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文化举要:宗教形成过程及影响

2023-10-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进入统一的专制国家后，在传统宗教崇拜基础上形成了作为国家最高礼仪的封禅制度。泰山的神圣地位，对“儒教”（儒学）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助推作用。可以说，中国古代佛教刻石中主要的各类形制在泰山地区都有所显现。泰山儒、释、道三家的形成与发展，以致最终走向三教合一，是在自由争鸣的和谐氛围中完成的。

泰山文化学者刘惠先生从上古历史与近代考古发现的成果出发，归纳了从新石器时期就存在于这一带的泰山崇拜与祭祀形式，指出“祭祀泰山成为王者功成后取得最高祭祀特权的一个标志，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进入统一的专制国家后，在传统宗教崇拜基础上形成了作为国家最高礼仪的封禅制度。“封禅，就是在泰山形成的大山崇拜的最高形式。它是以功成受命为核心，以天人感应为特征，构筑成一代帝王将兴之时的一种命定论模式。它以特定的形式和独到的内容以致成为历代帝王统一天下、改制应天的重大政治活动，构成泰山崇拜的特殊形态。”通过对泰山刻石的制式、规模、内容及其艺术形式，结合历史文献加以研究，就会深人了解、认识中国古代封建礼制社会，同时对于泰山及有关神衹在中国古代宗教崇拜中所占有的崇高地位，做出全面的解释。^[6]

由于儒家始祖孔子的故里位于泰山之阳的洙泗一带，泰山刻石自然与孔子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鉴于孔子在古代思想与封建社会中的崇高地位，纪念孔子以及与孔子家乡、史迹有关的古代刻石也有大量保存。除毗临泰山的曲阜地区存立大量孔庙祭祀碑刻外，在泰山中路起登点就有“孔子登临处”牌坊匾额刻石，泰山之巅还有标志“孔子小天下处”的碑记以及孔子崖的题诗等刻石，表现出中华民族对万世师表孔子的尊崇。与儒家教育有关的一系列泰山书院碑记，也是这里重要的文化教育史料。泰山与其周边的这类刻石，组成了一个有关古代儒家思想与孔子家族历史的专题研究资料库。泰山的神圣地位，对“儒教”（儒学）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助推作用。

后起的道教和舶来佛教均把泰山作为重要的传播中心。泰山由于其名山胜地的特色，很早就成为佛教寺院的聚集地。北朝时期，这里是北方佛教的一个中心。著名的北齐泰山经石峪摩崖刻经，昭示着泰山与佛教结缘的悠久历史。因此，泰山保存了著名的古代佛寺与有关的大量刻石，构成了泰山刻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泰山刻石中的一个显著特色。唐代以降的重要寺庙碑刻，如灵岩寺的唐《神宝寺碑》、宋《五百罗汉记》、宋《千佛殿碑》、宋《灵岩道场碑》、金《灵岩寺田园记》等等，均是了解泰山地区佛教寺院兴革与寺院建筑装饰、寺院经济等方面具体情况的良好材料。泰山刻石保存的释家信仰完备资料，还可以从元代宗教刻石中窥其一貌。元廷对佛、道寺观有过特殊的保护与赏赐，曾经颁发过多道圣旨，这些情况通过记录当时有关圣旨的碑石得到了验证。这批刻石由于使用当时特有的蒙古文直译的汉字白话文书写，曾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蔡美彪先生专门编辑过《元代白话碑集录》一书，其中收入了在泰山寺庙中保存的多件元代圣旨碑文^[7]。泰山刻石在保存古代石刻资料上的功绩，由此可见一斑。这些佛教石刻的种类非常丰富，包括刻经、造像、石塔、经幢、碑记、图碑、塔铭、题记等多种类型。可以说，中国古代佛教刻石中主要的各类形制在泰山地区都有所显现。

道教在泰山留下的石刻资料相对较少，但其价值却毫不逊色。如泰山岱庙著名的唐代双束碑，记载了唐高宗李治、皇后武则天封禅泰山之前委派道士到东岳设醮祭祀的活动，上面分层刻写了从唐高宗开始六帝一后历次修斋设醮的经过。如“显庆六年（661）二月廿二日，敕使东岳先生郭行真、弟子陈兰茂……奉为皇帝皇后七日行道，并造素像一躯，二真人夹侍。”这一系列题记，表现出唐代道教的兴盛景象，也说明了泰山在道教思想中的重要地位。而后，元代的道教大师丘处机也与泰山有过密切的关系。他的弟子妙真大师在泰山传道，现有岱庙的中统二年（1261）《长春观记》碑刻为证。其他如前述明万历年间的《皇醮记文》《皇醮碑记》等、三阳观南保存的道士墓碑等，都是道教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www.chuimin.cn)

同时，泰山刻石中还记载着宗教中外交流的史实。泰山普照寺明代《重开山记碑》云：“永乐间，粤高丽僧云公满空禅师等数僧，航海而来，达于京师，钦奉圣旨，敕赐金襕袈裟及送光禄寺筵宴，遣官送赴南京大界寺住坐。宣德三年（1428）亦亲奉圣恩，着礼部各给度牒一道，敕令天下参方礼祖。禅师因登泰山方（访）古刹。”据《朝鲜王朝实录》（又称《朝鲜李朝实录》）所载，明永乐十九年（1421），曾发生僧人偷渡事件：“僧适休与其徒信乃等九人，往平安道香山，乘桴渡鸭绿江，逃入辽东。”^[8]可见当时来华的朝鲜人不在少数，而“禅师因登泰山方古刹”的刻石记载，则见证了泰山佛教对外交流的史实。而泰山佛教的发展，正是在相互交流中获得长足发展的。

泰山儒、释、道三家的形成与发展，以致最终走向三教合一，是在自由争鸣的和谐氛围中完成的。仍以泰山经石峪为例，刻经系佛家语说，但遍布周际的题刻，却旗帜鲜明地书写着对佛经的不同见解，酷似一幅百家争鸣图。延伸佛家境界的，当数石坪西侧山崖刻石，镌有“高山流水”、“晒经石水帘”、“深趣”、“水石阴森”、“试剑石”等题名，其意其景如“高山流水亭记”所述：“余嗜鼓琴，辄顾从者曰：‘夫是倚泰山麓之壁也，斯不亦高山乎！夫是临水帘之泉也，斯不亦流水乎！为了授弦之，邀泰山之神，聆广陵之散。若将巍巍乎志在高山也，又洋洋乎志在流水也。也是神品，亦为神解。’”此刻正应了“鼓琴深趣”之意，借钟子期善解伯牙琴音之典故，刻画在不染丝毫浊气的深山幽谷之中，流水、经文相为知音，参佛明志，洗涤神魂，别有一番空灵之气。这则亭记，不仅充盈着佛家灵境，也贯注着道家的静穆。而在石坪之北，陡然而立的则是一段高起石崖，上刻“经正”两个大字，旁为跋语：“孟轲氏云：‘君子反经而矣。经正则庶民兴。’石上这经亦经也，今以圣经反之，故曰‘经正’。”此刻为明代肥城致仕右副都御史李邦珍所书，旨在辨经真伪，挑战佛家经典，打出了“反经”的旗号。石坪北侧还有汪玉的《历代文论》《诗经·周颂·般》篇及跋语刻石，也以儒家思想辩论佛家。由此可见儒释道等教派在泰山相争相融、彼此依托、共同发展的轨迹。

泰山文化举要:宗教形成过程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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