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历史,时间上分别为1368—1644年、1616—1911年。中国音乐则在民歌小曲、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族器乐、歌舞音乐等重大领域源流归宗,星河璀璨,和而不同。弘治、正德、嘉靖年间的转机,使得音乐艺术的发展终于又有了出头之日。此番改良,促使传奇戏的发展抵达黄金时期,昆曲也因此成为官方戏曲的代表而被视为雅部之首。在如此时代氛围中,髙濂以他作为戏曲家和养生学家的身份与眼光,提出“养生有方,首先节欲”的观点。......
2023-10-27
在2017年1月20日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因《国民音乐教育之诗说中西音乐史》写作的自然进度,我需要为古典乐派作曲家海顿进行创作构思并计划动笔了。可就在这个时候,1月20日的傍晚,76岁的父亲猝然离世,如同整个天空在我的世界里轰然坍塌一般,我顷刻之间便陷入到了无以言表的茫然失措和撕心裂肺的沉痛之中。至此,在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内,我父母双亡(2014年8月26日,我的母亲猝然离世,母亲去世的那一刻,包括我在内的三个子女均不在她的身边),这在我的人生历程中陡然矗立起了一道无法逾越的悲情大坎!在麻木和悲痛交织的情形下料理完父亲的后事之后,我无法预期心理的平复,惟愿能借此标注,也借享年与我父亲相近的海顿老爹(享年77岁)在艺术和人生上给我带来的感悟,来怀念我的母亲和父亲。
2017年2月9日记于怀化学院
约瑟夫·海顿的音乐总让我想起一些美好的人和事,比如,童年光阴里坚强的父亲母亲以及其他所有过程的意义,太阳姣好,明月清流为伴……
又比如,就生活态度及艺术感知而言,《降E大调小号协奏曲》《F大调第17弦乐四重奏(小夜曲)》可以让某些希望变得明朗,主要是它的旋律,不由分说就让我陷了进去而且至今都说不清道理。
这就可想而知了,历经多年,我依旧是那个天真到不可容忍的门外汉。
可我居然还是音乐教师,常以海顿老爹的英名,赚取听者不置可否的异样表情。
真相基本上也是如此,我斤斤计较着曲式、和声、复调、配器的分析。
企图洗白某些来路不明顽固不化的感官记忆。
而更离谱的时刻,在我这里,高尚似乎可以偶尔被用来表达冲动。
我企图突破一些顽固的门庭,让约瑟夫·海顿的形象显得更为平常一些。
不要字斟句酌,无须不懂装懂,想说什么都印证着你与约瑟夫·海顿恰恰同向。
可这样能行吗?
没办法,那就只能听吧。
听吧,1772年,《告别交响曲》,目标朴素,可内容与形式的突破似乎可以发掘出一些令人鼓舞的线索,尽管在后来很多人都当了真,但在那一刻确实没几个人相信。
听吧,1789年,《牛津交响曲》;1791年,《惊愕交响曲》;1793—1794年,《军队交响曲》;1794年,《时钟交响曲》;1795年,《伦敦交响曲》;1797—1798年,清唱剧《创世纪》;等等,平静生活里的创作与纯粹的天才关联紧密,纯粹音乐的真实面貌反衬出一些前因后果的规律与事实。
曾在很漫长的一段时间里,约瑟夫·海顿自觉活得猪狗不如,这些异乎寻常的宏伟篇章与之关系非同小可。
纵使已然跨越了漫漫时空,我依然只能运用莫可名状的听觉来论证自我的渺小,呜呼哀哉吧。
你听!相对于莫扎特和贝多芬这两个厚脸皮的孩子来说,约瑟夫·海顿理所当然成为任意挥霍的库存,四周有草地和树荫,作为彼此忠实的陪衬。
无数后来者眼巴巴的神情,淹没于海顿、莫扎特、贝多芬风尘仆仆的硕大背影。
在如此过程里,一些经典的历史人物及事实俯首功成,无论爱或者不爱,它们牢牢捆在一起,为古典主义的思想和其他相互牵扯的一些杂物来穿针引线,分担责任。
想想就知道吧,约瑟夫·海顿一路走来,够荣耀吧。
其实他从来都浸泡在平淡无奇的生活逻辑里。
平民的日子变化不会太大,比如说,不论怎样都该首先填饱肚子。
“谁都不容易”是上天给的奖励——“我坐在我的荒野里,几乎没有人类和我在一起。我是很可悲的……”——抱怨和逃跑如难兄难弟。
从1761年到1790年的近30年,艾斯特哈奇家族的音乐之旅无关褒贬之义。
史书的定位是应尽之责,谁该感恩戴德呢?多少奇花异草沦为臭烘烘的养料。
与众不同才会创造新的出口,上天把坚不可摧的善良和健康旺盛的热情给了这个人,这个被人们亢奋念叨了两百多年的名字,竟能如此万籁俱寂般地水到渠成。
请别忘了,先生们——曾经,衣食无着居无定所这一类“天降大任于斯”的套路加身。盘曲身形,时常不得不打掉牙齿往肚里吞——他的音乐居然始终都像抹了蜜。
一个时代的伟大经典,外在与内在如此较劲,在约瑟夫·海顿的时代,泾渭分明又难解难分。勒紧了裤带却真心缔造着快乐温暖的视听结构与形式美感。
总之,堆砌辞藻必定弄巧成拙;如你未曾老掉牙,那就尽可能地大方些吧。
这一切居然与“交响乐之父”的头衔如此门不当户不对。
谁都可以嘴硬——“我虽然坐在满是虫蛀的钢琴前,但对王侯从未羡慕”——在人类成长的特定结构中,假设非彼而就此的精神胜利无视规矩,哪怕仅为闪念掠过约瑟夫·海顿的脑海,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历程也许该呈现别样光景。
谁知道呢!无知粗俗的女人玛利亚·安娜变本加厉地稳固了原有的基础。
约瑟夫·海顿与这个女人之间长达40年的漫长婚姻印证了恶魔对音乐的诅咒。
婚外恋顺手牵羊,这个相貌平平、情感炙热的男人,尴尴尬尬救赎着荒芜的身体和高寒的灵魂,无所谓开花,最终也无从结果。
可年复一年,他手中的音乐却获得了伟大的业绩,特别是1791—1795年完成的12首《伦敦交响曲》,为交响音乐体制走向完全成熟树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让“交响乐之父”的历史定位获得了根本性的巩固。
这样的时候,某些戒律教条自然就更令人厌恶透顶了。今天的事实是,人文科学已经承担起了这力挽狂澜的重任。
以音乐的名义,不是将某些页码轻轻翻过去,而是干脆反道而行。
别动不动就迁怒于上天,我们的精力和能力都有限。
单就必须要疏导好的没完没了的私欲,几乎就能耗尽毕生的时间。
另外,贪婪和郁积成病的形形色色的各自转换也时常掀起盛景。
海顿被排除了,是天赋与机缘巧合注定了他将与音乐拥抱一生。
音乐被赋予了十分敏锐的指向或者逻辑,形势所需吧。
当“后巴洛克”与“前古典”一度难解难分热闹非凡的时候。
海顿自1768年到1772年的五年创作被刻意提取,并冠之以“浪漫危机”。
如果是我,希望看到海顿每一天每一秒都保持古典主义音乐风格的样子。
迷恋形式与内容的均衡,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想法。
人和他的世界如此丰硕,一些纯粹而又极度无辜的恪守总是难以如愿。
慈祥细腻的天性促使海顿积极尝试各种可能。
在他最重要的108部交响曲和68部弦乐四重奏中,将总体的架构稳定为紧密相关又相对独立的四个乐章。
在这片由奏鸣曲式、变奏曲式、小步舞曲、回旋奏鸣曲式共同打造的音乐世界里。
关于主题发展、调性布局、和声进行、配器和复调对位以及戏剧性元素的运动方式,都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明确的意义和地位。(www.chuimin.cn)
J.S.巴赫那一代人的许多未竟之事,经由约瑟夫·海顿之手得以完成。
欧洲音乐的光辉形象,是在此刻才得以全面展开的。
所以,所谓的“浪漫危机”,随他们怎么说吧。
整个18世纪的大部分时光,华丽风格、洛可可风格、情感风格甚嚣尘上。
它们都是和海顿音乐生命息息相关的营养。实验、整合、创新,再正常不过了。
维也纳古典乐派的那些均衡对仗规整理性等等程式和标准可不是牢笼。
在艾斯特哈奇家族的30年,海顿的身心吃够了作为奴仆的苦头。
你想想这种境况,谁还会吃饱撑的给自己唯一可以自由挥洒的事业领地再套上枷锁。
海顿具有宗教情怀,可他那种性格,绝不会当苦行僧。
他活在典型化的现世,想方设法用音乐创造典型化的快乐与优雅。
让个人和个性融入普世和共性,力图找到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语汇。
实现理想与现实共成共荣的最大化,以获取人生和艺术最大的满足。
理性主义、世界主义、追求“更为通俗、普遍为人理解和喜爱的风格”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
18世纪中、下叶,以机器大工业为目标的欧洲工业革命激起人文艺术领域的万丈豪情。隐藏自我,礼拜规则,照样可以花样百出。
比如说交响乐的四乐章结构到了弦乐四重奏中,海顿将小步舞曲提前到第二乐章,有时用谐谑曲取而代之;充满生活情趣的弥撒曲、康塔塔、清唱剧,成为古典乐派时期别具一格的宗教音乐。
特别是公认为与晚期交响曲和四重奏的成就并驾齐驱的清唱剧杰作《创世纪》和《四季》,把个性化的宗教感悟升华为宇观的普世颂歌,把规则程式与艺术自由锻造成专属于自己却又垂范于他人的风格样式,约瑟夫·海顿以紧跟时代潮流的方式进一步强化了自我。
可想而知,欧洲18世纪的文艺生活在当时被看成某种多么不得了的奢侈品,艺术家们在终日幻想着自由、平等、博爱、“放之四海而皆准”。
因公废私,下的力很大,这份热忱与天真,还有他们的优越感和一定程度上的出于好心,确实让整个世界都听到了一个不同凡响的声音。
如果没有牵扯到更深一层的关系,我几乎就彻头彻尾地信了。
即使是在此时此刻我依旧没有死心,对于海顿的成就只能就事论事。
海顿如此历经沧桑的温情,断不能与欧洲中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扯上丝毫的关系。
在工业革命追求标准化的进程中,海顿沉浸于音乐世界,与野心勃勃的殖民主义分子不可能有任何交集。
但在客观上,他的与众不同与乐观宽厚,以及他长期受制于外力的局限,造就了音乐上左右逢源、八面讨巧、四平八稳波澜不惊的风格特征。
既满足贵族口味又能给普通大众以心灵慰藉,这样就不能保证它不被野心家、万恶的殖民主义分子和心怀鬼胎的“霸权话语”狂徒借题发挥。
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这三位古典乐派巨匠,饱尝人生苦难,他们用音乐来涤荡自我、装点众生、鼓舞世界,真诚的态度、博爱的胸怀、深刻的哲思、宇观的人文,已经永载青史,他们给全人类带来的无与伦比的巨大精神财富,已经在20世纪后期兴起的后殖民文化批判和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讨论与反思中得到了准确的定位。
它是全人类音乐文化艺术的不朽丰碑。
从海顿的童年到老年时代,中国正处在清朝,由乾隆和嘉庆两任皇帝统治期间,而这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全面走向衰落的标志性的两朝。
这就是说,当人家正处于野心勃勃的资本主义上升发展时期的时候,中国正在走下坡路。
而同一时期,我们根本就不缺乏像约瑟夫·海顿这样的大音乐家以及类似于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这样的伟大创造,集中华音乐文化艺术之大成的昆曲、京剧和秦腔的发展,以及与海顿同时期的魏长生、高朗亭和稍后的程长庚、张二奎、余三胜等戏曲艺术大家的成就,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文化传统差异、国运兴衰更替,造就了不同的音乐艺术的群像性呈现方式和体系。
让思想文化健康自由有序发展,从善如流,是一个和谐稳定、积极向上的国家或者民族的基本特征。
很显然,当时的中国清朝正变本加厉地反向狂奔,再后来的那些致使国家和民族坠入糟糕透顶的黑暗深渊的事情,历史记得很清楚。
和海顿之后一样,我们在音乐领域的名家名作也是层出不穷,我觉得我们出的东西一点都不比别人的差。
可在鸦片战争、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前后,不仅别人说我们差,连我们自己人也几乎无不认为自家的东西就是不如人家。西方体制落地生根,它成了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开启的标志。
想想,约瑟夫·海顿只是生活在1732—1809年、心无旁骛潜心于音乐创作且经受了不同寻常的艰难坎坷,却始终乐观善良宽厚慈祥的一位艺术家。
他们那一代人,因应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脚步,对音乐理论和技术进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开拓和建设,符合时代与人民的要求,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全人类乃至全宇宙创造了永恒的音乐艺术高度和辉煌的音乐篇章。
它的毫无疑义,印证着客观物质世界的本质规律。
而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历史逻辑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万万千千的“结”,是它自身的营养。
日子是一点一滴过出来的,它将幸运赋予海顿,以此来铺展音乐道路的起伏。
古典乐派强调音乐的形式规则,海顿是缔造者,也是破坏者。
18世纪思想理论的风暴纠结在一起,此刻也许最迫切的需要是旗帜鲜明的正果而非奇花异果。
妥协与出格的评价,上下左右皆如大棒加身。
他们享受海顿音乐的快乐阳光与和平宁静,却几乎从不忘记批判其缺乏斗争精神。
请好好想想吧,这究竟有多大程度不像屁话。
30年的宫廷音乐生活,是向来善良淳朴、宽厚风趣的海顿基于艺术追求的伟大权衡。
他与宫廷及其主人微妙的关系格局如同上天赐予。
“维也纳古典乐派第一人”。
他的享年、平台和成就所形成的体量就是冲锋的号角和肥沃坚实宽广的土壤。
从18世纪末叶到19世纪早期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海顿、莫扎特、贝多芬,铸就了迄今为止整个欧洲音乐历史的黄金塔尖。
——请原谅我吧!两百多年的沧海桑田,我,一个音乐的门外汉,面对海顿的丰碑,手捧着一份永不可能完成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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