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和翻译BEING和ONTOLOGY

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过，研究作为being的being（being qua being）是第一哲学。^[13]但是，凡研究西方哲学的人都知道，what is being是一个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很好回答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直到目前中外哲学家都没有对什么是主观处理这一概念做出一个能够令人信服的属加种差式定义。

由于正确理解和翻译好being这个单词涉及汉语是否能真正消化好两千多年来多种西方哲学理论的问题，因此今天还是应该多花一点儿时间，继续讨论应该如何正确理解和翻译好这个单词的问题为好。

笔者认为，要想在理解和把握being的问题上超过自古以来西方哲学界的研究水平，就必须连续进行六个逻辑转换，或者说把握好六个相互关联的命题或认识，它们分别是：一、being是英语单词的代表；二、词是语言的代表；三、语言可以表达思维过程和思维结果，语言是人类思维过程和思维结果的主要物质化、客体化的方式之一；四、所谓的思维过程就是人对客体进行主观处理的过程，思维的结果就是人对客体进行主观处理的结果；五、所谓的主观处理就是人对客体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考察和描述的过程；六、西方哲学界两千多年来不断追问什么是being，其所起的真正功能是在不断地追问什么是主观处理，以及追问主观处理与语言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西方哲学界至今还没有对being做出一个合适的公理化认识，还没有对being做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属加种差式定义，其主要的原因之一，恐怕与他们至今还没有完全把握好这六重逻辑转换，或者说没有完全概括好这六个相互关联的命题或认识有关。

对于什么是主观，什么是主观处理，语言是人类思维过程和思维结果的主要物质化、客体化、客观化的方式之一，所谓的主观处理就是人对客体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考察和描述的过程，所谓的思维过程就是人对客体进行主观处理的过程，思维的结果就是人对客体进行主观处理的结果等命题，前面已有比较详细的阐述，此处不再赘述。

这里应当说明的是，虽然词同语音语法一样，都是运用语言不可缺少的内容和条件，但是“词汇系统又比语音、语法系统复杂得多，直到现在，人们也感觉对词汇的系统难以把握”^[14]。加上许多语言的词汇量大得惊人，例如，仅作者本人手中所持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的《新英汉词典》，就收录英语通用单词五万余个；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汉语《辞海》，所收录的词条也有十余万条，如果再算上专有名词，如毛泽东、长江、黄河等人名地名，词汇量就更大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词是语言的代表。

日常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智力发育正常的人，在6岁左右就已基本学会了正确地使用母语发音，这也是幼儿在6岁报名上学的原因之一；而一般人到了12岁左右，就基本上不会用母语说错话了。这一情况说明，一个智力发育正常的人，到12岁左右就基本上能够正确地掌握母语的语音、语法使用规则了。目前我国的小学教育一般在学生12岁左右开始重视写作的原因也就在于此。然而，我国和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规定，只有满18周岁的人才具有政治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一情况说明，一般只有满18周岁的人，才会具有进行全部正常社会生活的基本知识。而这些进行全部正常社会生活的基本知识，都是通过词语来表达的。这一情况说明，仅仅了解进行全部正常社会生活的词汇含义，就需要比学会正确使用母语的语音、语法基本使用规则多6到12年的时间。从这一点上看，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说，词是语言的代表。这是因为，仅仅掌握进行全部正常的社会生活的词汇的含义，就要比学会母语的语音、语法基本使用规则更难，花费的时间更长。更别说从事一些专业难度较大的职业，如医学治疗，或者是处于国内国际科学研究前沿的工作，其所必须要学习的一些基本的母语和外语专业词汇的含义还需要更长的时间。一般来说，不到22岁，这些基本专业词汇的含义是很难学习完的。有关专业的学生，一般要到22岁以上才能取得有关资质证书，或是学士学位证书，在此以后才会被允许独立从事相关专业的工作。这一点已经非常清楚地被社会现实所证明。

下面再讨论有关正确理解和翻译being和ontology的问题。

每个懂得英语的人都知道，在每一本稍微大一点儿的当代英语词典中，作为being词根的be的种种用法和种种语义都已被解释和说明得清清楚楚。即使有不知道或者是不懂的地方，也完全可以通过查字典搞得清清楚楚。那么，为什么一些哲学家还要继续着力研究作为be种种用法和种种语义总括的动名词形式being呢？这不是舍简就繁吗？另外，当代英语通用单词已有数万，其中动词至少也有几千，那么，为什么西方哲学界单单垂青动词be，并单单把它的种种用法和种种语义的总括，即动名词being作为研究的重点呢？能够证明这一点的一个典型事例就是，当代西方哲学界的两个重量级人物海德格尔和萨特，就是因为曾着力研究being，并分别出版了BEING AND TIME^[15]和BEING AND NOTHING^[16]这两部著作，才被当代世界哲学界所格外推崇的。

笔者认为，当代西方哲学界单单把词根be的种种用法和种种语义总括的being作为研究重点的原因是，英语动词词根be是目前所有英语动词（含实义动词、联系动词、情态动词、助动词等动词的全部分支）词根中使用频率最高、功能最强的。这一点可以从30年多来在中国一直非常流行的一套英语教科书《新概念英语》中得到证实。如《新概念英语》第二册第一篇课文《私人谈话》共用英语单词100个，其中使用动词24个。在这24个动词中，be的各种变化形式有5个，^[17]是该篇课文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动词词根。《新概念英语》第二册第二篇课文《早餐还是晚餐》使用的100个英语单词中，动词有28个。在这28个动词中，共使用了be的各种变化形式9个^[18]，也是在该篇课文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动词词根。在《新概念英语》第二册剩余的其他98篇课文中，情况也大多如此。

作为系动词的be是目前英语系动词中用途最广，也最为“能指”的一个。人们在许多场合可以用它来说明英语的其他主要系动词，如“The word of‘ge’is a common linking verb.”（get这个词是一个常用系动词），而其他系动词则往往难以做到这一点。这是因为动词be的各种变化形式可以直接表达人们的纯粹主观判断，而不需要考虑其他的客观因素。

再者，作为助动词的be可以用其各种具体变化形式，如be、been、being、am、are、is、was、were等与其他各动词的过去分词合用，共同组成英语的被动语态，如“The book is being read by someone.”（有人正在看这本书），等等。而这一功能是所有其他英语主要助动词，如shall、will、have、do等都不具有的。

此外，在当代英语中，原为动名词的being在一些场合已被转用为与系动词功能几无联系的名词，用以指代前面已说过的事物，或者是人人都知道的事物，如those beings（那些东西），human beings（人类），等等。

词根be也是目前英语动词中保留变化形式最多的一个词根。其他英语动词连原形在内一般最多保留5种变化形式，如give、gives、giving、gave、given，而be连原形在内却保留了8种变化形式，即be、being、been、am、are、is、was、were。

中国当代著名英语语法学家张道真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曾编著过一本在国内影响很大的《实用英语语法》，其修订本到现在都很畅销。在笔者案头所放的该书1995年的修订重印本，^[19]正文共有738页。在这738页中，几乎页页都涉及动词词根be的各种变化形式，有的是专论动词词根be的各种变化形式在表达时态和语态时所起的作用，有的则是在例句中使用be及其各种变化形式。可以说，学好了be的各种用法，几乎就等于学会了英语的基本使用方法。

用中国当代汉语词汇学的术语来说，以上情况表明，英语动词词根be的动名词形式being是英语中义素最多的一个单词。^[20]由于英语动词词根be是目前所有英语动词词根中功能最强、使用频率最高、保留变化形式最多的词根，因此笔者认为，英语动词词根be的动名词形式being在哲学方法论领域完全可以，或者说已经被当作英语单词／词语的代表来对待了。(www.chuimin.cn)

以往的中国学人在如何正确翻译being一词的问题上，已经发表过多种意见。有的人主张翻译成“是”，有的人主张译成“存在”，有的人主张译成“有”，有的人则主张译成“在”，等等。

根据目前笔者对英语语法以及西方哲学的了解和理解，being一词翻译困难的地方，主要是在“What is being？”这句问话中，以及在一些专门研究作为词根be的总汇的动名词being的确切含义的论著中。在其他涉及使用being的英文文献中，翻译水平稍微高一点的译者都能根据所译文献的上下文，找到适当的汉语词语来对being进行正确恰当的翻译。该翻译成“是”的时候，他们自然会翻译成“是”；该翻译成“存在”的时候，他们自然会翻译成“存在”；该翻译成“有”的时候，他们自然会翻译成“有”；该翻译成“在”的时候，他们自然会翻译成“在”；该翻译成“感性知识”时，他们自然会翻译成“感性知识”；在仅仅起表达时态的作用，该省略不译以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时，他们自然也会省略不译。相关的中国读者在阅读时也没有发现有逻辑不通或语言不通的现象，或者是有读不懂的地方。几百年来，中外学者所翻译的千千万万本英国文学作品和各学科的专业论著在中国的命运，已经非常鲜明地证实了这一点。

以往的有关论著大多认为，在“What is being？”这句问话中的being，以及在专门研究作为词根be总汇的动名词being确切含义的论著中的being，其之所以难以翻译，主要是be的含义多种多样，同时在英语中所起的功能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作为它的动名词，其含义来源也是多种多样的，致其所含义素太多的缘故。他们还认为，虽然being因可以被当作英语系动词be和英语助动词be的动名词形式来使用而可以用作主语，从而为英美人士研究be的种种用法和功能提供了方便；但是，由于be的含义和在英语中所起的功能多种多样，所含义素太多，致使中国人乃至英国人和不少以拉丁语系其他语种为母语的人，不知道到底应该选择be的哪一种含义和be在英语中所起的哪一种功能为好。我国第一个将古希腊文中相当于being的词语翻译成“是”的学者陈康先生就认为，古希腊文中相当于being的词语，“在中文里严格讲起来不能翻译”。^[21]陈康说，其中的原因就在于being所含的义素太多。

笔者认为，上述解决being翻译问题的思路是有缺陷的。这个缺陷就是，这是一种把问题仅仅推向具体一端的方法。使用这种方法虽然可以为最后重新概括和抽象某个问题或概念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着将使问题的头绪越来越多，最后出现难以进行更高一级的概括和抽象的结果。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多少年来对词根be总汇的动名词being的研究，基本上就处于这种状态。我们使用把该问题推向具体一端进行分析的方法，其目的还是为了最后能够进行更高一级的概括和抽象，以提高日后的演绎推理和实践水平。假如做不到这一点，那就不是一种好的分析和概括的方法。所以笔者认为，目前要想解决好being的正确翻译问题，需要使用把该问题推向更为抽象的一层，也就是推向更为抽象的一端的方法。而这一方法就是，我们需要连续追问，既然being是一个词，那么什么是词呢？既然词是语言的一个构成成分，那么什么是语言呢？既然语言是人类的思维过程和思维结果，或者说是人类进行主观处理和表达主观处理的主要物质化、客体化、客观化的方式之一，那么什么是思维呢？当连续解决了这几个问题后，我想也就比较容易解决什么是作为词根be总汇的动名词being这个问题了。

笔者认为，西方哲学家几千年来不断提出什么是词根be的总汇的动名词being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实际上是想知道什么是主观处理，也就是什么是思维以及主观处理或者说思维与语言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笔者提出这一观点的根据是，虽然词根be总汇的动名词being所含义素很多，但当今每一本稍微大一点的英语词典，或者是英语百科全书，以及相关的英语语法书籍，都已将这些义素基本罗列完全，不用去探索什么是作为词根be总汇的动名词being确切含义的问题了。即使是古希腊语，也曾将相当于英语词根be的单词“on”的各种使用方式、变化形式和义素罗列得很清楚。^[22]所以说，西方哲学家几千年来不断提出什么是词根be总汇的动名词being这一问题，肯定另有原因。笔者认为，其直接原因就是，英语词根be的多种变化形式和多种使用方法，能够充分表现出人类对语言的多种多样的处理方式，从而表现出人类主观处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他们还没有概括出什么是主观处理，以及主观处理与语言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这两个问题的情况下，他们只好以提出追问作为词根be总汇的动名词being的确切含义这一方法来代替。这样的做法是人类思维比较容易达到的水平。这是因为，对现象发问，总是比透过现象看本质要容易一些，总比透过现象找其中规律性的东西要容易一些，总是比找出现象乃至规律背后所隐藏的东西要容易一些。在一定情况下，把问题搞复杂，要比把问题搞简单要容易得多。把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说糊涂容易，说明白难。

实际上，一些以英语为母语的哲学家也早已感觉到，哲学界追问什么是being的真实目的并不是想追问作为词根be总汇的动名词being的具体含义问题，因此他们也在苦苦寻找追问being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并为此连续奋斗了许多年。对于这一点，美国学者Arthur Lovejoy在其《Being之链》^[23]一书中曾做过一些考证。

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其《小逻辑》修订版一书中，已经把being一词作为建立他的辩证逻辑体系的开端，也就是把being认作人类认识的开端，但还没有达到概念的一个阶段，也就是客体主观化的第一个阶段。^[24]这一阶段实际上相当于毛泽东在《实践论》一书中所说的“感性认识阶段”。然而，黑格尔到最后还是没来得及专门论述什么是being，从而未能解决“What is being？”的问题。

由于直到现在相关的哲学方法论还很不发达，尤其是主观辩证法基本要素还未实现公理化，致使他们未能将being是英语单词的代表，词是语言的代表，语言是人类思维过程和思维结果的主要物质化、客体化方式之一，所谓的思维过程就是人对客体进行主观处理的过程，所谓的主观处理就是对客体进行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和概括的过程这五个命题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甚至可能还没有完全分别抽象或概括出这五个命题来。所以，直到今天，包括以英语为母语在内的拉丁语系的有关学者，都没有全面正确地回答出，在“What is being？”（什么是being？）这一问句中being到底意味着什么。例如，海德格尔和萨特这两个几乎是当代世界最为著名的哲学家，尽管分别各自写了一大本几乎是专论being问题的著作，但是他们两个人终究还是没有说清楚究竟应该如何全面理解有关什么是being，或者说being as being这一问题。^[25]

关于当前如何正确翻译being的问题，笔者认为，由于准确翻译being含义的困难只出现在“What is being？”这句问话，以及在专门研究作为词根be的总汇的动名词being的确切含义的论著中，翻译困难的范围极小，同时我们又不能把“What is being？”翻译成“什么是主观处理”，因为being的字面意思和主观处理这一概念之间差着许多环节，因此我们不妨把此处的being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来对待。在这一情况下，笔者认为，在翻译“What is being？”这句问话时，最好把它翻译成“什么是being？”。在讨论作为词根be的总汇的动名词being的确切含义的论著中，也相应地保留了being这一英语表达形式。首先，由于目前中国相关的专业人员在讨论作为词根be的总汇的动名词being的确切含义的论著中，一般也都是这么说的、这么问的、这么做的，这说明这么说、这么问、这么做是符合汉语语法的。其次，假如我们在这句问话中保留其原来的英语表达形式being，就可以很方便地全面保留原有问话中的全部信息，以便于今后继续关心这一问题的人数极少的专业人士来讨论。更为重要的是，理解是第一位的，翻译是第二位的。在已经比较充分地理解和搞清楚了西方哲学界几千年来追问什么是being的前因后果之后，我们在翻译“What is being？”这句问话，以及在专门讨论作为词根be的总汇的动名词being的确切含义的论著时，保留其原来的英语单词being这一文字表达形式，就不会影响到我们对being问题的理解了。其实，不少中国学者在翻译其他学科的一些论著时，早已采取保留个别原外文字母、单词乃至词组这一方法，用以简洁或方便地全面保留原有词语所表达的全部信息。例如，在我国各种高等数学教科书乃至一些初高中数学课本中，保留原英文、拉丁文、希腊文字母、单词、词组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初高中以上的数学课本中保留sin、cos、tan、cot，等等。此外，还有一些高等学校教科书乃至一些常见报纸杂志中出现音译部分外文内容的现象，如使用“拉普拉斯变换”、PM2.5这类专用译名，用以节省中文表达字数。再如，现在已有不少学术出版单位和学术期刊业已规定，在汉语学术论著注明外文引文出处时，仅仅用原外文原文列出有关的著者、书名、出版地、出版社名、出版年份即可，而不必再写出中文译文，以方便有关的科研人员和编辑人员溯源查找或审阅。笔者认为，只要有利于中国人全面消化西方各学科的先进文化和知识，有利于中华文化全面赶超西方文化，在汉语学术论著中暂时保留个别原外文字母、单词或词组，不一定是坏事，只要不像中国古代一些翻译家在翻译佛经时满篇都是不加注释的音译梵文，搞得“中国僧侣念了一千多年还多半是照本宣科而实际不懂”^[26]就行。其实，英国人在翻译德国哲学方法论著作时，也是这么做的。例如，英国人在翻译海德格尔的《BEING AND TIME》一书时，把书中最重要的一个德语单词dasein（相当于英语中的being）翻译成英语时，也是把dasein完全不变地写入英文，以保留其全部信息。^[27]

这里还应当指出，两千多年来，包括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18世纪的康德、黑格尔，以及20世纪的萨特和海德格尔在内的学者们没有说清楚being到底是什么的更深一层的原因可能还有，以古希腊语和古今拉丁语系各语种作为母语的人，在进行抽象思维和语言表达时，其本身就深深地陷在包括系动词时态语态和助动词时态语态在内的动词语态和时态的束缚之内。这种抽象思维和语言表达方式方法，实际上是把表达动作行为、判断、命题和时间等几个环节的事情混合在一起来进行思维和表达。加上英语等拉丁语系的不少具体存在形式是缠绕语，它们的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在句子中的摆放位置自由度要比汉语大得多。因此，他们在对being进行定义时，很容易形成循环定义或同义反复，把“What is being？”中的动名词being与表达语态的现在分词being，以及与表达变化时间的现在分词being混在一起，一大串being连在一起用，让人搞不清楚谁是谁，造成作者和读者思维混乱，想不清楚也表达不清楚的结果。幸好汉语属于独立语系统，不像英语等拉丁语系统的各具体语言几乎句句都要涉及时态和语态等问题，因此汉语在进行抽象思维和语言表达时，很少会把这几个环节的事情混合在一起进行思维和表达。所以，中国人可能更容易正确地回答“What is being？”这一问题。文章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了中国宋代大诗人苏轼所写的一首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把这首诗的意境用在这里，倒蛮合适。看来，抽象思维习惯和语言表达习惯还是保留多样性更好一些。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此外，笔者认为还应该提到另外一个与此相关的非常重要的英语单词ontology正确的英译汉问题。其实近百年来中国学者之所以不断讨论being问题，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想正确地翻译ontology这个英语单词。过去我们常常把ontology翻译成“本体论”，但是这一译法不符合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对“本体”一词的理解和使用。^[28]尽管目前国内有一些学者提出，可以把ontology已被习惯地翻译成“本体论”这件事当成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本体”思想的一种转义来对待，^[29]但是，由于汉语有望文生义的特点，而且这一译法业已严重影响到当代中国哲学界完全消化多种西方哲学理论的进程，同时它也严重影响到中国哲学全面赶超西方哲学方法论的步伐。因此，这种译法严重混淆了中国读者，甚至包括一些相关专业人员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本原”“本体”“本源”等概念的理解，^[30]同时，这种译法也无助于相关专业人员加深对being问题的理解。所以，笔者建议，必须尽快改变这一译法。

笔者认为，由于我们已经搞清楚应当如何正确回答“What is being？”，因此我们可以把ontology的汉译加上“主观处理论”。这是因为，在当代最常见的英语词典和大百科全书中，都非常明确地写明ontology是研究being的一门学问。例如，在英国常见的《钱伯斯英语词典》中，在解释ontology时，是直接写明ontology是研究纯being的一门学问（The science that treats of the principles of pure being.）。^[31]

虽然我们不能把“What is being？”翻译成“什么是主观处理？”，但是却可以把ontology翻译成“主观处理论”。这是因为，仅仅翻译一个单词的词义，与翻译一个句子中的同一个单词的词义是有所区别的。词义是显性思维环节，它可以不顾它在形成过程中所经历的其他环节、其他因素、其他概念，直接用词语来表达。黑格尔曾在《小逻辑》一书中对此现象有过这样的论述：“概念本质上即在于扬弃它的前提。”^[32]此话完全符合人类主观处理的实际情况。同时，黑格尔的这句话也从哲学角度清楚地说明了语言中为什么会有多义词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