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音乐教育中西音乐史：夏商时期的美和忧

2023-10-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商汤如此处心积虑、威武贤德、英明神勇地面对四邻发表讨伐夏朝的宣言。因客观条件所限，夏朝目前只能定位为传说或者传疑时代，其标志性的音乐舞蹈艺术建筑缺少确凿的时代性文字记载和其他的铁证。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教育，尤为可贵的就是夏商时期出现了专门从事教育的乐师和专门教育场所瞽宗，以及集演唱、演奏、教育为一体的乐师瞽朦。从《中国音乐通史》的记载可知，从夏商开始，这一项工作也已经粉墨登场。

很多的时候，我真的就忘记了。

是遥远的夏商赋予了这五千年的时空浩荡。

夏朝（约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真的存在过吗？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有很多人会这样问。

甚至于，大量西方学术权霸干脆就说中国的文明史是从商代开始的。

当然我是不会纠结于此的。

一切总有源头，从无到有，关键性的论据，文字或者标志性的出土文物，目前肯定只有商朝最符合文明社会的基本条件。

可是，商朝是从何而来的呢。

只要用心读一读《尚书·汤誓篇》，你就明白了。

商汤如此处心积虑、威武贤德、英明神勇地面对四邻发表讨伐夏朝的宣言。

如果“夏”只是一个幕尔蛮荒的宵小蚁族，那么以商汤的宏图远略，他犯得着要如此排山倒海慷慨激昂大张旗鼓兴师动众地正名顺言和杀鸡用牛刀吗？也许只需他随随便便的一个什么手下顺手牵羊就把“夏”给收拾走了。

无论是从常识或者逻辑，还是从目前已经掌握的很多证据来看，情况都不是这样的。

考古学与历史学所追求的真凭实据、吹毛求疵和十拿九稳是专业特点，这没什么错。

但是，如果因此就否认有相应的规模性实体铺垫的存在，让商朝不得不“从天上掉下来”，连《封神榜》都不是这样写的。那就不是一般的扯淡了。

我并不认为诸如此类的对远古历史貌似严谨实则过分强求的做法就符合规律。

尽管我也讨厌历史书上“可能”“或许”“假设”“如果”等等这些字眼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可毕竟年代太久远了，企图以机械真实或者影像真实的技术手段将其抓在手中，现实吗？

只要能够结合文物史料，从已有定论的各个标本性历史进程的真实逻辑推己及他，不仅不失为一种科学方法，更是对历史的一种务实与尊重。

放那个时候的“国家”“政权”等等类似的概念一马，就像孝敬我们垂老的父母一样，其实也就盘活了后续进程。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把许多该做的事情视作麻烦。

比如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吴锐先生在2015年的第十二期的《人文杂志》上发表了《论夏舞与夏朝、夏族无关》的文章，对多年来将《夏籥》作为夏朝乐舞的做法公开打脸。

我觉得，吴锐先生的观点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因客观条件所限，夏朝目前只能定位为传说或者传疑时代，其标志性的音乐舞蹈艺术建筑缺少确凿的时代性文字记载和其他的铁证。

口口相传，是农耕文明背景下艺术的主要传承手段，而远古夏商正是这一后世延续数千年之久的传统方式的酝酿形成阶段。

史载“黄帝时命伶伦造律，依凤凰之鸣分为十二音阶，于是产生了古代最早的礼仪性乐舞《云门大卷》”，其一直流传到数千年之后的西周礼乐制度体系中。由此推衍，《夏籥》以歌颂大禹治水为主题，其出自夏朝，相传由生活轨迹跨越尧、舜、禹三代，被称为“中国司法鼻祖”的皋陶所作，那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在基本上已经得到公认的探索夏文化的重要考古发现二里头遗址归宿问题上，存在争议太正常了，可以直接佐证夏朝音乐艺术的软硬件遗存没人敢说十拿九稳，也太正常了……

一切可能都太正常了。

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的话来说就是：“作为都城的二里头，它的内涵布局及其演变过程、它的文化面貌及其背后人们共同的社会生活与组织结构、它的族属国别以及人地关系等诸多课题，还只是粗线条的把握。就其族属和国别而言，当前的研究尚未超出推论的范畴，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问题的最终解明，仍有待于带有较多历史信息的内证性遗存比如文字的发现。”(www.chuimin.cn)

文字，还是文字！当它没有出现的时候，推论以及基于年代学与地层学规律的常识性认知，就应该勇敢地大显身手，只要能够采取有效措施尽可能地规避主观臆断的风险，就没什么不可以做。

所以，在刘忠、薛松梅两位先生所著的《中国音乐通史》中有关“夏乐在历史上又称为‘奢乐’”“女乐三万人”“饰妇女钟鼓之乐”等记述，还有陈应时、陈聆群两位先生所著的《中国音乐简史》中“自夏代进入奴隶社会之后，职业分工渐渐明确，在宫廷内就有了专门从事音乐舞蹈的乐奴和乐师。但由于当时尚未普遍使用文字，因此对于夏商时期宫廷和民间众多的音乐家并无明确的记载，只是在传说中略知一二”的记述，我所取的态度就是相信和尊重。

但与此同时，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还存有疑义的前提下，我也只能这样说，在夏朝的基础上，商朝的音乐文化终于可以借助已被发现的文字而对后人展露部分真容。

如《中国音乐通史》所述，商代音乐在历史上被称为“巫乐”，其标志性乐舞《大濩》，相传是商汤命他的大臣伊尹所作，用以歌颂开国元勋们的丰功伟绩。

对于那样的一个时代，有人用“满天星斗”来形容，无论是建国大业还是音乐艺术，我觉得都是完全可能的。没有他们的伟大创举，就绝带不来后世的蓬勃兴旺灿烂辉煌。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教育，尤为可贵的就是夏商时期出现了专门从事教育的乐师和专门教育场所瞽宗，以及集演唱、演奏、教育为一体的乐师瞽朦。

而音乐的发展，又离不开对外交流。从《中国音乐通史》的记载可知，从夏商开始，这一项工作也已经粉墨登场。

从夏商两代的乐器磬、编磬、钟、编钟、镛（大钟）、铃、鼓、龟甲和陶制摇响器、缶、三音孔和五音孔埙、籥（排箫前身）、龢（小笙前身）、言（大箫前身）等乐器中，已经存在绝对音高概念、原始音阶体系和半音音程等技术性较高的音乐要素。

我一直以来对于商朝的印象不是很好，主要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没有认真研究过这个时期的历史，所以就很无知；二是从众心理。对于那个遭万世唾骂的商纣王的形象定格，因历史建构中客观存在的主观外力作用所形成的真真假假的沉淀，从来就没有动过要以批判性思维来对待的心思。

对于那些有争议的事情在此就不细说了，关于商纣王的宫廷乐师师延所作靡靡之乐而导致商朝亡国的“亡国之音”的说法，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有人说，关于商纣王的穷奢极欲及其附属的一系列负面形象，是周代人为了强调夺取商代政权的合理合法性，进而为推行核心统治方略“礼乐制度”所开展的造势。

加上商纣王作为一个亡国之君，祖业崩塌，家族溃散，被战胜者周武王肆意抹黑，周朝那些书写正史的一干人等再进一步添油加醋落井下石，继而随着文史体系的演进和政治进程将错就错无以逆转的“事后逻辑”的里应外合，即造就了商纣王“暴虐荒淫”的千古黑暗形象。

即便有春秋时期的子贡，宋代罗泌，清代李慈铭，现当代郭沫若、顾颉刚、李泽厚、王慎行、钱文忠、朱人瑞等人来为其翻案，也不能从根本上改观这一经历了三千年发酵又沉淀的思维定式。

我以为，今天能在一定范围内形成有效争论，主要还得归功于伟人毛泽东。毛泽东从崭新高度的雄才大略眼界和宏伟格局站位指出：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

倘若商纣王平定了周武王的叛乱，对他的评价恐怕就要大变样。如果他只是在内部被本家族的其他成员篡了权，也必定不会像目前的主流方向这般被“格式化”得如此不堪。

可怜！我是说我自己。我对历史形成不一样的看法，仅仅是在2018年10月份写这一首诗之前不久，在我48周岁到49周岁的这个时间段，在搜集有关商朝文献资料的过程中，才赫然看到关于商纣王历史形象的争议。

我依然清楚地记得，那一刻，我的思想深处骤然产生前所未有的坠落感，与类似于痛并快乐的感觉比邻而居却无可名状……

商代音乐饱受了这许许多多不明不白的外力作用，被后人们称为“淫乐”——此刻，我能挺直腰杆甚至捶胸顿足地说“原来如此”吗？

或者说“一切都过去了”，这三千年的入髓铸魂！事关亿万华夏儿女，能这么轻易地过去得了吗？

或者说，约在八九百年之后，也许有可能与商人存在某种程度牵牵扯扯关系的秦人终于建立起中国古代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遑论天若有情，可我管不住我，无可遏止地宁愿选择相信——是宿命和玄机舞动了一场千年轮回吗？

精美的辞藻推不动原本寻常的意义。当我们踮起了脚尖，由夏至商，依然是当下所能得见的第一缕中华文明曙光……

唯千言万语，飞瀑三千丈，清野寂无垠。

就像我从未知晓的千万种未知情形，让漫山遍野的意义荒废着滚涌的呐喊。

告诉我！这阳光普照的前路，它百川入海却已然赐予了家园的方向……

国民音乐教育中西音乐史：夏商时期的美和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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