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助共产党员杨扶青的革命事业|秦皇岛历史名校简介

2023-10-2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杨扶青为资助中国共产党人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做了这样一件大事，事后却极少向人提起。到桂林后，杨扶青同黄炎培密切合作，组建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广西分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扶青作为水产方面的专家和知名爱国民主人士，被周恩来总理聘为政务院参事室参事。1959年4月，杨扶青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65年1月，杨扶青参加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继续被任命为国家水产部副部

杨扶青于 1891年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城近处的杨岗子村，原名永兴，字辅卿。“辅卿”两字，先被他以人生追求改为“甫青”，后又改为“扶青”。

杨扶青

杨扶青自幼刻苦求学，由乐亭县高等小学堂毕业后考入“滦州师范学校”，后来又考入“直隶省立甲种水产学校”。1917年，他被选送至日本东京水产讲习所公费留学。

留学日本，是杨扶青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当时正是祖国内忧外患的严重关头，出于为国家为民族争气之目的，他与留日学生在东京建立进步团体“新中学会”，以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学会以“赤心”为会徽，表示赤胆忠心，为国为人民，并与由李大钊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结为友会。在此期间，杨扶青认识了李大钊和周恩来，思想深得奋发，胸襟日益开阔，为以后的革命实践奠定了思想基础。

留学日本，看到日本实业发达、国家富强，杨扶青认识到中国贫弱受欺的原因之一是实业不振，于是决心带头振兴中华实业。1920年回国后，他与学友张子纶在盛产水果、海味的昌黎，创办了“新中罐头食品有限公司”。公司生产的罐头以新中学会的会徽“赤心”为商标，主要产品有对虾、小黄鱼、鲤鱼、乌贼、龟等水产品罐头，还有苹果、梨、葡萄、桃、杏、枣、李子、山楂、西瓜等水果罐头，以及番茄、豆角等蔬菜罐头和猪肉、牛肉、羊肉、兔肉、鸡肉等肉类罐头。为了提高公司的产品声誉，杨扶青把产品送到巴拿马赛会（国际博览会）参展，使公司的产品几乎与在 20 世纪初就开办的老牌罐头生产企业——上海泰丰公司齐名。

1924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由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首席代表，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苏联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时，北方党组织的活动经费比较紧张，很难在短期内为代表们筹集到一笔款额较大的川资。李大钊决定请杨扶青给予资助。这时，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见在北京和乐亭两度搜捕李大钊未果，发布了海捕文书，密令各地“严速拘拿”李大钊，昌黎城内城外，军警密布。在这种情况下，杨扶青见到化装前来的李大钊，又惊又喜，待得知李大钊的来意后，当即亲笔开了一张字据，请李大钊到公司设在哈尔滨的分庄提取 500 元银币。紧接着，他又冒着被牵入“共产党要案”的危险，亲自掩护李大钊离开险境，由昌黎登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火车。数日后，李大钊从哈尔滨拿到 500 元银币，与其他代表一起由满洲里越过国境到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杨扶青为资助中国共产党人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做了这样一件大事，事后却极少向人提起。但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他这一历史功绩，在他去世后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在悼词中特意指出，杨扶青先生“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情并支持革命，掩护革命领导同志，并对我党革命活动给予物质资助”。

1934年，杨扶青见昌黎一带已被日军践踏和染指，正在成为变相的沦陷区，毅然决定停办“新中罐头食品有限公司”。1936年，他离开昌黎，到北平接办由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附设的“慈型机械厂”。七七事变爆发后，他离开北平南下，投身大后方的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和斯诺夫妇与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在宋庆龄的支持下，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设计委员会”。到1938年，他们又在武汉将其改建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杨扶青到南方后，参加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工作。他肩负“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交给他的使命，辗转到达桂林后，迅速组建了“中华营造厂有限公司”，并使之很快就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一个重要的工业企业。(www.chuimin.cn)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从 1917年就发起创办了中国最早研究和推行职业教育的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到桂林后，杨扶青同黄炎培密切合作，组建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广西分社”。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黄炎培代表“中华职业教育社”先后发起组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杨扶青都是积极参与者。

1943年，由桂林转抵重庆的杨扶青，出任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常务理事，成为协会的三人执行小组成员，并兼任业务处处长，同时还兼任重庆工业合作协会副总干事，主要负责重庆培黎学校的办学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杨扶青作为水产专家，被国民政府委派为华北水产物资接收专员，主要负责到天津等地接收水产方面的敌产。1946年，杨扶青出任天津垦业农场副场长。1948年，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台湾的渔业生产，委任他为上海渔业管理处专员，兼任高雄厂务筹备处主任，负责去台湾高雄筹办食品加工企业等工作。1949年，他见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国民党军队准备逃往台湾，台湾形势日非，已非久留之地，便设法搭乘台湾开往大陆的最后一批船只，到达上海。到上海后，他贫困交加，无力北归。周恩来获悉后，派人专程把他接到北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扶青作为水产方面的专家和知名爱国民主人士，被周恩来总理聘为政务院参事室参事。同时，他仍然是“中华职业教育社”（解放后改称“中华职业教育”）、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领导成员。

杨扶青对发展新中国的水产事业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他经过周密思考，积自己多年之所学所见，草拟了一份《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意见书》，呈交给周恩来总理。这份意见书，引起了周总理和政务院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在百废待兴之际，开始着手谋划如何尽快建立和发展新中国的水产事业。有着满腔爱国热忱和报国情怀的杨扶青深知，要建立和发展新中国的水产事业，需要做大量的基础建设工作，而他作为一个“老水产”，理应为建设新中国的水产事业多干点实事，多做一些具体工作。于是他向周总理提出，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都佳，极想回到家乡一带多做一些发展水产事业的实际工作。周总理见依然壮心不已，同意了他出京的请求，安排他到河北省工作。从1950年起，杨扶青先后担任河北省农林厅副厅长、商业厅副厅长和水产局局长等职务。1959年4月，杨扶青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60年，周恩来总理把年近七旬的他由天津（当时为河北省省会）请回北京，任命他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部副部长，担负起领导发展全国水产事业的职责。

1965年1月，杨扶青参加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继续被任命为国家水产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由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保护，没有遭受大的劫难。粉碎“四人帮”后，杨扶青被聘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就在他准备为发展人民共和国的水产事业继续献计献策之际，突发的疾病夺走了他的生命。1978年2月22日，杨扶青准备参加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报到后见到不少劫后余生的老朋友，心情分外激动，潜伏的心脏病猝然发作，一下病危，于当晚 17 时在北京友谊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7岁。

（董宝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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