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在教与学中的支持成果

关于技术及教育技术的教学价值问题是现实中存在的一个教学问题。总会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信息技术在教学中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在理论和实践上，信息技术的价值到底何在？翻开人类认识技术的历史，不难概括出三种思潮：技术乐观主义、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中立主义。而对信息技术在教学中应用的基本认识，也大体如此。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历来是人类的福音，信息技术与以往的各类技术一样将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祉、更有效的生存方式和更高度的个人尊严；技术悲观主义者认为，科学技术的本质始终是一把双刃剑，信息技术不可能逃逸出已有技术的宿命。应用技术势必造成人的主体性丧失。技术中立主义者认为，科学技术本无社会属性，它仅仅是一种人类用来实现自己价值的手段或工具体系，而其价值基础不在于技术属性而取决于人的理智和德性。

随着人类实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实体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并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产生着不同的影响，使得人们逐渐开始关注技术的自然属性，而逐渐忽略了技术的社会属性。有学者在研究技术的自然属性之后，发现在技术的使用价值方面，人们似乎没有什么争议。因为人们能够实际体会和观察到技术给人类行为带来的各种影响，使用了技术总能够给人们带来或好或坏的效果，在实践中使用各种实体技术，有时会收到好效果，而有时却事倍功半，甚至会出现负效果。由此，学术界逐渐形成了技术中立主义的思潮，出现了技术工具论，或称为技术价值中立论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技术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其本身与社会因素和价值无关，没有好坏、善恶及对错之分。技术作为一种纯粹手段，可以被用于任何目的，既可以用于积极的目的，又可以为消极目的服务，它与它所服务的价值目的只具有或然相关性。这种指向并不是由技术本身能够决定的，而是由外部因素强加于它的。作为实然领域中的技术只指向“能做”，至于是否“应该”做以及“如何”做则是由属于应然领域的人所决定的。“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何种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是技术中立论的始祖，他认为技术自身不具有目的性，技术只能作为目的手段，其自身并无善恶之分。之后的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一书中也指出，“无论如何，更明确得多的是，技术仅仅是一种手段，它本身并无善恶。一切取决于人从中造出些什么，它为什么目的而服务于人，人将其置于什么条件之下”。这类想法的基本点在于人类手段和目的的分离，而且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可谓不在少数。那么，为什么这种观点能够被很多人接受？这里有历史的原因和认识论上的根源，由于早期学者对技术漠不关心，看不到技术的伟大意义。另外，早期的学者没有把技术看作是人的一个活动过程，从而分裂了事实与价值、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内在联系，只关注技术的自然属性和物质性，而忽视了技术的社会属性和精神性。使用辩证的观点看这个问题，技术不仅具有物质性而且还具有精神性，不仅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也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技术展现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展现了他的生活生产的直接过程，因而也展现了他的社会生活关系以及由它而产生的文化表现”。这句话告诉我们，当把目光投向技术的物质性或自然属性时，其工作原理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凡技术上可行的，都可以去做，它可以适用于世界的不同地方。但当我们从文化层面整体上考察技术时，就会得出对技术不同的认识。使用技术是一种文化表现，在开发和使用技术时就会发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技术现象背后，一定隐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有着丰富的价值内涵。当技术被用于教学之中并发挥作用时，就一定有学生和教师的参与，就一定会有人的活动，因此技术也就必须适应一定的活动模式，这些模式也应该符合并按照人的特定的、有效的活动模式运动。在信息化学习方式中，技术则一定需要按照学生和教师的活动模式运行，必须适应学生与学生、教师与学生的人际关系。马尔库塞更加明确地将技术作为了一种人的意识形态来看待，“技术始终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的设计，是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统治的既定目的和利益，不是‘后来追加的’和从技术之外强加上的，它们早已包含在技术设备的结构中。一个社会和这个占统治地位的兴趣企图借助人和物而要做的事情，都要用技术加以设计。统治的这种目的是‘物质的’因此它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本身。今天，统治不仅借助于技术，而且作为技术而永久化并扩大”。让伊夫·戈菲也指出，技术从来就不是中性的，而总是一种个性的投射。

作者认为，技术并不是一种中性的手段和方法，而是特定社会中人的价值的一种载体，因而它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体现着社会的价值观。由于技术不仅仅是具体的工具、设备，而是包括工具和设备等物质手段以及方法、知识和各种活动方式的总和。因而使用者的价值观、意志、信仰和思维习惯必然在技术的设计、开发等一系列环节中渗入到技术之中，使根源于社会的普遍标准被纳入其中，并且在使用技术的过程中也时刻体现着技术的社会性特征。德国人卡西尔的观点值得重视，他从文化的视角，将技术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技术文化。他认为技术是以“技术文化”的角色存在于文化之中的。文化以技术为基础，并对技术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产生宏观调控。没有离开技术的文化，也没有离开文化的技术，二者是一体的。不同的文化，对技术的理解和使用也会有所不同。在落后的文化环境中，即便是有条件使用先进技术，由于整体文化的落后，人们的头脑没有现代化，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与现代技术具有很大的差距，不能有效地利用技术达成目的，也不能理解现代技术给人们带来的新刺激，人们的思想、理念、观点、眼界和习惯更不能适应现代技术给人们带来的恩惠。作者认为，落后是整体的落后，是精神和理念的落后，是文化的落后，而不仅仅是技术的落后。美国学者安·兰德指出，理念是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的现实力量。教师的头脑现代化远远比教室现代化重要得多。希望通过信息技术的添置和使用来从根本上改善和提高学习水平的思路是一厢情愿的，客观现实是不会配合的，这种急功近利、单路冒进的做法是十分愚蠢的。在目前情况下，国家出巨资为落后地区购置信息技术。但是指望信息技术能带来教学水平的真正提高，一举赶上发达地区是极不明智的举措。认为为落后地区送去了信息技术、送去了电视信号和大量网上资源，落后地区的人们就会脱胎换骨、剔除陋习，就会依靠自身的努力实现真正的发展，也是很幼稚的。送去了之后，用不用？看不看？干什么用？看什么？这些完全出自主观的、思想性的、社会性的决策行为就成为关键问题，而这些恰恰正是差距之所在。实际上，越是发达的地区越需要信息技术，而不是相反。落后地区目前急需的不是大批量的信息技术装备，而是对教师有实效的培训，真正提高教师的素质和水平，继而使得学生获得真正发展。有论者会提出，可以依靠信息技术培训教师，使用信息技术促进学生发展，但事实证明只依靠信息技术的教师培训是靠不住的，运用信息技术也不过是学生学习的一种辅助手段，而绝不可能成为主要方法。在文化落后地区，只是提供了足够量的技术要素，一定不会取得好效果。即便是可以使用信息技术来培养教师，那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只依靠信息技术的方式完全不可能有效地解决教师问题，后续跟进的面对面的教师培训工作意义重大。落后地区真正需要的、最迫切需要的是现代化的人，而不仅仅是需要现代技术。通过对现实的考察，作者不得不认为“远程教育”范畴中的学习是极其低效乏力的，进行正规学习的效果不能得到保证。在正规教育范畴内，也许再也找不到比远程学习效果更差的学习方式了。在教与学时空分离的情况下，不可能具有高水平的教学质量，想尽一切办法对这种学习方式进行补救式支持也不可能根本跨越“时空分离”所带来的本源性障碍，真正意义上的“时空分离”的教学方式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培养出高水平的学生。试想，在面对面的教学环境之中尚且不能解决问题，更何况是“远程”了。在这个强调合作、交流的时代，“时空分离”的教学更显得不合时宜了。高投入根本无法换回高产出，在远程学习方面万不可投入过多，不可滋生“取巧”之心，而应该把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否则，只能是自欺欺人，浪费有限的资源。单纯依赖信息技术从本质上根本解决不了教师的专业发展以及学生的真正发展问题。人类发展到今天还没有出现一种学习方式比在学校、在课堂中学习，以及看书学习更能够有效地提高人的思维水平，也没有任何一种学习方式能够作为学习方式的主流从而代替教师与学生面对面式的教学。

正是人们对技术所产生的效果进行的反思，对技术的使用价值或实用价值的探讨，特别是对技术使用价值的“善与恶”二重性的深刻认识，逐渐形成了正负两面性的结论，即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两种相对的技术观。这种认识结果不乏“二元分立”思维方式的痕迹，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各种视角对技术观进行分析。技术乐观主义是指一种着迷于现代技术的奇迹，相信人类所遇到的一切问题都会有一种技术的解决的思潮。他们推崇技术，把技术看作征服自然并能够使人类朝向美好未来发展的手段。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来解决，也只有利用技术才能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不是由技术所致，而是由于技术还不够发达。在教育技术学领域，这种思潮也确实有所体现，持这种观点的论者有一种潜意识，总是相信任何教育问题都可以借助技术解决。因此就会不遗余力、挖空心思、想方设法地将信息技术运用到教学的各个方面，要求学生使用信息技术学习，同时要求教师使用信息技术工作。并且这些人通过这种潜意识，时刻暗示自己，只要使用信息技术，就会获得比传统教学要高得多的教学效果，从而逐渐对技术产生了盲目崇拜，并且夸大技术的作用。认为目前学校出现的各种问题主要是由于学生的和教师的技术不合格，不知道如何去做，因此应该使学生和教师的学与教“技术化”，而且这种技术是越复杂越好，不吝复杂，玄而又玄，使得教师和学生无所适从，不知所措。显然，技术乐观主义者把人类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技术，视技术为新的上帝，片面夸大技术的潜能。忽视了技术的自然属性对技术的制约以及技术的负效应。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简单化，忽视了技术的社会属性。他们不了解技术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显现，技术的应用始终受到社会需求所支配，还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在教学实践活动中，使用信息技术取得的教学成果，其实并非发轫于技术，而主要是由理念、思想和观点决定的。(www.chuimin.cn)

另外还有一些论者，十分关注技术给人类带来的消极影响，这种关注技术的消极性的现象虽然在古代与近代已经有着十分明显的表现，但毕竟技术还显落后，因而一直未能形成一种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只有到了20世纪以后，人类的技术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与日俱增，致使对技术的消极、悲观的看法活跃起来，并逐步形成了所谓的技术悲观主义。技术悲观主义认为技术的发展将直接主宰社会命运，并必然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而对技术采取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主张应停止技术的发展乃至完全取消技术。他们将技术看作是威胁人类及其自由的一种自主的、强大的非人性力量。他们深刻地反思技术给人类带来的诸如知识贫乏、能力退化、丧失主体权利和失去个性与自由等消极问题，从人的视角找到了出发点，关注人与技术的冲突，关注技术给人带来的威胁。很多技术悲观主义者认为，把人类生活交给这样一种无意识尤其是无道德意识的技术无疑会成为一种灾难。网络社会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下等酒吧。网络组织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对于人的社会性、人文性，以及人类的社会价值的影响是破坏性的。“不幸的是，技术一只手给予，而另一只手则常常索取。技术愈来愈忽略人类直接的相互依存。当我们的装置给了我们更大的个人自治的同时，它们也破坏了直接交往的亲切的关系网。机器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在宇宙中弹来弹去，可我们的社区却变得更脆弱、空虚和短暂，即使我们的连接多了起来”。

在各支悲观主义流派中，有必要特别考察一下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技术的基本认识。法兰克福学派所持的是社会批判理论，他们认为真正的理论必须是批判性的，而不是肯定性的。认为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人越来越依赖于技术体系，人与其说是利用技术，不如说是被技术所利用。因而人本身成了技术体系的附件、辅助，甚至是它的手段。技术已经成为左右人的行为与思想的新的统治形式和意识形态。该学派的著名激进旗手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的解放力量——物的工具化——转而成了解放的桎梏，成了人的工具化。技术给扩张性的政治权利提供了巨大的合法性。在这个宇宙中，技术也给人的不自由提供了巨大的合理性，并且证明，人要成为自主的人、要决定自己的生活，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技术装备在维持和改善个人生活的同时，又使个人屈服于主人——技术装备”。马尔库赛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指出，技术的统治不仅个人成了丧失否定性和批判精神的“单向度的人”，社会也成了“单向度”的病态社会。很显然，他的悲观主义观点是十分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