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刻石珍贵史料集，具有独特历史价值

2023-10-2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蕴藏史料方面，泰山刻石中表现尤为突出，与其他名山大川相比，堪称独步天下。现存最早的《秦泰山刻石》，历代史家、学者均视为研治秦史之首选文献。复次，泰山刻石具有补充史料作用。至少可以让后人比照官方文献，公正地作出判断和评价。泰山凌汉峰保存的两处南宋建炎元年摩崖石刻，记载了泰安石匠姜博士和道士孙上座招募义军、在泰山安营扎寨的史事，是文献中不多见的珍贵史料。

记录的历史主要靠文字表达，而文字则可依赖不同的物质载体存留于世。镌刻于金石上的文字，最大的优点是不容易被篡改，始终保持着本来面目，因而被人们所重视，由此诞生“金石之学”，成为后世“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泰山现存的历代刻石，常常能解答因文献不足或记载讹误而造成的历史疑惑。

在蕴藏史料方面，泰山刻石中表现尤为突出，与其他名山大川相比，堪称独步天下。从秦始皇的一统天下，到南北朝的战乱纷争，从汉唐盛世到两宋王朝的没落，乃至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元明清诸代。无论是帝王将相的封禅祭祀之举，还是平民百姓的朝山之愿；不管是文人墨客对秀山丽水的吟唱，抑或官逼民反、揭竿而起的流民起义，在泰山刻石的文字中均有准确、牢靠的记载，可与文献所述相互佐证，辨识真伪，穷原竟委，在治学、勘误、补史诸方面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首先，泰山刻石具有研史治学作用。现存最早的《秦泰山刻石》，历代史家、学者均视为研治秦史之首选文献。自宋以降，研究此石的金石著作颇多，除欧阳修、刘跂外，董逌的《广川书跋》卷四、赵明诚的《金石录》卷十三、陈思的《宝刻类编》卷二、杨慎的《金石古文》卷三、都穆的《金薤琳琅》卷二、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卷一、张习孔的《云谷卧余》卷十四、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一、阮元的《山左金石志》卷七、王昶的《金石萃编》卷四等书，均载有《秦泰山刻石》的考论。宋人刘跂云：“余登泰山，睹秦相斯所刻，退而案史迁所记，大凡百四十有六字，而差失者九字。”^[4]说明在北宋时期，泰山秦碑仍然保存基本完好。历代学者之所以密切关注《秦泰山刻石》，是因为秦代建立统一集权的封建王朝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对于促进中国华夏各族的融合、构建大一统政治文化体系、构筑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起到了开天辟地的奠基作用。

现存岱庙的《张迁碑》，除追述其祖上张仲、张良、张释之、张骞的功绩外，还歌颂了张迁任职谷城长时的政绩，尤其所载的“黄巾初起，烧平城市。斯县（谷城，今东平旧县乡境内）独全”史事，可与《后汉书》卷六十一所载“燔烧值府，劫略聚邑，州君失据，长吏多逃亡”相互参照，得出当时谷城一带地主豪强集团势力强大、有效抗拒黄巾军进攻的考史结论，其文献价值十分珍贵。《衡方碑》记述了衡方一生的经历与功绩，细观其文，可以体察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羊祉墓志》《羊祉夫人崔氏墓志》等碑碣的出土，可以帮助今人解读南北朝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尤其对探讨羊氏家族在泰山的兴衰，具有重要的史料索据意义。

现存岱庙的《双束碑》，立于唐高宗显庆六年（661），是唐代六帝一后在泰山建醮造像的记事碑，碑文37处，从高宗李治延续到德宗李适，计137年。另外，还刻有宋诗四首，碑刻时间总跨度为453年。碑文的内容既有修斋建醮、造像记事，也有题诗、题记、游记。碑中有武则天所造“天、地、日、月（两次改写）、星、人、初、正、年、圣、授”等十余字，是从一个侧面研究武后政治用心的第一手资料。从铭文表面看，是唐朝皇室崇道的记事碑，但折射出的却是宫廷内部激烈斗争实质，可补文献史料之不足。尤应注意的是，武则天执政时期造字甚多，武周朝终结后，除一个“瞾”字留存史册外，其他造字皆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淡出人们的记忆，被排除在汉字体系以外，不为后人辨识。岱庙“双束碑”的存在，为武氏造字提供了参照摩本，对研究女皇造字史、探求这位千古一帝的心路历程，具有不可多得的参考价值。同时还能领略一代女皇敢于挑战传统文化的刚毅性格和巨大勇气，管窥有唐一代女性的自由奔放个性及其不拘旧制的行事风格。

其次，泰山刻石具有勘误校证作用。现存岱庙的《孙夫人碑》，除了使后人能够详解孙夫人的生平事迹外，还有校证志书的功能。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随父宦游泰安的钱塘学者江凤彝（字秬香），在新泰北境新甫山下张孙村发现了《孙夫人碑》，并细心拓片。清代金石学人黄易等12位方家在其拓片上各题《得碑图》，成为考碑史上的一件盛事。其中黄易在《新甫得石图》中跋曰：“昔见新泰县志，有晋任城太守李夫人碑，求之弗获。乾隆甲寅（1794。按：应为癸丑年，公历1793年），江子秬香拓此碑寄观，额曰晋任城太守夫人孙氏之碑，始知志载误孙为李也。”（转引同上文）如果没有碑刻佐证，“误孙为李”就会以讹传讹，致使地方志书的错谬记载永远得不到更正。(www.chuimin.cn)

关于黄巢起义军，被新旧唐书丑化为穷凶极恶的杀人魔鬼和强盗贼寇，而在泰山西麓陶山“尊胜陀罗尼经幢”（俗称“广明经幢”）的刻文中，对黄巢义军则有不同于正史的记载。今肥城北部小泰山之上有黄巢古寨遗址，旧时此经幢立于古寨西南一公里处的陶山幽栖寺遗址中。唐广明二年（881）的“尊胜陀罗尼经幢”，刻文62行，每行93个字，共5766字。文中主要记载了范蠡古迹和幽栖寺的历史、佛教在内地的流传经过以及施主贾誊、樊亮等出资兴修殿堂和经幢的功德等内容。尤其重要的是，文中提到了黄巢义军路过陶山的情景：“乾符五年（878）五月，黄巢部过泰山以西陶山一带，沿途概不扰民。”“至（乾符）五年正月下旬，遇黄巢草军经过，公于此时为母尊年，孝心恳切，不避捐躯，竭力袨候。人马往来约百千万，虽罄家资，且喜慈亲万福，骨肉不被俘虏，所在园牛马悉皆如故。”证实黄巢义军行军所过，纪律严明，除征收必需的钱粮供应军需外，并未伤及沿途百姓，民众多有亲身感受，对黄巢义军赞赏有加。“尊胜陀罗尼经幢”现存于泰安岱庙内，经幢所记黄巢义军内容，让后人看到了与两唐书相关记载截然相反的一面，能够客观公正地认识、评价黄巢起义那段历史。

复次，泰山刻石具有补充史料作用。历史上依托泰山举行的农民起义，很少见诸地方志书，即便录有零星文字，也均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多着墨于官方行事，极力贬损、省略义军活动，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真相。而泰山记载农民起义的刻石，就从义军的角度表述了事相原委，起到了难能可贵的补史作用。至少可以让后人比照官方文献，公正地作出判断和评价。泰山凌汉峰保存的两处南宋建炎元年（1127）摩崖石刻，记载了泰安石匠姜博士和道士孙上座招募义军、在泰山安营扎寨的史事，是文献中不多见的珍贵史料。在元代的泰山刻石中，万仙楼桃花洞中保存着一则映现元末红巾军起义的刻石，刻于至正十八年（1358），文字揭示的元末农民起义阶级斗争性质具有特殊意义。正如当代学者邱树森所言：“刻石不仅对我们了解毛贵部红巾军在鲁南的战况至为重要，而且也为我们了解岌岌可危的元朝统治者依靠地主武装——义兵来镇压红巾军提供了确凿的实物证据。”^[5]

泰山刻石补史作用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三阳观以建醮为主要内容的三通碑碣：立于玉皇洞东侧的《皇醮记文》碑、西侧通道之西的《皇醮碑记》以及三官殿前的《泰上老君常清净碑》。三通碑文所记，为厘清明万历年间的“国本案”（又称国本之争），提供了新史证，可补国史之不足。明神宗朱诩钧于万历十一年（1583）晋升郑淑嫔为德妃，次年又升为贵妃，为皇三子朱常洵的生母。郑贵妃出于为亲子争夺太子位的政治目的，一面联络朝廷重臣不断向神宗进谗言诋毁太子朱常洛，紧锣密鼓地阴谋易储事宜，一面于万历十七年（1589）、二十二年（1594）、二十三年（1595）三次派遣近侍太监来泰山建醮进香，并勒石铭记。其中万历二十二年的《皇醮碑记》中，就有“上祝皇帝万岁，享圣寿于无疆，寿遐龄，衍天年于不替，四海澄清，太子纳于祥之吉庆”字样。而在万历二十三年的《泰上老君常清净碑》中，则有了“大明皇三太子发心刊板永远施舍”的落款。显然，此处的“太子”和“三太子”是指郑贵妃之子朱常洵，而非储君朱常洛，暴露了郑贵妃先声夺人、急于易储的心迹，同时也昭示了万历皇帝的政治倾向。巧合的是，正当东宫易主的图谋即将变为现实之际，突发的泰山地震摆平了万历皇帝的心理失衡，惊破了郑氏集团的易储美梦，使万历朝得以固本、朱常洛顺利继位。三阳观三通皇醮碑文，为后人详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还有，关于明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兵锋是否剑指泰安一事，地方志书虽有片言记载，但无实物资料支持。进入21世纪后，泰山学者周郢先生通过考辨新泰、肥城等地出土的碑碣，证实闯军曾经跃马扬鞭泰汶地区，从而填补了实物史料的一项空白。

还有，泰山刻石的不断出土，澄清了元代著名道人张志纯的一宗谜案。其生前挚友元好问、杜仁杰、徐世隆皆留有称颂张志纯的诗文碑铭，如元好问脍炙人口的诗作《送天倪子归布山》，杜仁杰永垂后世的名篇《天门铭》和《泰安阜上张氏先茔记》，徐世隆则有《记梦》《天倪子赞》《送天倪子还泰山》等。然而，诗文、志书对元主为张志纯赐号改名以及委任其提点道教官诸事却语焉不详。清道光七年（1827），柴兰皋在蒿里山发现了徐世隆撰文的《重修东岳蒿里山神祠记》碑，同道纪禹贞文运至岱庙保护，今嵌岱庙汉柏院碑墙。柴兰皋和禹贞文分别撰文记述该碑的发现及保护过程，并合刻一碑。其中禹贞文写道：“碑版往往与史乘相发明……《元史·徐世隆传》仅书其字，而不及别号复斋。《泰山志·天倪子》只言元主赐号改名，而不及为提点道教官。此碑足以补前人所未逮。末行云岳祠官，即今岱庙无疑。况诗、字俱佳，尤堪宝重。”（引自岱庙现存碑）《重修东岳蒿里山神祠记》的发现，证实了元世祖忽必烈为张志纯赐号改名、委任提点道教官职的史实存在，具有弥足珍贵的补史价值。

泰山刻石珍贵史料集，具有独特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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