的富豪为可怜的贝多芬捐一点钱，尽管富豪们权当罗西尼放了一个屁，但罗西尼有这份心思，还是不错的。

这些事实的存在，至少证明了一点，桀骜不驯、孤独一生的贝多芬，因其在音乐上对于世界的伟大贡献，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还是享受到了一些关爱的——尽管这些相对于他的贫病程度无异于杯水车薪，可至少，它让我看到，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发展逻辑还在，这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变得更好的一个重要前提。

据历史记载，贝多芬死后，官方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花的钱肯定不少，这些花费要是用在贝多芬生前的生活待遇改善和病痛治疗方面，贝多芬肯定能长命百岁的，他在音乐上的成就肯定会更大……算了，假设不成立，我也不想评价，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