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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府公立中学堂:辛亥革命四川策源地

【摘要】:鉴于叙府公立中学堂对民主革命的贡献,其被人们誉为“辛亥革命四川策源地”。王俭恒、濮志和、雷昭仁等数次典当或变卖自己的私人物品,用以维持学校运行。1915年2月,张列五被袁世凯诱捕,4月17日被害于北京宛平。学校虽然几易校名,但仍坚持发扬创学初期坚忍不拔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教师和有志之士的鼎力相助下,始终未曾停办。为了确保师生安全,省教育厅决定将城内学校逐步向周围郊区疏散,继续办学。

除了投身教育事业之外,学校创始人张列五、廖绪初、李宗吾等人也积极参与反帝反清的革命活动,1906年,他们相继加入由孙中山发起的中国同盟会。同年夏季,通过同乡会的认可,同盟会将在知耻中学任教的同盟会员黄金鳌委派到叙府公立中学堂担任“监学”(校长)。紧接着,同盟会员陈道循、郭书池先生长子郭蔚华等人也来到叙属中学,他们在任教的同时,宣传进步思想,发表进步言论,发展革命力量。

在辛亥保路运动时期,学校明确提出要把“性行端谨,英勇有为”的青年培养成为革命之主力。叙属中学先后加入同盟会的师生总数超过一百名,这里实际上成了当时四川省同盟会的秘密省级机关、革命中心、党人交通枢纽,或开会联络,或商计大事,还将武器弹药及机密文件藏在学校。学校还派出学生多名进入军官学堂学习军事,有十余名学生在“光复”初期胜任师团级军官。在辛亥革命时期,叙府公立中学堂师生以同盟会员为核心,联络高等学堂、通省师范学堂、武备学堂等师生进行革命活动。鉴于叙府公立中学堂对民主革命的贡献,其被人们誉为“辛亥革命四川策源地”。

在保路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叙属中学再次陷入困境。因为革命需要,张列五担任重庆督军,长期在重庆领导革命,廖绪初赴川南任职,无力顾及学校,于是,所有的重担都落在了当时的监学王俭恒一人身上。为了筹集校款维系办学,王俭恒到叙属各县催收校款,却收效甚微,学校一度全靠教员义务苦苦支撑,还要借寒暑假回乡筹款。王俭恒、濮志和、雷昭仁等数次典当或变卖自己的私人物品,用以维持学校运行。学校早已负债累累,校务也因此废弛。

1912年,张列五任四川副都督,廖绪初担任四川审计次长,两人再次回到成都,眼看着自己亲手创办的学校在动荡和混乱中飘摇,他俩决心出力整顿学校,与教职员一起共同集资,赎回被典当的校产,重新振兴校务。同时,他俩公推四川大学创办者之一、时任四川省教育司长的长宁籍教育家沈与白为校长,特聘同盟会员、毕业于四川高等学堂的宜宾人李筱亭担任监学,邀请同样毕业于四川高等学堂的赖建侯担任校务。

学校开始慢慢恢复,只是谁都没有想到,打击竟然接二连三地到来。1912年底,袁世凯以咨询川政为名,电召张列五入京,实则是将他控制在北京。1915年2月,张列五被袁世凯诱捕,4月17日被害于北京宛平。之后,郭书池、廖绪初等学校创始人也相继去世。学校虽然几易校名,但仍坚持发扬创学初期坚忍不拔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教师和有志之士的鼎力相助下,始终未曾停办。

1935年,为整合全省办学资源,扩大办学规模,培养更多的升学预备人才,同时,由于刘湘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考虑到学校曾有过光荣的革命历史,决定将叙属联立旅省初级中学(即几经易名的叙府公立中学堂,以下简称叙属联中)由四川省政府改组统办,经费开支标准与其他省立中学相同,并聘请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李惟远担任学校校长。

李惟远博学多才,深谙教育之道,他于1931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教育学学士学位后,又前往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教育学。来到叙属联中之后,他施展拳脚,逐步改革,从整顿校风到改订规章制度,从修缮校舍到增加教学设备[1],学校再次焕发生机,办学质量也逐渐提升,开始颇具一所省立学校的模样,并受到社会各界欢迎。为此,四川省教育厅还专门奖励叙属联中一套先进的教学仪器,以资鼓励。

1937年,学校集资修建了一座图书馆,为了纪念学校创始人郭书池先生当年的捐资办学之义举,特命名为“书池图书馆”。这是一座小小的、全砖头结构、带着玻璃窗的房子,可以说是学校当时最漂亮的建筑物。

1938年,为响应国民政府教育部《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办法》,把学校的教育事业推向社会,满足和带动社会民众对教育的需求,以期最大效用地利用有限的教育资源,促进社会进步,叙属联中也开始兼办社会教育,成立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设“民众识字”“抗战宣传”“通俗讲演”“抗日壁报”等四组,经常走出校园,深入乡村院落,与人民大众打成一片。一时间,田间地角,随处可见叙属联中学子的生产实践身影;街头巷尾,随处可以听见他们激情洋溢的演讲。

正当学校的各项工作逐渐走上正轨时,日军炸弹开始投向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成都,没日没夜地狂轰滥炸。为了确保师生安全,省教育厅决定将城内学校逐步向周围郊区疏散,继续办学。1939年3月,叙属联中奉令从马镇街搬迁到距成都四十多公里的崇宁县唐昌镇(今郫都区唐昌镇),在一所废弃的城隍庙里开学上课。学校还没有安顿好,校长李惟远就奉调赴渝受训,直到1940年春,四川省实行中等学校划区制,李惟远才受调返回成都,可没多久又被调往乐山筹办省立师范,这让全校师生感觉校中没有领导,而学校再次陷入停顿之中,每个人都感到焦虑不安,于是发生了护校运动,而校务再次废弛。

1939年,国民政府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以升学准备为目的的六年一贯制中学,即将初、高中整合为一个统一的进程。为了落实这一决议,四川省教育厅选定叙属联中,将其作为推行六年一贯制教学的实验学校,移设华阳县,改名为“四川省立华阳中学”(以下简称省华中)。1940年春,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因公赴渝请示,撰写《省立实验中学办法纲要草案》面请教育部主管司科指示意见。9月1日,省立教育科学馆副馆长汤茂如奉令到学校就职担任校长,计划将学术研究与实验工作相辅而行。学校行政上受教育厅督导,学术上受教育科学馆辅导。当时省华中还有旧生四班,9月10日,校长汤茂如在省立教育科学馆同事的协助下,严格考选新生两班。(www.chuimin.cn)

城隍庙虽然已经破旧不堪,教育设施严重缺乏,在四川省教育厅的鼓励之下,再加上崇宁当地人士热心的合作与协助,师生们一起努力改造,使其逐渐适合教学的需要。老师们在抗日救亡精神的鼓舞下任劳任怨,学生们则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相互勉励,随时准备投笔从戎,为国出力。“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是渗入列五学子骨髓的公勇报国的精神,也是代代相传的“列五精神”的精髓。

汤茂如不愧为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所创乡村建设系学派的“四大金刚”之一,他提出本“公”“忠”之精神办学,立“诚”“敬”“和协”之校风。他的到来,提升了学校的办学理念,形成了省华中鲜明的办学特色,使学校一举成为全省最拔尖的中学校之一。1942年底,王崇阶继任省华中校长,对学校课程和学制推行了进一步改革,他坚持民主办学思想,任人唯贤,主张自由发展,把学校办成一所有灵魂、有思想、有精神的学校,使得学校风气为之大振,声誉为之远扬。

蔡章选于1942年秋考入省华中19班,在校学习的六年成为他人生一段难以忘记的美好时光。

学校在破庙里,生活艰苦,设备简陋。师生300多人全住校内,共同学习,一起生活,读书风气良好。起床号音一响,同学们立即起床,三三两两漫步在沟边、田间、操场上,手捧课本有的默诵、有的朗读。晚上自习,闪闪小油灯,全校一片寂静,都在认真复习或预习功课。每期小考(期中)、大考(期末),不论酷暑严寒,绝大多数同学在昏暗的油灯下,复习功课至深夜,更有甚者可以通宵达旦,同学称之为“开夜车”。每到课外活动时间,球场上、操场里,打球、赛跑、跳高、做器械运动,到处都在蹦蹦跳跳,一派生龙活虎的景象,好不热闹。[2]

省华中时期,是列五中学一段独具风采的辉煌时光。当时学校聚集了一大批海内外名流:著名教育家叶圣陶、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文幼章、著名教育家和作家李伏伽、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徐霞村、中共川西特委车耀先、外交家施谷等。这些教育精英的加入,为学校带来了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开阔了师生们的视野,提升了教育质量,为省华中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1944年,为纪念先烈张列五,省临时参议会提议,省华中更名为“省立列五中学”。1947年,学校从崇宁县迁回马镇街6号。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又经几次更名,1994年正值九十周年校庆,学校已成为四川省首批重点中学,为了纪念张列五先生创建学校的伟业,弘扬列五中学“爱国益民”优良办学传统,校友会发出倡议,请求恢复“列五中学”校名,经成都市教委同意,学校再度更名为“四川省成都列五中学”。

列五中学在百年间几度沧桑,又几度辉煌,却始终没有忘记“教书育人”的初心。1940年11月,叶圣陶前往叙属联中视学,正好碰上学校三十六周年纪念,他亲自手写篆书“自彊不息,其命维新”以庆贺。这八个字,却正好概括了列五中学从创建一间简陋学堂到如今的四川省一级示范学校一路走来的艰辛与坚持。正是一代代列五人以自强不息的精神,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和风雨的吹打,开拓创新,砥砺前行,以心血铸就了今天的列五校园,孕育了这方饱含文化底蕴的育人乐土。

【注释】

[1]汤茂如:《试验六年制中学一年后》,《中等教育季刊》1942年第1期。

[2]蔡章选:《列五中学在崇宁》,载成都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编·教科文卫卷(上卷)科教艺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