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文化举要:纪铭义理及其文化意义

2023-10-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解读纪铭义理，有助于深刻理解古代政治文化的内涵，发现其中的积极文化意义。其一，纪铭确立了泰山在古代政治文化中儒家思想的主体地位。儒家思想由于继承了上古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主体传统，从而在宗教信仰思想文化和礼乐制度等方面，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基础性的影响。人民有着独立存在的意义，并非是为君主而衍生。这一政治文化传统，对今天的政治法律建设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近现代以来，不少人认为《纪泰山铭》文词华丽，空洞无物。这种观点不免以偏概全，有失公允。解读纪铭义理，有助于深刻理解古代政治文化的内涵，发现其中的积极文化意义。

其一，纪铭确立了泰山在古代政治文化中儒家思想的主体地位。儒家思想由于继承了上古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主体传统，从而在宗教信仰思想文化和礼乐制度等方面，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基础性的影响。这一点，通过纪铭对古代实际政治中帝王思想表达的分析，可以再次得到证实。至少，在泰山封禅这样一种非常严肃的场合，公开的言论和思想表达是以儒家思想为基准的。也许，人们可以提出一个疑问，认为古代帝王是否张扬一种标准的儒家思想，是一个与帝王的能力和成就有关的问题。其实，当一位帝王具备足够的道德水准和政治能力以及良好的政治业绩时，他就会毫无顾忌地申明那些对帝王要求很高的儒家思想。因为持有这个高尚的儒家标准，就意味着人们会按照这种标准，衡量实际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生活，从而对政治产生影响。当时正值开元盛世，唐玄宗志得意满，急需将自己的心志理想和道德操守公示天下，所以他不再忌惮什么。《资治通鉴》第二百一十二卷开元十三年记载了一段李隆基与贺知章的对话，可以彰显唐玄宗东封泰山时的真实心境。“上问礼部侍郎贺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秘之？’对曰：‘或密求神仙，故不予人见。’上曰：‘吾为苍生祈福矣。’乃出玉牒，宣示群臣。”从唐玄宗破天荒的大胆举动中，可以窥见这位皇帝当时的政治底气。他之所以敢把努力操守的儒家道德标准公示于众，缘于在他当皇帝的14年中，实现了李唐王朝的再度繁荣，完全有资格这样做。正是这块史无前例的巨制石刻，奠定了泰山至高无上的儒家思想地位。时至今日，帝王封禅时代早已成为历史，但由帝王塑造的道德泰山依然是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形象，古往今来闪烁着永不消失的儒家精神。所谓“泰山安则天下安”，指的是人们的心性道德层面。登泰山犹如攀登道德高山，相信任何一位攀登者都有这种亲身体悟。如果朝拜者心中都树立起一座道德泰山，何愁天下不安呢？

其二，纪铭详尽地阐明了古代政治中帝王与人民的辩证关系。封禅作为古代有成就的帝王向上天复命和为百姓祈福的一种庄重礼仪，始终处于儒家一再阐发的政治天命观之中。这种政治天命观认为，“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君主政府产生于人民相互间形成合理秩序的需要，并且“天之生民非为君，天之生君以为民”（《荀子·大略》）。人民有着独立存在的意义，并非是为君主而衍生。相反，倒是为人民而存在的君主政府，却要承担保民、安民、利民和厚生惟和的职责。承担这一责任而治理天下，是君主所受的政治天命。他需要仁德、才能和业绩，并使他治下的人民获得实际的福祉，否则，“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尚书·大禹谟》）。君主是否能做到这一点，或者说他是否真正履行了所受的政治天命，是由授予君主权力的上天进行评判和赏罚的，而上天的意志是听取来自君主统治下人民的意见和对君主政治的反应形成的。它意味着君主以让人民满意的方式和实际的政治业绩，向授予皇权的上天证明自己的资格和政绩。一个成绩太差的君主，是没资格向上天交待的，而昏君暴君则更没有理由存在下去。如果一个政权推翻前一个政权，并说明自己这样做合法正当的理由，就必须按照同一个标准，接受政权存在的政治风险，并把推行仁政视为自己应尽的义务。所以，只有那些治国有方、人民满意、有德建功的君主政权，才会依照传统到泰山封禅。封禅对一位帝王来说，是向上天的政治述职，并调动出人民的政治议论，助推天下百姓对王朝政权与自己关系的理解。无颜面天的君主，与厥功居伟的皇帝，也许并不存在政治理想的差别，但他们的政治能力和治国业绩，却影响着他们对儒家思想的最终态度。儒家思想的基础性，表现为从政价值观和政治理想到礼乐制度的一个基本框架。即使以反儒著称的秦始皇，也没能真正跳出儒家思想的继承系统。否则，“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政治权力运作就成问题了。古代政治中这种帝王与人民辩证关系的阐述，对今天如何认识和处理官民关系，仍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其三，纪铭明确地提出了“思立人极，以见天则”的人权思想。“立人极”源自《尚书·洪范》中的“皇建其有极”。汉代学者孔安国传曰：“皇建其有极，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谓行九畴之义。”唐代孔颖达疏：“人君为民之主，大自立其有中之道。”《周易·系辞》则有把天、地、人称为“三极之道”的说法，人是天地之间的一极。在人与上天的精神关系中，人依其天道性理而确立了具有纵向神圣价值的极性。人的生命存在，不是来自横向的社会关系，而是来自天生的价值赋予。所以，“人极”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人权观念。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把人权确立于国家政治法律制度中。人的价值思想，本身是一种文化。只有当现实的政治制度把这种思想和价值确立于保障体系时，它才是一种得到实现的思想和价值。可见，“皇建其有极”，或唐玄宗所言“思立人极”，均是说皇帝将人极确立在政治制度秩序中，成为一种王法。该制度秩序把人看成是一个价值极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这里，皇建其有极或思立人极是当政者政治意志下的王法，但这个王法必须体现和实现天道法则。也就是说，主观的王法要尊重和按照客观的天道法则来订立。这一点是古代政治天命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是皇帝所受政治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在这篇封禅纪铭中，唐玄宗向上天所发的誓言，等同于向天下发表人权保障宣言。在古代实际的政治中，皇建其有极，或皇帝思立人极，具体落实为安民保民的政治法律体系。古代的司法体系，肩负着皇帝对上天所承担的这一使命。这一政治文化传统，对今天的政治法律建设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其四，纪铭为民主思想展开的可能性作出了理念铺垫。在《纪泰山铭》中，人们似乎看不到古代帝王思想中的民主意识。虽然世界上的“民主”一词最早起源于中国，但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民主”一词却是特指人民的主人，也就是位高至上的帝王。《尚书·多方》载：“天惟时求民主”，“乃惟成汤克以尔多简代夏作民主”。大意是讲上天在适当的时候会为民求主，只有成汤采纳众议代替夏桀作了人民的统治者。这是儒家思想的传统政治观。这种政治观在谈论政府与人民关系的问题时，不乏民本思想的表达。正如《孟子·尽心下》所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以说，民本思想是民主思想的重要构件和前提。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是指在社会自治的前提下，由人民决定服务于他们的政府性质、任务和人事的政治生活方式。在这里，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中如下两方面对民主思想展开的可能性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是天人精神关系，使人在基本价值上从“立人极，见天则”的传统中产生了价值独立性，这是人民和社会自治的思想基础。荀子所谓“天之生民非为君，天之生君以为民”，实际上就已经确立了人民不是为君主而存在的独立性。“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或者《纪泰山铭》中“维天生人，立君以理”的政府理论，表明了从人民相互关系的秩序中产生政府的思想。它意味着政府从人民和社会的公共事务需要中得到天下为公的思想，这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是早就存在的。另一方面是上天君主与人民上天的政治循环，构成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天命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君主（政府）的权力和使命，来自于通过民意所表达的上天对君主（政府）的政治选择。只要民意被有效地识别为体现于人民之中的天道性理对政治的反应，那么，政府与上天的政治受命关系，就可以通过民主的形式来体现。如果众望所归是一种天意，那么，人民用选票所表达的政治意愿就是最合理的形式。

通过对《纪泰山铭》的肤浅解析，可以看出当时的唐玄宗在政治上是比较清醒的，所思所言也是真诚的。然而，历史定位他却是一个自食其言的皇帝，因沉湎声色、荒废朝政而导致了天宝十四年（755）的“安史之乱”，不仅终结了自己的政治天命，而且使天下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从此有唐一代由盛转衰，最终走向了灭亡。可悲的是，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皇帝中不乏唐玄宗式的政治天命观，但任何朝代都没能摆脱易姓而王的兴替规律。说到底，任何一位皇帝都没有将人民当作人来看待，更没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当回事。究其根本原因，乃封建专制使然。要真正使《纪泰山铭》所宣扬的政治天命观变为现实，别无选择，只能推翻帝制，实行共和。这就为近代中国所发生的革命找到了最有说服力的理由。

主要参考文献：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www.chuimin.cn)

陈苏镇编：《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林甘泉著：《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张用衡著：《泰山石刻全解》，山东友谊出版社2015年版。

【注释】

[1]［明］王思任《登泰山记》：“窥舍身崖，有大人先生以《孝经》作法律，巨书于石。”即指此。今刻石已不见。

[2]转引自［清］唐仲冕编撰、孟昭水校点集注：《岱览》卷第九《分览一》，泰山出版社2007年版，第280页。

[3]《纪泰山铭》全文见［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二十三《礼仪三》，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08～6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