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与理性活动：人类的意识与限定

在对当代实践概念的内涵进行界定的过程中，必须了解当代实践概念所处的三种对立状态。这里所说的对立状态，是指人们在思维中把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事物或概念放在一起来考虑。笔者认为，只有同时认识到当代实践概念所处的三种对立状态，才能更加充分地认识到，为什么只有实践才是打通人类认识与客观世界之间的桥梁，实践是人类认识与客观世界相统一的必经之路。^[14]

当代实践概念所处的第一种对立状态就是实践概念与其属概念之间的对立，也就是实践与人类其他活动之间，以及实践与其他动物活动之间的对立。而人们在思想上确立这一对立的目的，是要了解实践的种特征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要搞清楚到底为什么今天只称呼人类的部分活动为实践，而从不称呼人类的另一部分活动以及其他动物的任何活动为实践。实际上也是在说明，为什么只称呼人类的部分活动为理性活动，而从不称呼人类的另一部分活动以及其他动物的任何活动为理性活动的原因。

在回答以上问题之前，需要对人类实践活动最直接的属概念——人类活动做一个分类。首先根据人类各种活动的特征，把人类活动划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人类在理性控制下，或者是在一定的理论观点或意识控制下所进行的活动。这类活动就是人类所进行的各种有意识的活动。这类活动的存在形式有生产劳动、消费、娱乐、婚配，等等。第二大类是人类所进行的各种无意识的活动，如眠中翻身、梦游、婴儿吃奶、婴儿啼哭、婴儿蹒跚学步、个别精神病患者及智力发育不全者所进行的发病活动等。在人类所进行的这两种活动中，可以将第一大类活动称为实践或者是理性活动。这是因为，只有这类活动才是人类所特有的活动，或者说，只有这类活动才是人类超越其他动物，成为世界的主宰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而将这类活动称为实践，在客观上也符合当代人们对实践这一概念的实际使用情况。至于人类所进行的第二大类活动，在当下的论域，只能将其归结为与其他动物活动没有区别的本能活动。这是因为，人类所进行的这类活动，并不是人类超越其他动物的直接原因之所在。

接着需要解释清楚，在人们目前还无法与其他动物进行直接的主观交流的情况下，为什么可以说人类所进行的一些活动是在一定的理论观点或意识控制下所进行的活动，而从不称呼其他动物所进行的任何活动是在理性或意识控制下所进行的活动。这也就是说，必须说明什么是意识、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性活动、什么是理性，等等。

笔者认为，之所以说人类所进行的一些活动是实践、理性活动，或者是在理性或意识控制下所进行的活动，是因为人类能用更多的因素，或者说从更多的方面来限定自己的一些活动。换句话说，人类实践的种特征就是人类能用更多的因素限定自己的活动。这也就是所谓的人类具有意识、人类是理性动物，等等。在这一语境下，人类活动的属概念就是动物活动。

为了证明以上命题，有必要比较仔细地考察一下人类活动与其他动物活动之间的不同特征。

人们知道，包括人类在内的每一个动物个体，都需要主动地进行一些肢体活动，以逃避天敌，取得食物、水、栖息地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寻找性伙伴等，并保证其个体的生存和本物种的繁衍。而人类的肢体活动与其他动物的肢体活动都具有这一功能。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人在进行上述活动时的活动方式却与其他动物大不相同。首先，在获取食物、水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在逃避天敌的过程中，除了极少数动物，如一些灵长目动物和一种海狸鼠外，其他动物完全依靠它们自身的体力。例如，非洲狮子在捕食其他动物时，完全依靠它们自身的体力。其次，其他动物只能利用它们周围的客观事物本身，而不会利用它们周围客观事物的属性，即不会利用它们周围客观事物相互之间的关系。例如，羊群只会啃食原已长在地里或是由人喂给它们的青草和谷类，而不会去种植青草和谷类；非洲狮子只会捕食原已生活在草原上的其他动物，而不会去饲养其他动物。

即使目前世界上还存在一种海狸鼠能够在获取食物的过程中使用石头作为工具，以及某些蚂蚁会在蚁穴中种植和食取蘑菇，大猩猩在获取食物的过程中使用石头和木棒作为工具，有的大猩猩甚至还会利用自己的体力来改变所找到的棍棒的外形这类现象，但它们的这类活动只能算在一项行动中涉及了两到三个环节。如海狸鼠利用石头块砸开海贝取食贝肉就涉及两个环节，其中，第一个环节是寻找合适的石头作为工具；第二个环节是利用所找到的石头砸开海贝的外壳，以便获取海贝外壳中所包裹的贝肉。某些蚂蚁会在蚁穴中种植和食取蘑菇也涉及两个环节的活动，其中，第一个环节是用自己的牙齿咬下大小合适的相关树叶，搬回蚁穴放在专门的区域，让其变为生长蘑菇的菌基菌料；第二个环节就是取食业已长成的蘑菇。而大猩猩所进行的一些活动则涉及三个环节，其中，第一个环节是先找到一截比较适合加工的棍棒，一般为中间有疤结的坚硬树枝；第二个环节是利用自己的体力来改变所找到的树枝的外形，一般是将其折短一些，使之适合自己的使用；第三个环节是使用已改变了外形的坚硬树枝砸开带有硬壳的坚果，并取食硬壳内所包裹的果仁。

而人类在获取食物、水等生活必需品，以及逃避天敌的过程中，表现得要比其他动物复杂得多。例如，在今天的中国农村或农场，有许多农民和农业工人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都在使用联合收割机来收割小麦。在使用联合收割机收割小麦的过程中，收割机手所干的工作就是按照有关的规定和程序操纵收割机。然而，使用联合收割机收割小麦所涉及的因素和环节，除了需要收割机手按照有关的规定和程序操纵收割机，进行必要的体力和智力支出外，还需要使用一部结构复杂和工作正常的现代化收割机，以及型号对路的燃料。而为了要得到工作正常的收割机和型号对路的燃料，则要涉及其他许多相关的因素和环节，如收割机零件的生产和组装。而收割机零件的生产和组装又要涉及更多的相关因素和环节，如钢铁生产和其他相关原材料的生产，直到最后几乎能与所有的工农业生产部门（如发电行业、计算机制造、煤炭生产、运输行业、铁路公路建设），乃至与各级教育活动和整个社会管理活动联系起来。这样一来，在使用联合收割机收割小麦的过程中，作用于被收割的小麦这一客体之上的就不仅有收割机手的体力和智力支出，还有收割机、燃料、钢铁、铜、铝、塑料、原油、机床设备、电力等物品的设计和生产人员，以及从事相关科技教育和整个社会管理活动人员的体力和智力支出，还有大量有关物品的特性和属性，例如钢铁、铜、铝等物品的硬度和韧度，橡胶轮胎的弹性，通过内燃机燃烧燃料释放出来的热能等一系列其他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为了达到用尽可能少的时间取得尽量多或者是足够多的小麦这一最终目的，不但要利用自身的体力、智力及周围客观事物本身，还通过制造和利用工具、机器、燃料等方式利用周围客观事物的属性，即利用周围客观事物之间的必然关系。

当然，在人类早期的历史中，获取生存资料以及保卫个体和群体的活动要比今天简单得多，所涉及的因素也要比今天少得多。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人类获取生存资料以及保卫个体和群体的活动，也要比当时其他动物的活动复杂得多。这也就是为什么从19世纪起，许多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把100多万年前人类开始使用工具制造工具，即用石头打制石头工具，与人类生活及劳动的出现联系起来，也就是把利用工具制造工具作为人类超越其他动物起点的最主要标志的原因。从19世纪起，许多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已经认识到，利用工具制造工具这件事，显然要比在获取生存资料以及保卫群体生存的活动中仅仅使用石头和棍棒作为工具这类事情复杂得多。

其实，以上的各种情况，许多先哲都已在他们的论著中多次提到。笔者只是想在这里强调，我们应当从以上所述的各种具体客观事实中，抽象出或者是概括出，人在利用周围客观事物的属性，即利用周围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从而将许多相关的因素融合在自己的活动之中时，实际上是给自己的活动添加了更多的限定性因素。

人类在消费娱乐等方面，也会用更多的因素和环节限定自己的活动。例如，人在每天都要解决的吃饭睡觉这类消费问题上，就给自己设定了比其他动物更多的限制。人在吃饭时不仅要考虑是否有东西可吃，以及这个东西是否适合人吃这两个因素，还要考虑特定的当事人是否有权利吃特定的食物、吃饭所处的场合、吃饭所使用的餐具、吃饭的仪表姿态等多种因素。假如我们在食品商店里不付钱就乱拿东西吃，就要被冠以强盗或小偷的头衔而受到社会伦理道德的谴责，或者是法律的惩罚。假如一个明星大腕走在街上啃玉米，被人看见拍成照片上传到互联网上，他马上就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之一。在睡觉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人类从原始社会时代起，就不是见到床位，或者是见到有空的地方，就可以随便躺在上面睡觉的。在原始社会，靠近火塘的地方，在夜晚一般是要留给家中长辈使用的。在今天，到宾馆饭店占床睡觉也是要付钱的。在家中和学校宿舍里，一个人的床位一般也都是相对固定的。没有特殊情况，别的人一般是不允许见床见炕就上去睡觉的。(www.chuimin.cn)

在动物活动的另一个领域，即在与同类动物，或与同一共同体的其他动物个体建立和保持伙伴关系这一领域，人类的活动也要比其他动物复杂得多。例如，在建立和保持性配偶伙伴关系的活动中，人类给自己加的限定性因素就要比其他动物给自己加的限定性因素多得多。在其他动物中，决定能否建立和保持性配偶伙伴关系的因素仅为同类不同个体之间本身身体素质的不同，例如个体大小、体重、肤色、体力、体态、身体灵活性、个体是否处于发情期，等等。而在人类社会中，人们在选择性配偶时，除考虑对方的年龄、相貌、身体健康状况等对方个体的身体条件外，还要考虑对方的性格、职业、经济收入、财产多寡、家庭社会关系好坏、社会等级、社会地位等多种因素。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在选择性配偶时，还必须禁忌近亲婚配，并为此建立起了非常复杂的婚姻制度和亲属制度。有些当代独立思维能力极强的学者，如已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原民族研究所的蔡俊生先生就认为，大约十万年前，一些人类原始群团开始实行近亲婚配禁忌，这是人类最终脱离动物界所迈出的最为关键的一步。^[15]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学科的教学和科研人员还是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的。例如，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叶蜚声等人在其所著《语言学纲要》一书中就提出，“语言……是人类和其他动物分道扬镳的最后的、最重要的标志。”^[16]不过，从中国当代民间对违反近亲婚配禁忌的男女双方都要被骂作“不是人”“乱伦”的现象，以及中国当代法律规定父母双系三代以内有血缘关系者不得通婚，还有在各人类共同体早期对违反近亲婚配禁忌的女子甚至包括男子都要处以最严厉的惩处，同时，从没有人说成年聋哑人不是人这些历史事实来看，笔者认为，蔡俊生等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古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所概括的理论观点，应该更加符合历史事实一些。

叶蜚声等人在其所著《语言学纲要》一书中曾转述说，“根据最新的研究，大约五万年前，智人的一支开始有了语言”。^[17]但是，由于口头语言有说过即逝的特点，而文字语言出现的历史才五千多年，因此对语言出现的年代考证是一种推测性远高于对人类骨骼考古的年代考证。而且当代人类婚配生殖状况的现实，如近亲婚配其后代出现残疾和精神发育不正常的比率非常高等现象，也使人不得不采纳蔡俊生等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古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所提出的理论观点。

在其他动物中，如在蚂蚁、蜜蜂、大象，甚至像大猩猩和黑猩猩这类高等动物中，建立和保持伙伴关系的范围不会超过性配偶关系和血缘关系。而在人类社会，建立和保持伙伴关系的范围除了性配偶关系和血缘关系外，还有更为复杂、内含中间环节更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换句话说，人类活动的本质特征，还可以由人类在人类自身相互之间建立了比其他动物自身相互之间更多的关系这一点来表现。

虽然人类目前暂时无法与其他动物进行直接的思想交流，从而似乎无法确定其他动物是不是也有思维活动，但是人类能用更多的因素限定自己的行为这一点，却还是能够被人类自身所直接观察到和所理解的。因此，人类活动与其他动物活动之间质的不同，是由他们限定各自活动所涉及的因素数量上的不同而引起的。质的不同来自于量的不同，不同的量可以表现为不同的质。质变来自于量变。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对于质和量之间关系的科学描述，确实是我们认识人类活动与其他动物活动之间质的不同的锐利的思想武器。^[18]

因此，所谓的人类实践和理性活动，就是人类能用更多的因素或环节限定自己的活动。^[19]

笔者在已出版的《劳动、所有制和绝对价值》一书中，曾为了有利于绝对量化抽象劳动而将人类的实践活动或理性活动称为“多环节活动”。^[20]这只是为了有利于绝对量化抽象劳动才这样说的。这正像人们为了思维和表述的简洁和明确，在不同的场合可以把同一只猫分别叫作“一只家猫”“一只公猫”“一只猫科动物”“一只食肉动物”“一只哺乳动物”“一个脊椎动物”“一个脊索动物”“一个生物”“一个东西”等，而且每种叫法都是对的，或者说都是合适的道理一样。^[21]

黑格尔曾提出“人不外是他的一系列行为所构成的”^[22]观点。这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观点。可惜的是，黑格尔没有进一步指出人的一系列行为与其他动物（如狼、熊、虎、豹等）的一系列行为之间有什么独特或者是不同之处。

这里还应当指出的是，当我们回答人类实践的种特征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也就是说，当我们把实践与人类其他活动，以及实践与其他动物活动的区别联系起来的时候，是把意识及其结果理论与实践统一在一起的，并将在意识的指导和控制下作为实践的种特征。

黑格尔当年在《小逻辑》和《逻辑学》这两本书中提出，同一事物或同一事件可以处在自在自为状态（in-and-for-itself），指的就是在意识的指导和控制下的人体活动，指的就是实践，其他事物只能处在自在状态（in-itself）。同一事物或同一事件也可以处在第三种状态，即自为状态（for-itself）。这一状态指的是人类对客体有了认识，或者是有了正确认识时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