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北戴河解放,学校由政府接管。耿祝辰响应政府号召,参加扫盲运动,义务为王胡庄村教民校。周恩来总理当年曾到学校视察。1959年,中央明确规定,北戴河区对外开放,北戴河中学被列为对外开放单位。秦皇岛市文史专家、长城专家孙志升老师便是这一届的毕业生。他于1959年进入北戴河中学,经过初中3年、高中3年的学习,毕业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2023-10-26
秦皇岛地区最早的学校在山海关。明正统元年(1436年),山海关设儒学衙门,称儒学署(因明朝在山海关设卫,也称卫学署),在文庙西。
儒学是官办的学校,是秀才读书、考试的场所。凡参加县试、府试和院试被录取者,统称秀才,有秀才资格者才能进入儒学学习。生员、庠生是秀才的一般通称,意思是儒学学生。廪生、增生、附生则是通过秀才“岁试”(即为考察州、县儒学学生学问优劣而举行的一年一度的考试)分出的等级,分别为一等、二等、三等。一等廪生,又称廪膳生,由国家发钱、发粮食供养。二等增生,又称增广生,地位次于廪膳生,没有供养。
山海关儒学设教授(教谕)1人,训导1人,教授管理教育行政,训导负责教授蒙童。就学者只限于士胄官宦子弟。起初规模较小,后经历年扩建,建先师庙宇,“修斋舍、筑宫廨、辟射圃”,设施才算完备。学校曾有文童17名,武童10名,廪膳生和增广生各20名。
秦皇岛地区除山海关外,永平府也设有儒学。
社学也是官办学校,不同于儒学的是,社学面对的是更广泛的民间子弟。社学始于元代,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朝廷颁令:凡各县所属村庄以五十家为一社,设社长一人,“教劝农桑为务”,并设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教师,农闲时令子弟入学。明承元制,各府、州、县皆立社学,以教化为主要任务,教育15岁以下之幼童。清承明制,每乡置社学一所,社师择“文义通晓,行宜谨厚”者充补,凡近乡子弟,年十二以上、二十以下,有志学文者,皆可入学肄业,入学者得免差役。
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兵部主事西司徐朴在山海关城东南角建立社学,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主事张栋改建为两处。另据清光绪三年(1877年)《抚宁县志》记载,抚宁县有社学两所,一是城内社学,在云从书院院内,清康熙初年由知县王文衡创建;一是洋河庄社学,在洋河庄大兴寺,清道光四年(1824年)由知县李惠创建。
书院,则有别于官办学校的教育系统,是官府或私人所设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书院起源于唐代,由官府编修书籍的衙门演变而来。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随笔》中曾说:“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之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省外,为修书之地。”宋代,是书院最为兴盛的时代。人们熟知的应天、岳麓、嵩阳、白鹿洞等众多书院,似乎都集中于宋代,而其实大都始建于唐代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书院兼具官方性和民间性,参加科举考试的秀才会到书院里读书,同时,书院广纳民间学子,具有相当大的思想自由性。
秦皇岛地区建立较早的书院主要由官府兴建:
北平书院——明隆庆六年(1572年),永平知府辛应乾建,院址在永平府南卢龙县治旧基,后改为“教授署”。
云从书院——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抚宁知县王台创建,院址在抚宁学宫路南。
东山书院——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抚宁知县赵端捐俸创建,院址在抚宁云从书院西。
骊城书院——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抚宁知县刘鉴创建,院址在抚宁文昌祠。
敬胜书院——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永平知府卢元曾建,院址在卢龙武庙西,旧武学地。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改为“永平府立中学堂”,1912年又改为“直隶永平府立中学校”。
东溟书院——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临榆知县肖德宣建,院址在山海关南街。
榆关书院——清同治四年(1865年),临榆知县许忠重建,监生姜德源捐银1000余两,院址在山海关。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改为“榆关小学堂”。后几经更名,先后定名为“临榆县立小学”“临榆县立第一完全小学”。
碣阳书院——创建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清同治二年(1863年)续修。院址在昌黎县城内南街,因在碣石山之阳而得名。院内有“五凤齐飞”“斗宿腾辉”匾额。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改为高级小学堂。1938年,改为昌黎县中学。
明清、民国之际,秦皇岛地区的学校除儒学、社学和书院外,尚有私塾和义学。(www.chuimin.cn)
秦皇岛地区的私塾按开办形式大致可分四种:
门馆——塾师(也叫先生)在家或租房自行设馆招生授业。门馆塾师多为落第秀才或读书识字的人,收缴弟子的学金或学谷(古称束脩)作为酬金。这种门馆较多,遍及城乡。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举人马进思在抚宁海阳镇东胡同办的马氏私塾招童生30人,是比较早的一个门馆。后由其子马守志(秀才)、其孙马东余(秀才)接办。
专延馆(也叫坐馆或家塾)——由官僚、地主、豪绅、富户请教师在家设馆教自家或近亲子弟。民国初年,抚宁杨各庄乡青山口村,抚榆警备司令汪铁松聘请秀才潘某来家坐馆,教授自家和亲友子女10余名。此等私塾要求塾师学识比较渊博,待遇也较高。
公延馆——由一村或相近的几个村自愿结合,推举较有名望、关心教育的人士做学董,聘师择址设馆授业。塾师的待遇经商定后,由童生家长分摊。昌黎县阎庄乡大史家口村聘苟冠三为塾师,教本村子弟,即为公延馆。
族馆——利用氏族祠堂、公产收入设立私塾,延请塾师专教本族子弟,称之为族馆。清宣统三年(1911年),抚宁县坟坨徐庄村徐氏宗祠聘请秀才徐文成教授本族子弟20余名,就是这类私塾。
义学,又称义塾,指的是旧时靠官款、地方公款(或地租)或私人募资设立的蒙学,招生对象多为贫寒子弟,免费上学。明成化九年(1473年),永平府知府王玺在卢龙城隍庙西建永平府义学。明隆庆二年(1568年),永平府知府刘庠在卢龙南关厢街西建义学。清光绪三年(1877年),永平府知府游智开于卢龙文昌宫接官厅设义学两处。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抚宁邑侯张煦创办界岭口义学。清光绪六年(1880年),山海关北街静修庵建山海关义塾。同年,永平府知府陈庆之建经师义学,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停办后改为师范学堂。清末至民国初年,昌黎县共有义学20余所,较著名的有城关古塔寺义学、蛤泊街义学、石各堡义学、王各庄何氏义学、薛营陆一敬女子义学等。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出发,“废科举,兴学堂”逐渐成为新旧两种教育制度斗争的焦点。清同治元年(1862年),作为第一所官办外语专门学校的京师同文馆,成为清末最早设立的洋务学堂。清同治五年(1866年),京师同文馆内增设了天文算学馆,讲习天文和算学,这是京师同文馆由翻译学校变为近代普通学校的重要标志。此后二三十年,各类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各地纷纷设立,成为近代新式教育的萌芽。其中,清光绪十年(1884年),叶志超创办了山海关行营武备学堂。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刑部侍郎李瑞棻在《推行学校折》中倡议,设三级学校——府、州、县学和省学、京师学,并首倡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建议。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重申此议,并提出“远学德国,近学日本”“设立小学、中学、专门高等学校和大学”。他和梁启超还一同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起草了《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同年,昌黎县赤洋口乡苟庄子村刘继庚将村中私塾改为学堂,这是秦皇岛市第一所小学堂。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推行庚子新政(又称清末新政、庚子后新政)。“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是新政在教育改革方面主要推行的内容。9月4日,清政府命令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2月5日,清政府颁布学堂科举奖励章程,规定学堂毕业生考试后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也就是在这一年,清政府废除了八股考试,改试策论。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亦称“壬寅学制”。这是我国正式颁布但未实行的第一个学制,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次法定学校系统。《钦定学堂章程》分《蒙养堂章程》《小学堂章程》《中等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及《京师大学堂章程》等。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又颁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新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癸卯学制”将教育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个阶段,包括《蒙养院及家庭教育法》《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附《通儒院章程》)等。与普通学堂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类实业学堂,在学制上自成系统。同时,“癸卯学制”要求将民间庙宇一律改为学堂,绅民建学堂者予以奖励。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初二,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等地方督抚联合会奏,强烈要求立刻停止科举制度,转而全力推广学堂。清政府于八月初四正式下诏,“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同时强调全国上下要“多建学堂,普及教育……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城乡各处遍设蒙小学堂”。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至此被最终废除。12月6日,清政府下谕设立学部,专管全国学堂事务。
到清末,秦皇岛地区共有小学堂259所。
(卢纪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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